錢穆在《人生三路向》中說，人生有向外的，也有向內的。人生向外伸張，可逐步充實，不斷擴展，但也有其局限。“生命自我之支撐點，并不在生命自身之內，而安放在生命自身之外，這就造成了這一種人生不可救藥的致命傷”。而向內的人生，是轉向人生的內部。“說也奇怪，你要向外，便有無限的外展開在你的面前。你若要向內，又有無窮的內展開在你的面前”。向外與向內都是無窮的，無個止境。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都有其局限。“向外的人生，不免要向外面物上用功夫。而向內的人生，則只求向自己內部心上用功夫。然而這里同樣有一個基本的困難點，你若擺脫外面一切物，遺棄外面一切事，你便將覓不到你的心”。向外的局限是有可能受制于外物，向內的局限則可能找不到心靈。換個說法，人生有向前的，也有向后的。向外的人生多是向前的，向內的人生則多是向后的。但還有一種致力于當下的、現實的、眼前的。“儒家說性，不偏向內，不偏向心上求。他們亦說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們不反對人追求愛，追求富。但他們也不想把人生的支撐點，偏向到外面去”。此種人生是要內外調和、心物交融、盡己之性。如此人生便是有福的，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實地，安穩向前。

換個角度，錢穆在《人生三步驟》中認為人生的第一步驟是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其意義與價值是用來維持和保養人的生命存在。“直到今天科學發達，物質文明日新月異，我們的衣食住行同古代歷史上的絕不相同了，但實際照我們人的生命立場講來，衣還是衣，食還是食，住還是住，行還是行，在生活形式上古今雖有別，但在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上，還只限于第一階段。縱說在生活上有一些進步，仍只限于生命的維持與保養之手段上，還是差不多”。這是人的生活中比較接近自然的方面，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不過生命不只是表現在生活上，還另有表現。“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專為吃飯，專為穿衣，專為住房子，專為行路的。我們應該除了衣食住行以外，另有我們人生的行為，兼及事業，此始是人生之主體所在。所以我們要求生活，要求衣食住行的滿足，只需是最低限度的，能夠維持我們的生命就夠了。下面是我們的行為了，人生的第二步。此一部分卻不能僅求其最低限度之滿足，而應有其無限發展之期望”。生命的發展，不僅要有其職業，尤其表現在事業上。對古人來說，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番作為。第三步是人生要有個歸宿。“中國人講人生的歸宿在人性。天命之謂性”。合而言之，就是天性。人生，就要盡其天性。“所以我們做人第一要講生活，這是物質文明。第二要講行為與事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人文精神。第三最高的人生哲學要講德性性命。德性性命是個人的，而同時亦是古今人類大群共同的。人生一切應歸宿在此”。

錢穆在《人生的目的和自由》中說，人在求生存的目的之外，還有其他目的，且因這許多目的而有其意義。“有目的有意義的人生，我們將稱之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別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為唯一目的之人生”。自然的人生，以求生為目的，生老病死等，都是自然的安排。與自然的人生相對，還有人文的或文化的人生。“文化的人生，應便是人類從自然人生中解放出來的一個自由。人類的生活，許人于求生目的之外，尚可有其他之目的，并可有選擇此等目的之自由，此為人類生活之兩大特征，亦可說是人類生活之兩大本質”。文化的人生，便是人類從自然的人生中解放出來的一個自由。而文藝之類，大都是表現此種人生及自由的。錢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文學》中說：“中國古人，使語言文學化，文學人情化。一切皆以人生之真情感為主，此即是中國文化精神。”歷史重在人，文學也重在人。“中國人的人生，在文學中只如一首詩，唱了再唱，低徊反復，其實只是這幾句話，只是這一顆心”。這顆心，便是文化的人生的綜合。錢穆在《如何安放我們的心》中說，人心可以擴大，由己心走向他心，從而達成心的溝通。此心又可關聯上下古今，因而當下心也是歷史心與文化心。心的安放，是要放在道之內，或仁義之內。如此人心也就成了道心，即道義或仁義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