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

巴　金

朋友，想不到我在《大公報·雙十特刊》上發表的文章這么快就得到了你的“響應”。你的短短的信函很使我感動。我應該感謝你，因為我的確需要一些在暗中監督我的朋友，何況現在寫這信來的又是我素來佩服的你。的確我不應該用傷感的調子來敘述《我的故事》，我不應該用這么軟弱的信來回答一個充滿著熱情和勇氣的孩子。我的那文章的結尾本來應該照下面的樣子寫的：你說：“我永遠忘不了從你那里得來的勇氣。”你又說：“你給了我生活的勇氣。你給了我戰斗的力量。”朋友，你把我過分地看重了。倘使你真的有那勇氣，真的有那力量，那么應該說是社會把你磨煉出來的。你這個“陌生的十幾歲的女孩”。倒是你說了正確的話：“去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高潮把我鼓舞起來，使我堅決地走上民族解放斗爭的路途!在這半年的戰斗中我得著不少的活知識與寶貴的經驗。我拋棄了個人主義的孤立狀態而走向集體的生活當中。我愛群眾，我生活在他們中間。是的，我要把個人的幸福建筑在勞苦大眾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獻給他們。”你看，現在是你來給我勇氣使我寫出上面的那些事情的。那么讓我來感謝你罷。朋友，你知道我，我的文章全是在匆忙中寫成的。我常常連修改的余裕也沒有，所以我往往不能夠把我的意見解釋明白，以致為人誤解。最近居然有人在小報上大談我的“悲哀”了，據說我“永遠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一線的光明”。而說這話的人卻似乎是永遠生活在光明里面的。朋友，你不要驚奇，的確有人說過了那樣的話。不但這樣，連我自己前些時候也還在一封信函里寫過：“有許多不認識的青年朋友寫過信給我，他們把我當作一個誠實的朋友看待，告訴我許多事情，甚至把他們的渴望，他們的苦惱也都告訴了我，但不幸的是我并不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因為話語是沒有力量的。……”在答另一個朋友的信里我又說：“我不能夠給你指出一條正確的路叫你馬上去交出生命。”而且在《激流·總序》里我還明白地宣言：“我不是一個說教者，所以我不能夠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我說的確實都是真話。我的意思也不能夠說是十分隱晦的。但是它到了另一種人的耳邊眼底卻變成另外一種意思了。他們居然從這里看出了我的絕望和悲哀。而且他們很有把握地斷定我不能夠給人指出一條到光明的路。……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駁倒了我。還有幾位京派學者和革命家在我的文章里看出了許多流淚的地方，就斷定說我是一個找不到光明而終日悲哀的人。朋友，你看，這還有什么話可說!我不知道要怎樣才可以把文章寫得更顯明一點，使別人不會誤解我。你知道我并不是悲觀論者。固然我往往在文章里提過流淚的事，而且我小說的主人公也常常含著眼淚去貢獻種種的犧牲。但這樣的流淚不是絕望的哭泣。頭腦清楚的人在絕望中不會落淚的，只有小孩遇著悲痛的事情才放聲大哭。我知道許多人，他們在被感動的時候往往會淌出眼淚來。我自己看見了別人的慷慨的犧牲或任何大量的行為也會因為感激而下淚。在那種時候我一點也不絕望。我看見的倒是一線光明，而不是無邊黑暗。我自己是有了一條路的，而且我始終相信著這一條路。這十多年來我看見了不少來來往往的行人。有的在路上倒斃了，有的掉轉身子朝另外的方向走去。我自己從來不曾走過一步回頭路。我也曾見過不少的事情;我也會運用我的思維。倘使我永遠在黑暗中摸索，我決不會像這樣的活到現在。歷史絕不是騙人的東西。人類社會的演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近百年來種種的進步很顯明地給我們指示了道路。道路是有的，而且很顯明地擺在我們的眼前。我還不曾近視到把德國元首和意國首相看作世界的唯一救星的地步。我從不曾讓霧迷了我的眼睛。社會的進步有快有慢，這是事實;這進步有時明顯，有時卻也潛伏不現。除非人類日趨絕滅，或者社會的演進停止，否則我的路永不錯誤。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路，這是所有不愿意做奴隸的人的路。這也是人類社會進化所必經的路。有人把路分為兩條：一條通自由，一條向專制，但后一條并非必經的。事實上我也給人指出了一條趨向自由的路，至于什么時候才能夠走到盡頭，那卻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但那條到自由的路不會在我的眼中腦里變成模糊，卻是我可以斷言的。我曾經在幾篇文章里重復地用過“一個窒悶的暗夜壓在我們的頭上”一句話。這是事實，許多人都感覺到的。自然那些愛說漂亮話信口亂談別人的悲哀的人會把黑暗當作光明，將一條窄巷看為康莊大道，向專制的路上去找自由，在封建的空氣里做解放的夢，寫幾則文壇消息便自夸為服務了勞苦大眾。但我們不會去管他們。社會必然會撇開他們而徑自走它的發展的道路。漂亮的話是經不了時間磨洗的，時間猶如一面鏡子，它可以照出許多人的原形。真的，在今天誰還可以拿起筆，大言不慚地對所有的人說“我面前就是那條唯一的到光明去的路，你們都跟我來”呢·我自然沒有這樣做過。我沒有這膽量。我的良心不許我這樣做。說一句話并不是困難的事情。但重要的卻在知道這樣的話會生出什么樣的影響。在我的全部作品里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我的路。事實上我的確把路放在讀者的眼前。我對一些青年朋友說，我不能給他們指出一條明確的路，這只是半句話，下半句的意義更是重要。主要點乃在我不愿叫他們“馬上交出生命”，也不想自己去貢獻巨大的犧牲。我自己說得很明白：“從這里走到那黎明的將來，這其間是需要著許多許多人的犧牲做代價的。”我又說過：“把個體的生命連系在群體的生命上，在社會發展繁榮的進程中決不有個人的滅亡。”在這時代是沒有個人的出路的。要整個社會、民族、人類走上了康莊大道以后，個人的一切問題才能夠得著適當的解決。我說過社會的進步不會停止。它永遠沿著曲折的路走向光明。但是我們可以推動它，在可能范圍內使它早日達到目標。倘使一個青年來要求我指一條路，那么我就應該叫他把自己的一切拿去貢獻給為社會、為民族、為人類的工作。這就是說犧牲。犧牲是一定有效果的。但這效果在將來，也許我們一生也見不到。求自由的人常常是得不到自由的。得到自由的當是后一代的人。所以那個女孩子說得好：“我要把個人的幸福建筑在勞苦大眾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獻給他們。”這是一條很明確的路。我至今還堅決地相信著。但是朋友，你知道我，你想，當一個純潔的孩子懷著溫柔的心來向我敘說他或她的苦悶的時候，我能夠嚴肅地回答說：“去，把你所有的一切全交出來。把你的青春和生命都去犧牲!”雖然這是唯一的明確的路。但我望著可愛的無邪的面龐，我的口究竟說不出這種話，當我回答一個朋友說：“你當然明白我們生活在什么樣的時代，處在什么樣的環境，我們說一句什么樣的話，或做一件什么樣的事，就會有什么樣的結果。”那時候我的苦痛是別人所想象不到的。話語很平凡，但是每個字都有嚴重的意義。在今天要交出生命的確是太容易了。只要多說兩句話也可以使自己變作另一個世界的人。我也有過許多經驗，我也知道許多事情。要叫一個年輕人犧牲生命，這是誰都可以做到的事。這二三十年來中國的祭壇上不知道接受了若干萬的年輕的犧牲!但是我太軟弱了。我愛惜他們，因為我自己也還是一個青年。即使輪著每個青年都必須到這祭壇前來貢獻犧牲的時候，我們也應該使我們的生命“像落紅一樣化作春泥，還可以培養花樹，使來春再開出燦爛的花朵”。所以我雖然不曾叫我的年輕朋友去交出生命，但我也并沒有帶著他們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光明。就在一個月前我還坦白地對一個朋友說過：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擺在我們面前。……那路你自己也會找。我自己并不曾在黑暗中悲泣。在許多篇文章里我都明白地說我瞥見了一線的光明。橫貫著我的全作品的就是那條到光明、到自由的路。走這條路是需要著大的勇氣和犧牲的。我如此真實地告訴了我的年輕的讀者。我讓他們自己去選擇、去決定。我絕對不是青年的導師。我只是一個和他們站在同等地位的友人。朋友，我要結束這信函了。我手邊一個抽屜里還有那么高的一疊信件。我應該把它們一封一封地翻開來回答。我現在隨意地抽出一張信箋，一顆可愛的青年的心在紙上跳躍著。朋友，我抄一段話讓你看罷：我們有一個同學，不幸在大考時有一門功課不及格，同時她嫌她的家庭太官僚派，她已經到廣東去了。她不會再回來的。但她寫信來說，她過得很快活。她勇敢地去做一切。不要一點同情與憐恤。現在她帶出去的錢快完了。但是她來信說：“在我沒有飯吃的時候，我還是會快樂地發笑的。”我們不知道她在哪里。信是由別人轉。您說這樣是不是青年人所適合的·朋友，你看這也是苦惱著我們的青年的一個問題呢!我休息一下，還要來回答這一個青年朋友的信函。我們再會罷。

原載1936年10月25日《中流》第1卷第4期

〔鑒賞〕　巴金早年在五四運動影響下，大量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廣泛接觸西方文學及社會學著作，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學民主等進步思想，并參與辦刊和一些進步社會活動。1922年2月，他在《文學旬刊》上發表詩歌《被虐(待)者底哭聲》12首，開啟創作生涯。在法國巴黎留學期間，仍時時關心祖國命運，寫下反抗黑暗勢力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滅亡》。回國后，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托爾斯泰的《丹東之死》、高爾基的《草原的故事》等著作。在發表《我的路》之前，已創作了長篇小說“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出版了《復仇集》、《光明》等多部短篇小說集。由于他的作品擁有眾多讀者，產生了很大影響，常有許多素不相識的青年寫信給他，傾吐讀后感，或談他們碰到的困頓、苦惱，以及對今后的渴望。1936年9月，巴金在《我的路》之前在《我的故事》一文里，通過敘述自己一天中經歷的事，如他的工作，與朋友的交往等，以答復一位受到他鼓舞，想知道他現在情形的“陌生的十幾歲的女孩”。文中巴金由女孩寫信時“九一八”那個令人悲痛的日子，寫到朋友的失業、友人妻子病故的悲慘遭際、街頭日本軍隊警戒下的交通管制等，未免流露出些許傷感。這本來很正常，有人卻在小報上大談他的“悲哀”，責難他“永遠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一線的光明”。對于這種沒有道理的非難，巴金以《我的路》，通過答友人表白自己的心跡，進而辯駁別人對他的非議，委婉而又堅決地表明了自己對現實所持的態度，自己所要走的路。這實際上是一篇自辯書。通讀全篇，話非常樸素實在，卻有深刻的道理。主要談了三層意思。其一，巴金認為自己是正視現實的，現實的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殘酷，他是看得很清楚的。這個社會內外交困、民不聊生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壓迫者權勢者當道，他們一心推行和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不顧人民的死活，不為民作主，且鉗制人們的口舌，壓制革命。環顧四周，到處都有哀傷的人群，尋找人生和生活的出路何其艱難，有多少貧窮人在哭泣，有多少弱者在呻吟，“一個窒悶的暗夜壓在我們的頭上”。他并不像某些“愛說漂亮話信口亂談別人的悲哀”人那樣，“會把黑暗當作光明，將一條窄巷看為康莊大道，向專制的路上去找自由，在封建的空氣里做解放的夢”。“漂亮的話是經不了時間磨洗的，時間猶如一面鏡子，它可以照出許多人的原形。”其二，巴金承認自己往往在文章里提流淚的事，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也有流淚，但這樣的流淚不是絕望的哭泣。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說話的力量尤其薄弱，以至于常常被惡勢力扼殺或者湮沒。但他的心中不曾沒有是非，他在運用自己的思維。思想，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他的痛苦是有些人難以想象的。“我自己是有了一條路的，而且我始終相信著這一條路”，“我還不曾近視到把德國元首和意國首相看作世界的唯一救星的地步。我從不曾讓霧迷了我的眼睛。社會的進步有快有慢，這是事實;這進步有時明顯，有時卻也潛伏不現。除非人類日趨絕滅，或者進步的演進停止，否則我的路永不錯誤。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路，這是所有不愿意做奴隸的人的路。這也是人類社會進化所必經的路”。他不屈服這社會的黑暗，他與這個社會勢不兩立，走自己所選擇的路。他很明白自己所向往的是什么樣的社會，他的內心深處是一地陽光。如果像有的人所說，路有兩條，一條通往自由，一條通往專制，自由而光明的世界恰恰縈繞著他的美好夢想，貫穿他全部作品的，就是要走那條光明、自由的路。其三，在巴金看來，要實現這個理想，走到那個光明的將來，要有千百萬人的共同奮斗，需要有大的勇氣，還會付出艱巨的犧牲的代價。“在這時代是沒有個人的出路的。要整個社會、民族、人類走上了康莊大道以后，個人的一切問題才能夠得著適當的解決”，“我自己看見了別人的慷慨的犧牲或任何大量的行為也會因為感激而下淚”。他贊成那個女孩在信中所說的：“拋棄了個人主義的孤立狀態而走向集體的生活當中。……要把個人的幸福建筑在勞苦大眾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獻給他們。”但是，他要顧及與自己有通信來往的諸多青年，顧及自己所說的話可能帶來的后果，不贊成青年人以卵擊石，頭撞南墻，去作無謂的犧牲。他不能鼓勵這位女孩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出去，“在今天要交出生命的確是太容易了。只要多說兩句話也可以使自己變作另一個世界的人”。“這二三十年來中國的祭壇上不知道接受了若干萬的年輕的犧牲!”巴金一顆峻烈的心里，包含著多么摯厚的溫情，即對生命的愛。他愛惜生命，尤其是年輕人的生命。“即使輪著每個青年都必須到這祭壇前來貢獻犧牲的時候，我們也應該使我們的生命‘像落紅一樣化作春泥，還可以培養花樹，使來春再開出燦爛的花朵’。”生命的價值在于它的長久。在《我的路》中，巴金重復不久前對友人坦白說過的話：“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擺在我們面前……”尾聲里，他隨意抽出抽屜里的一張信箋，信中說一位女同學不滿家庭的官僚派，毅然奔走他鄉，勇敢地去做一切，然而生活很艱辛，盡管她過得很快活。信中，仍有困惑，因為畢竟行進在生存的泥沼里，物質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巴金的心糾結著。呵，活著，太艱難了!但是人們還是要去尋找自由和光明，為人生的理想而奮斗。我想，這就是巴金最終要告訴人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