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兵而興的鄉鎮，無論朝代如何更迭，世風如何滌蕩，都難隱其深入骨髓的金戈氣象。江山的廿八都就是這樣。

廿八都的金戈氣象還得從黃巢說起。本來，我對黃巢向來沒有什么好感，且不說這個不第秀才舉兵造大唐的反而“流寇”大半個中國的行狀無甚圈點處，單就其兵圍陳郡以人肉當軍糧這件事，就足夠讓人齒冷千年的了。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殘忍野蠻的所謂“沖天大將軍”，卻讓仙霞嶺下的廿八都染上了金戈之氣而千年不散。讀過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公元878年，黃巢采取流動作戰方式，領兵渡江，向唐軍力量薄弱的江南進軍，先后攻下江西、浙江許多州縣，又于一月之內開修七百里山路，通過浙閩交界的仙霞嶺，進軍嶺南。由此可見，黃巢這廝，食人吞骨是把好手，開路通關也是把好手。

顯然，黃巢之前，廿八都是否立村叫何名稱史無可考，黃巢之后，廿八都開基卻是于史有據確乎事實——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江山設都四十四，此地排行第二十八，得名廿八都。由于廿八都坐落于仙霞關下和仙霞古道旁，而仙霞關與劍門關、函谷關、雁門關號稱中國四大古關，仙霞古道乃兩浙入閩必經之途。雄關古道控扼浙閩交通，素有“東南之鎖鑰，閩浙之咽喉”之稱。如此險要的地理位置，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在此屯兵演武勢所必然，留存完好的“浙閩楓嶺營總府”衙門是為明證。至于古鎮的文昌宮所透出的鼎盛文風和老街濃郁的商貿氣息那也不過是駐屯軍的后裔與時俱進的衍化結果，構不成支撐古鎮千年不化的內核。

黃巢“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一次行軍，打通了閩浙千古屏障。從此，仙霞關隘和仙霞古道有了人跡；從此，廿八都有了兵營；從此，大山深處的寂寞被雞鳴、犬吠、鼙鼓、號角的雜音所擊破。駐軍意味著營房，意味著生活，意味著娛樂，于是廿八都由原來單一的兵營變成了軍民雜處的集鎮。于是商賈在這里貿易，貨物在這里聚散，旅人在這里打尖。而軍旅屯戍之兵，自然來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于是語言在這里混雜，風俗在這里融合，建筑在這里薈萃。這種雜亂無章的格局的出現，意外地打破了江南農村聚族而居的傳統，造成至今古鎮9種方言同流，百來個姓氏并存。在建筑風格上更體現出移民雜居所必備的闊大胸懷：徽派的馬頭墻，浙派的屋脊，贛派的檐櫞，閩派的土墻。這種兼容并蓄各取其優的奇葩模式，足令建筑學家們嘆為觀止。

古鎮的兵戎機鋒貫穿著有唐以來的歷朝歷代，而古鎮的容顏品相卻定格于明清之際，且延續當下。古鎮究意如何躲過種種硝煙兵火似乎值得探討。但我想有兩個原因不容忽視：其一是古鎮深鎖于崇山峻嶺之中，又倚仗易守難攻之仙霞關和盤旋崎嶇的仙霞古道，得了地利；其二是古鎮將領統兵有方，只守備御敵，不輕啟戰端，不侵擾百姓，不與民爭利，得了人和。所以古鎮雖歷代屯兵卻無戰事或將戰火引向鎮外，使得古鎮容顏不改，使得古鎮寧靜如初。

今年初秋，我應邀參加江山舉辦的“助力鄉村旅游”采風活動，再次踏進了廿八都古鎮。前一次自駕游，浮光掠影行色匆匆，混個路熟而已，沒留下多少印象。這次采風需交作業，自然不敢掉以輕心。何況同行的擅長寫民俗的作家鄒全榮兄，一雙賊眼總是盯著古厝、古橋、古磚雕、古陶瓷、古農具等古董不放，為避與其選題“撞衫”，我只得劍走偏鋒另問戎機了。我站在珠波橋頭的村碑前，頭頂是高峻拔峭的仙霞嶺，足下是清流潺湲的楓溪河，面前是一片在樹木掩映下擠擠挨挨的青磚黛瓦的古屋村落。過廊橋步入條石鋪就的曲曲折折的老街，兩旁古香古色的民居、商鋪、旅店、景點一個個像張著誘惑的大口，將游人分別吸附而去。我獨自尋訪著古鎮軍旅驛站的游絲隱帶。

街右上方的略高處，一座氣派非凡的古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原來是駐軍署衙，氣象很是森然。衙門口蹲踞兩尊咧嘴呲牙的石獅子，正門上懸“浙閩楓嶺營總府”金字牌匾，門廊下架一個渾身通紅的牛皮戰鼓，門柱楹聯曰：“曉日旌旗開寶帳，春風鼓角動轅門”，大廳正堂匾額上書“精忠報國”四個大字，兩廂羅列刀槍劍戟十八般兵器。據載：浙閩楓嶺營始建于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設有游擊、守備、千總、把總等將校官佐數人，轄兵千數。

衙門后堂兩架古炮之間立著鄭成功的塑像，只見鄭成功金盔金甲全身披掛，一手叉腰，一手按劍，目視前方，率軍攻戰之勢呼之欲出。不明就里的人會覺得鄭成功現身廿八都難免有牽強之嫌，其實只要稍加分析明末清初鄭成功抗清這段歷史，亦能找出他駐馬廿八都的跡象。據載：“清順治三年（1646年），清兵過仙霞關進入福建，鄭成功之父鄭芝龍降清。鄭成功收集舊部，堅持抗清，曾先后圍攻福州，攻破臺州。順治十六年（1659年），鄭成功聯合浙江張煌言等發起反攻，直逼南京，震撼滿清王朝，江南民眾紛紛起兵響應。后圍攻南京失利，退回廈門。”鄭成功這一進一退，仙霞關是必扣之關，仙霞古道是必行之路，廿八都是必駐馬籌糧之所。如果從“江南民眾紛紛起兵響應”來推測，廿八都居民必擔壺引漿以勞義軍，鄭家軍也必將傷病員留在村中療養，繼爾或成為古鎮的新居民。

又一處嶄露兵鋒的宅第引起我的關注，那便是“中美技術合作所廿八都女特工訓練班”陳列館。這所古宅原主系姜守全，姜曾任國民政府吉林省財政廳廳長、軍統局中校處長，與戴笠交往甚密。戴笠選擇此處培訓女特工，想必有三條理由：一是廿八都地處高山密林，日寇尚未染指，易于隱蔽；二是廿八都素為屯兵之地，各種軍事設施齊全，居民司空見慣，不致引起恐慌；三是姜守全系自己部下，交誼甚好且其又在外地為官，宅第容易被征用。據館內資料顯示：1941年，戴笠從杭州、嘉興、湖州流亡的難民中，挑選16-21歲的女青年在廿八都姜氏祖宅進行嚴格訓練，培養一批特工諜報人員，分赴抗日前線，有的甚至被編入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從館中陳列的槍械、佩劍、電臺、獎章、軍裝、便服等等諸多實物來看，特訓技能相當專業，教學工作相當敬業。至于創辦者戴笠之功過，本人位卑言微，不宜妄議，但立于大門照壁下的石碑上章士釗的題詞似乎可作參考：“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評。”須知章士釗乃湖南長沙人，曾任民國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民國國民政府參政會參政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像這樣有權勢有聲望的官員學者的評價想必不會太離譜。

我走出陳列館，駐足欣賞跨街聳立的石牌坊上不知哪位名家題的“仙霞衿束”的書法，想從古鎮的金戈氣場里抽身出來，但石柱上渴望古鎮文武雙修人才輩出的聯句——“經文緯武文武道善向文武”，又讓我惦記起古鎮西邊坂頭至花橋一帶的古校場、演武廳、靶場是否還有跡可尋。

“坂頭陳”與花橋

我重新審視鄉邦文化緣起于山西作家韓石山的一句話。他說：“一個寫作者，不能一條路走到黑，應當是，青春作賦，中年治學，晚年研究鄉邦文獻。”回首來路，我雖業余寫作多年，青春時代也曾作過賦，而中年卻不知治學，至于涉獵鄉邦文獻似乎是淺嘗則止，著實有點愧對生于斯長于斯的那方水土，尤其是那蘊含深厚的邑里人文。

我的故鄉在閩北政和洞宮山腳下一個名叫坂頭的村子，立村年代似乎很是久遠，大約在唐初的一次軍事行動。公元669年，河南固始人陳政受大唐朝廷之委派任嶺南行軍總管率兵入閩平亂，途經江西，原在西晉末年“衣冠南渡”時自河南淮陽徙至江西信州避亂的陳氏子弟聞訊紛紛從軍征閩。由于閩地山高林密，道路崎嶇，一小隊由陳氏子弟統領的哨探迷路于洞宮山，并染上瘴氣，與南進大軍失去聯系，進退維谷，只得在蟠溪兩岸水草豐美處安營扎寨，邊養病，邊等候征閩大軍的信息。誰料這一等營寨便等成了坂頭村落，兵士等成了坂頭陳、魏、葉、祝四姓的祖先。

雄峙于閩東北的洞宮山，南接戴云山，北連武夷山，平均海拔千米，既是浙贛入閩之門戶，也是交通中原之屏障。山勢如被人遺棄的一只軍靴，東、西、北三面刀劈斧削般峻峭，南面如階梯漸次平緩。山中洞多石奇，且一巨石呈“宮”字形，因而得名。坂頭村便坐落于洞宮山南面的緩坡，一條名曰蟠溪的河流從村中蜿蜒而過，往南匯入鴛鴦溪、白水洋。坂頭村由東坂、下池、竹頭三個村子組成，村落布局依山面水，散而不落，互為掎角，呈品字形。這種取勢藏有行陣布兵之玄機，也凸顯“后有靠，左右有抱，門前溪水環繞”的傳統風水用意。

也許是陳氏家族根深蒂固的“漁樵耕讀”之家風傳承，也許是陳氏家族曾經飽受“衣冠南渡”的艱難歷練，抑或是承襲入閩平亂功成而開郡漳州的陳政及子陳元光之余蔭，因偶然的失聯事件而立基坂頭村的陳、魏、葉、祝四姓中，陳氏家族逐漸人丁興旺，一枝獨秀而創下閩北“坂頭陳”之根基。尤其是陳桓和陳文禮的科舉功名更為“坂頭陳”增添了人文的光彩。

明正德六年，即公元1511年，囿于大山深處世代種田務農的坂頭村發生了兩件足以令人刮目相看樂道千年的大事，其一是陳桓中進士，其二是陳家建花橋。陳桓（1483～1555），號盤溪，福建政和縣楊源鄉坂頭村人，明正德六年進士，歷任戶部主事、員外郎、廬州知府、九江兵備副使。陳桓居官清廉，去職歸家后田產僅足糊口，布衣蔬食，但對鄉邑民生很是關注，曾向朝廷上《民情書》，為政和百姓陳情免派驛傳夫銀。《政和縣志》有收錄這篇呈文，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政和民寡，田少，收薄，土瘠，差繁。比之建陽等縣百姓苦樂大有不同。……故告攤分，則富縣既貧，安有貧縣翻富之理。此猶壯夫欲負于么麼衰病之人，在已誠為輕省，別人何以擔當。桓目擊斯弊，不忍顛連無告，少露衷曲，伏維裁度轉達，免派驛傳夫銀，以順民情，以寬民力，以安地方，不勝幸甚”。朝廷有否采納陳桓免派驛傳夫銀之請，史無記載，但其關心民瘼、為民減負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動，其處江湖之遠而憂國憂民的政治謀略令人折服，可堪為從政為官者萬世之師表。

陳桓的金榜題名，首次實現了坂頭陳“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躋身體制內的夙愿，為家族爭得了無上的榮光，炫耀一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理性的坂頭陳并未因此大興土木，起造進士第、將軍府之類揚威顯貴的華屋豪宅，而是舉全族之財力在蟠溪之上建造一座風雨廊橋以報鄉鄰。這座風雨廊橋名叫花橋，為單孔石拱木構樓閣式廊橋，全長三十八米，寬八米，廊屋三疊翹檐，抬梁穿斗，內有覆斗式和覆盆式藻井，拱、梁、柱上繪人物故事、花卉圖案和楹聯，橋內設神龕七個，上列神像，橋中有亭，兩端閣樓，閣樓四壁飾以名家書法，不啻為一座包羅萬象的書畫藝術殿堂，在閩北廊橋中獨樹一幟，具有一定的考古價值，現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最令村民以為神奇者乃是懸于翹檐上的那八個因風而響的銅質鈴鐺，只要安坐家中，聞鈴鐺的響聲，即能預測天氣，且百試不爽，被村民們譽為“氣象鈴”。坂頭人至今還是這么傳，但誰也說不出所以然。

值得玩味的坂頭人居然把花橋當成了宙宇，在神龕上供奉的除了觀音大士、魏虞真人、通天圣母之類的宗教神像之外，還有兩尊同龕并列的凡人塑像，卻是陳氏家族的優秀子弟陳桓和陳文禮。陳文禮系陳桓裔孫，打小聰惠，耕讀雙修，居家孝母，游學敬師，能詩善文，曾抱“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之素志。上天不負有心人，陳文禮終于清光緒四年（1878年）中舉，曾任直隸知縣，官居三品，為官清正，體恤下民，被直隸總督李鴻章褒獎為“老成穩練，勤政愛民”，著有詩集《古香樓吟草》二卷，雜文一卷。要知道號稱滿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鴻章是何等人物，能受其獎掖，可見陳文禮官聲素著，著實值得“坂頭陳”引以為豪。至于陳桓與陳文禮陪列諸神、安坐花橋、配享冷豬頭肉之殊遇，不過說明當地村民已將“二陳”視若文神之化身而頂禮膜拜了，何況陳文禮中舉當年，就有人動議將坂頭村更名為文禮村，雖經陳文禮本人勸阻而作罷，但至今每每有人憶起尚引為憾事。

橫臥蟠溪的花橋沐風櫛雨五百余年，期間也曾遭遇過天災人禍之侵害而幾度重修重建。據有關記載和實地訪查：坂頭花橋始建于明正德六年，清康熙、道光年間重修，清咸豐元年被洪水沖垮，咸豐三年重建；民國元年毀于火，民國三年重建；文革期間遭“紅衛兵”毀壞，1982年重修。依花橋閣樓上保存完好的兩塊清光緒年間重修碑記來看，有清一代毀橋者大抵為天災，而民國以降橋毀之因，縱然無碑詳錄，我們仍能從老輩人口中得知實為人禍。

蟠溪潺湲，花橋如斯，透過花橋飽經滄桑的容顏我似乎品出了關涉花橋的歷史面目和文化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