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凌虛臺記

蘇軾

國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終南，而都邑之麗者，莫近于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于其下，見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筑臺，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于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于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杰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于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

既以言于公，退而為之記。

這篇文章為蘇軾任鳳翔府(今陜西鳳翔縣)簽判時作，當在嘉祐八年(1063)。其時鳳翔太守為陳希亮(字公弼)。關于它的寫作還有一段趣事。《河南邵氏聞見后錄》說：“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諸小文，公弼必涂黑改定，數往反，至為公弼作《凌虛臺記》……公弼覽之笑曰：‘吾親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陳希亮是蘇軾的前輩同鄉，對他很是器重，尤其是對這篇《凌虛臺記》極為激賞。

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記》中說：“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后，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然而作者在此文中，除了簡要地交代臺的修建緣由及經過外，對其他營建諸事了無所涉，甚至也沒有對高臺的落成命名表示祝賀，對臺主的閑情雅致進行贊美，而只是以臺的修建為媒介，就自然和人事的變化無常問題，談了一些寄想深遠的宏論，顯示了構思上的獨特之處。

面對新建成的高臺，作者想到的是：“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然后便緊切“臺”字，在與“廢興成毀”四字時時呼應的過程中，逐層推衍論證，給人以足致觸發深思遐想的啟迪。

作者先言臺的從無而有。當其建造之前，誰能想到它今天會聳立于荒野之上呢?接著話題一轉，說興成廢毀，總是相互交替，以至于無窮，那么，高臺再從有而無，復變為一片荒野，實在也是很難預料的。這段議論，從興成著筆，而又歸結到廢毀之上，構成了第一層的論證。

接著，作者又說，高臺的這種變化無常的命運，其實已在登臺所見的秦、漢、隋、唐四朝宮殿的遺址中得到了預示。推想當初它們那種宏大堅固的氣勢，無疑是百倍于此臺之上，然而數世之后，剩下的只是一片丘墟。宮殿尚且如此，何況一座土臺呢?在這一層議論中，作者既以宮殿的興成廢毀的變化映襯出了凌虛臺的必然結局，同時也說明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成而毀，難以長久存在的。

第三層，作者以“臺猶不足恃以長久”，來映襯出人事得失的飄忽不定、難以把握，指出如果有人“欲以夸世而自足”，那就會顯得很可笑。這樣，作者就由對物的命運的論證轉向了對人的命運的思考，從而將文意引向深入。

在作者看來，物質世界只是一連串興成廢毀的輪轉循回，而人的一生又更象雪泥鴻爪那樣表現為一種暫時性和流逝性，那么，置身于自然和人事的種種無常變化中，個體有限的生命能否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呢?對此，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至于這種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東西到底是什么，他卻沒有明說，在給人們留下一個值得深思回味的問題之后，全文便戛然而止了。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蘇軾的其他作品中，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八聲甘州·寄參寥子》中，作者說：“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表現了對滄桑世變的否棄和超脫;其《定風波·沙湖道中遇雨》又說：“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表現了對人事變化的一種超然曠達的觀照;而其《臨江仙·夜歸臨皋》所言的“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馀生”，則更是在說明，人生應最終把持的，不是外在的追逐，而是一種內在的依持和歸向。如果對人生的意蘊有了這份妙悟和參會，那么便能從容地“游于物之外”，“無所往而不樂”(《超然臺記》)，從而在自然和人事的種種無常變化中，發現和把握一個個有意義的美的事物，使自己的靈魂得到安慰和寄托，這便是作者所言的“世有足恃者”的底蘊。

這篇文章，構思新穎，立意深刻。對世事滄桑的興嘆和議論，足以引發讀者對人生哲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