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冀南農村，孩子和婦女是不能上桌的。

桌是一米見方的方桌，高一米許，放置堂屋的中央，兩邊各配有一把太師椅，還有略高于桌面擺放在桌椅之后的條幾。這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那一帶普通農戶家庭的標準配置。就我家來說，進得門來，右首的太師椅是專屬我爺爺的，左首的則是我父親的，打橫的長條板凳，是已成年的哥哥坐的地方。母親、大姐二姐三姐和我，吃飯時只能圍坐在臨時擺放的地桌旁邊。我是家中老小，最受爺爺疼愛，我常常站在爺爺椅子前邊，踮著腳對著桌子角和方桌比高低。吃飯時，爺爺也會給我一兩筷子只有方桌上才有的好吃的。

一般時光，家里是不擺酒席的。只有每年正月初三，姑夫和表兄們來拜年，照例要擺酒席。酒是用山藥片子釀制的老白干，苦且澀，下酒菜只是簡單的幾樣豬下水，量極少，用小碟子盛著。其實，這些只是擺擺樣子，無論是主是客，都不會當真去大吃大喝的。他們拉著家常，偶爾喝一口酒，夾一筷子菜，一場酒宴就這樣彬彬有禮地過去了。

這樣的場合，婦女和孩子是絕對不能上桌的。可經年難見的肉味會饞得幼年的我流口水。這時，我就會怯生生地依偎在爺爺的兩腿間，用兩眼時不時地去瞅碟子里的肉食。過不了多長時間，或是爺爺，或是客人，就會從桌上小碟子里夾出一小片肉，放到我的嘴里。吃到了肉，小小的我就會知趣地跑開，直到又想吃了，就再回來依偎在爺爺身邊。

靠方桌右首爺爺的太師椅，別人是斷斷不去坐的。除非來了輩分較高的客人。一般的客人來訪，爺爺也會很客氣地往這把椅子上讓，但客人不會真的坐上去。這把椅子我們叫它“上把椅子”，只有家中最尊長的男人才能坐它。誰誰去誰誰家串門，人家把上把椅子讓給他，那是這個家庭給予他的最高榮譽。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我從來沒見過我的父親坐過右首這把椅子。爺爺生病去世后，父親的座位才從左首換到右首。父親離世后，母親搬至后院獨自生活，后院堂屋同樣也是一張大方桌，一個條幾，兩把椅子。即使這樣，母親也輕易不會坐在右首的椅子上。如今母親已經九十多歲了，是我們村最年長的老人了，可是我要回到老家或有男客人來訪時，母親都會立馬起身，把右首這把椅子讓給我、讓給客人。

母親的這個舉動，曾令我大為不解。母親出身鄰村一個大家庭，我的姥爺在抗戰前后長期擔任村長，是當地有名的士紳。母親曾告訴我，她的娘家每頓是要做兩樣飯的，作為一家之主的姥爺要吃白面饃饃，姥娘和我的舅舅姨姊妹幾個吃的是粗面窩頭。過年過節，姥姥帶著一幫孩子包普通菜餡的餃子吃，而給姥爺準備的則是凈蔥凈肉餡的。

知悉這個情節讓我吃驚不小。我難以想象我的姥爺是如何當著自己妻兒的面心安理得地自己去吃凈蔥凈肉餃子的。一家人這樣有差別吃飯，是姥爺自己提出的還是家里的傳統，我沒有問過母親，想必她也不知道。她從小看到的就是這樣，她說她懂事后也曾有過疑惑，但沒敢問，慢慢也就覺得這是應當是必然的了。

在過去物質較為貧乏的年代，農忙時節精壯男勞力吃得好些是正常現象。可像姥爺這樣長年累月和家人吃兩樣飯，我是第一次聽說。再后來，姥姥村的一個初中同學告訴我，她小時候她的父親在家里就和她們吃兩樣飯。為此我也曾著意去打聽，結果發現過去我們這一帶的大戶人家，這樣安排吃飯的不在少數。這下我明白了，家里的尊長吃得好一些，在過去是個普遍現象，這是沿襲上一輩人的一個老傳統。而一個現象成為習慣乃至傳統，往上追溯，起碼得有幾百年的時間。

在一個家庭中，男人與自己的妻子應當是最親密的人，兒女更是自己的心頭肉。這個世界上肯定沒有比他們關系更近的人了。即使這樣，男人們也會利用自己在家庭中的優勢地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那么他們在外面一旦有了權勢，面對不是自己親人的人，又怎會不去多吃多占呢！看來擁權自肥在我國是個必然現象，是社會上上下下司空見慣該怪不怪的現實存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管上上下下如何標榜仁義道德，皇帝絕對是最飛揚跋扈最能為所欲為的人，有權勢的各級官吏和士紳更是橫行一方不可一世的人，就是普通男人，也可以在自己家中對自己的妻兒作威作福。想想看，這是多么不可思議多么變態的社會啊！

可這樣的傳統硬是被我們一輩輩地傳承下來，就像我的老母親一樣，由不解到接受以致最后認為是應然。這就讓有的人一旦有了權勢就耀武揚威狂妄無比，而普遍百姓除了為虎作倀依附權勢粘附些利益碎末外，就只有忍受的份了。這是民主和權利意識在我國難以扎根生長的根本原因所在。這些事例再次證明了“是權力就可能被濫用”，這也是長期以來我內心對任何有權勢的人抱有戒心和敵意的根源所在。“權力必須得到限制”，否則無論權力落到誰的手中，我們永遠不能“上桌”，只能靠“大人”賞賜才能品嘗到那些“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