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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族的長河里溯源而上。

母親系中，模糊不清的人流里，一位端莊秀美、體態豐腴的婦人，正含笑向我招手。“阿娘——”我張開雙臂，撲向她的懷抱，她卻化成一朵浪花，隨波而去。岸邊的我淚流滿面。

“阿娘”是方言“奶奶”的叫法。我喚“阿娘”的，除了奶奶，還有兩個外婆。為何我有兩個外婆，且以“阿娘”相稱？少時不甚了了，成年后才明白其中的辛酸。這曾是母親家族，包括我在內的家庭成員，一直避諱的話題。

“阿娘”之一叫陳阿英，民國十四年（1925年）出生于浙東鄞奉平原柱石村。她有三個兄弟，一個姐姐。一條剡溪從村邊蜿蜒流過，流向東海。當年的舊居，后門見山，遍植桃樹。我曾幾次爬到山上，想像少女的陳阿英是否曾倚靠著桃樹，面對眼前的剡溪，眺望甬山，懷揣著一個桃花般的美夢。

一場突如其來的婚姻改寫了她的人生。

先是，一頂花轎將她的姐姐陳根鳳吹吹打打抬到數里遠的蔣葭浦村。這是一樁令人們羨慕的婚姻，新郎蔣能銘，名興祥，生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是江口鎮一帶小有名氣的富商。他在鎮上開一家“蔣正康南貨店”，店號取“正宗健康”之義。店面三開間，樓上住人，一樓銷售和生產拜歲餅、麻餅、結餅、狀元糕等各種糕餅、糖果，有糕餅師傅、店員等三四十人。方圓幾十里，小至拜歲、送禮，大至婚喪嫁娶、建房上梁，“蔣正康南貨店”都是人們的首選。如今七十歲以上的江口人，幾乎無人不知蔣老板和他的南貨店。隔著七十多年時光的河流，我著實難以知曉富裕的男方如何會與普通的農家女結親。婚后多年，夫妻雖然和睦，但陳根鳳一直無出。有一年，陳根鳳身患傷寒，奄奄一息。她母親疼惜之余，想到若女兒撒手而去，女婿定要再娶，萬貫家財必將旁落，便主動向能銘建議：看來我家根鳳命薄，沒福伴你到老，若你喜歡我家阿英，就娶她吧。

彼時，阿英16歲，容貌出眾，小姐姐根鳳11歲，頗獲已35歲的蔣能銘歡心。

很快，蔣家的花轎再次降臨柱石陳家。大家都沒想到的是，陳阿英婚后，姐姐陳根鳳的病，竟慢慢痊愈。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蔣家前輩向有納側室前例，且新婦又是親妹，陳根鳳自然無話可說。一年后，陳阿英抱著襁褓中的兒子，上甬山躲避日本鬼子，冷餓交加致斷乳，眼睜睜看著襁褓中的幼兒餓死在自己懷中。之后，陳阿英又相繼產下三個女兒——香蜜、小蜜（幺折）、乖蜜，最小的乖蜜即是我母親。多少年后，因陳阿英、陳根鳳居地不同，我分別叫她們為上海阿娘、后竺阿娘。在男尊女卑的時代，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也許，這阿娘的稱呼能給她們帶去些許安慰吧。

2

1950年春，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規定實行一夫一妻制。當其他有兩房妻室的家庭在為誰去誰留傷腦筋甚至大動干戈時，陳阿英卻主動提出與外公離婚，去上海投奔她的弟弟。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們江口一帶，有不少吃苦耐勞、頭腦活絡的年輕人喜歡去上海十里洋場討生活，男的做工、做裁縫，女的做娘姨。至今，許多人家都有上海的親戚。陳阿英的母親聲聲叮囑陳阿英，到了上海，看到好的人家，就嫁了吧。26歲的陳阿英，攜一只僅容幾件替換衣服的包袱，拒帶外公為她準備的一切錢財，淚別年幼的姨媽和母親，從剡江乘船至寧波，再在寧波江北外灘乘輪船渡海，在一位已在上海定居的好心鄉人的陪伴下，登上了黃浦江十六鋪碼頭，從此成了一位上海人。

少不更事的母親，聽說自己的媽要去上海，便高興地拍著手說，姆媽，新新襖襖帶點兒來噢！上海阿娘含淚點頭。此話真的成了母女間一輩子的約定，以后上海阿娘持續不斷地為我姨媽、母親及她們的孩子們買衣送鞋，終其一生。當我也成為母親后，我實在不敢想象這樣離別的場景，上海阿娘的心一定在滴血。當年，一個大字不識的鄉下女子，需要多大的勇氣，才會拋家棄女，遠走他鄉謀生？

此后，養育我姨媽和母親的責任，自然落到后竺阿娘的肩上。天生一副菩薩心腸的后竺阿娘，將孩子們視如己出，慈愛有加，無論她們有何愿望，只要能辦到，總是盡量滿足遷就。加上家庭富裕，生活無憂，姨媽和母親的成長是快樂的，促使她們養成了陽光、執拗、無拘無束的個性。母親說，她小時候身邊圍繞著許多小伙伴，她常叫小伙伴在店門外等著，自己到南貨店偷些糕餅或糖果出來，混了個好人緣。而打扮時尚、年輕漂亮的姨媽，更是江口的“名媛”，是眾多小伙子的夢中情人。

3

上海阿娘在江口時，外公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從洗衣、做飯、打掃衛生，到倒馬桶、痰盂，家務活都有人包攬。到上海后，由小舅公介紹做娘姨。從一個被人服侍的老板娘成為服侍別人的娘姨，落差之大豈是一般女子所能承受？好在上海阿娘本是農家女出身，剛強開朗，手腳利落，年輕力壯，頗得主人家喜愛。

幾年后，上海阿娘結束了娘姨生活，到里弄辦的工廠織毛巾、做手套、騎三輪車運貨，同時也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房子——一間僅容得下一張床一張桌的亭子間。

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我去過她居住的成都北路7弄56號。這是一處三戶人家合住的二層樓房。一樓狹長過道的右側，并排安放三戶人家的煤氣灶、煤球爐及煤餅、引火柴等。一樓盡頭和樓上各住一戶人家。阿娘的家，是7平方米的亭子間，位于一樓大門左側和樓梯弄的交接處，家中僅容得下小床、斗桌和木椅、小凳各一。阿娘將所有的空間都利用起來了。在樓梯下床的一側置一張低矮的小桌，上面放飲料、小菜等物。再里面的低處放皮箱，床下有折疊小桌，取出來作餐桌用。雖然是蝸居，但阿娘已十分滿足。艱辛的生活，絲毫沒減少她的美麗，她依然是唇紅齒白、明眸善睞的女子，以至于如今當我父親回憶她的模樣時，仍贊嘆她：“到了六十歲，還面若桃花，膚如凝脂。”有的男人欣賞她的美麗，有的男人喜歡她的自強，但皆被她拒之門外。

我無法推知阿娘鎖在心底里的真實心思，就如我無法推知當年外公離世時她為何都沒回來與他見最后一面。我一遍遍呼喚已沉睡地下的阿娘，你的心里深藏著多少為后輩所難能體味、無法探測的辛酸啊！

4

12歲那年的暑假，父母將我和一大筐水蜜桃托人送到了上海。阿娘只留下了幾只水蜜桃，將其余部分分送給親朋好友。

阿娘孤獨的生活，因為有我的進入而顯得格外忙碌和興奮，小菜豐盛，飲料、零食不斷。吃飯時，她將大部分魚肉搛到我的碗里，我若吃得少，還要遭罵。每天下午，她必從街道工廠溜出來偷偷看我一眼，買一支奶油棒冰，還帶來一大杯紅艷艷的果子露——事后我才得知，那是她廠里發給工人的防暑飲料，她自己一口也未曾喝過。晚上睡覺，她會抱一下我，自言自語道，波波囡啊，你怎么那么瘦小？我一定要將你養胖。當阿娘得知隔壁的女孩罵我“鄉下人”，我嚇得不敢出去玩時，她大為光火，馬上拉著我，大著嗓門走進那戶人家，對那個女孩的母親說：“這里有幾個是正宗的上海人，你們上代不也是從蘇北來的嗎？如果波波和你女兒站在一起，只要不說話，誰更像鄉下人？”使得他們當場向我們道歉。阿娘握著拳頭說：“這世上欺軟怕硬的人多，只要有理，你不要去怕。”我覺得阿娘好強大，強大得像一座山。

血緣是奇妙的，我與上海阿娘即使好幾年才見上一次面，在她面前，我也會耍無賴、哭鼻子，不管她是否大著嗓門佯裝生氣樣，我從不怕她，知道她心里疼愛著我。小時候，那些讓人羨慕的花裙子、羊毛衫、花頭飾、萬花筒、巧克力、大面包、奶糖、香皂和塑料文具盒等，哪一樣不是她托人帶到我們面前？當周圍的小伙伴穿著粗布舊衣時，我卻打扮得像小公主。可我無從知曉，那些東西背后的血汗錢阿娘是如何掙得，她自己又如何節儉。阿娘去世后，母親帶回的她的幾件衣服，都是最普通的舊衣，唯一的電器是一只小收音機。猶記得，17歲那年初中畢業后的暑假，我在上海新華書店看中一套《歌德詩集》（上、下冊）和《德國詩選》，見價格不菲，阿娘起先不買，我整日板臉不理她。第二天，她終于滿足了我的愿望，而我趁機打劫，又買了幾本學習用書。路上，她轉道去靜安寺，在佛前念念有詞，求佛祖保佑我學有所進，健康成長。誰知那年一別，竟成永訣。如今，撫書追思，感慨自己學無所長，辜負了阿娘的期望。

阿娘向來有起早去公園散步的習慣，1987年初夏的一天，鄰居見天大亮了阿娘的房門依然緊閉，敲門也毫無應答，怕有萬一，將她的侄子叫來，破門而入，卻見阿娘已駕鶴西去。那年，她才63歲。當從父親的來信中得知這一切，是在一個月之后了。我在大學的寢室里痛哭不已，為她這一生只為別人而活卻從不抱怨半句，為她生前嘗盡孤獨、死去萬般寂寞。

那年暑假在上海，阿娘曾告訴過我，她死后，別把她和他們葬在一起。“他們”當然指外公和后竺阿娘。當時，后竺阿娘已病逝3年，與外公葬在一起。阿娘這一微小的心愿，卻沒有得到滿足。年年清明，我望著三人的合塋，眼淚禁不住流淌。生前，阿娘是別人的陪襯，為了掙脫身上的枷鎖，她付出了百倍的努力，沒想到死后卻依舊戴上那副枷鎖，逃脫不了強加于她的符號。我也深知，此事也怨不得姨媽和母親，百年后父母同穴的規矩誰也不敢去破除。可是，阿娘的心思又有誰去體察？阿娘留給我的是永遠的負疚和疼痛。

每次從皮箱底翻出那件阿娘年輕時所穿的藏青毛葛料旗袍，我都心疼得要碎。三十多年的思念，頓時化作兩行無聲的清淚。就在今夜，請讓我做一個長夢，夢見阿娘穿上這款旗袍，涉過那條奔騰不息的河流，款款向我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