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于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于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于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于澗谷之間兮,啄蒼苔
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注〕 張君:張師厚,字天驥,一字圣涂,號云龍山人。蘇軾有《跋張希甫墓志后》,敘及其家庭情事。 十二:指山如大圓環而缺其西部的十分之二。一作“一面”?!眩?ugrave;素):向?!∞冢?igrave;邑):酌。指向張天驥斟酒?!?ldquo;鳴鶴”二句:語出《易·中孚·九二》?!?ldquo;鶴鳴”二句:語出《詩·小雅·鶴鳴》?!?ldquo;衛懿公好鶴”句:《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酒誥》:《尚書》篇名?!渡袝?middot;康誥》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酒誥》孔安國傳:“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抑戒》:指《抑》,《詩·大雅》篇名?!睹娦颉罚?ldquo;《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第三章云:“顛復厥德,荒湛于酒。”劉伶、阮籍:《晉書·劉伶傳》:“(劉伶)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晉書·阮籍傳》:“(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文章鑒賞】
云龍山人張天驥所筑放鶴亭,坐落在徐州城南“岡嶺四合”、“草木際天”的云龍山上。作者知徐州時,與山人過從甚密,故亭子落成,便為之作記,時當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十一月。
文章于結構上可分三段:首段敘亭寫鶴,中段論隱居之樂,末段作《放鶴》、《招鶴》二歌。然觀其文意,則可析為鶴、隱者、感慨三層,亦即通過寫鶴來寫隱者,又通過寫隱者來寄托感慨。
記既為亭而作,一般人寫來,必拘于題目,在“亭”上大作文章。作者卻不然。他用精練、簡短的文字敘完亭子修建的緣起、位置和景色后,便以大量的筆墨描述“鶴”,鶴的蹤跡與意態翔舞全文。鶴是山人之鶴:“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山人朝朝夕夕就在這新建的亭子里,對著西山缺處放鶴、招鶴(“放鶴亭”由此得名)。二鶴放浪山野,縱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或“高翔下覽”,“翻然斂翼”,或又“矯然復擊”,在廣袤無垠的天地之間,高飛遠引,自由往來。鶴被描寫得如此“清遠閑放”,儼然“超然于塵垢之外”,作者自然另有用意,其意旨在以鶴狀人,將鶴來比喻其主人這位隱君子。此比于理論上既不牽強,作者引經據典道:《易》和《詩》的作者都拿鶴來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在感性認識上也是形象可信的,我們從二鶴無拘無束、任意翱翔的浮光掠影中,不是分明看到了山人的逍遙自在、悠然閑適的風神儀態嗎?作者以不無羨慕的筆調描寫出了張天驥的隱居之樂。為了充分表達他對隱居之樂的觀感,又拉南面之君來對比。在酒筵上,他告訴山人說,隱居的無限樂趣,即使是統治一國的君主也不能相比。緣何?因為同是鶴,如山人這樣的隱逸者,拿它做玩好物,乃有益無害,其樂無窮,而衛懿公愛好養鶴,竟因此亡了國;同為酒,似劉伶、阮籍一類德高行潔的隱士,賴酒保全自己并留名后世,而君王好酒,卻是遭到告誡,如周公作《酒誥》便是訓誡康叔,衛武公作《抑戒》便是警戒自己。由此,作者得出結論道,同是好鶴好酒,因人不同(隱者或君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這一段議論,言之鑿鑿,信而有征,真可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了。而又妙在,兩兩相較作為論據的一“鶴”一“酒”,得來的也極其自然:鶴是題內原有之義,酒則從“飲酒于斯亭而樂之”句拈來,為當筵指點之文。高手人作文,堪謂“無一字無來處”了。
作者以極其歆羨的態度贊頌了張天驥的山林隱逸之趣,不料卻因此而遭到了時人的責難。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十五記載說:“或問東坡:‘云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為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又遺以詩,有“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過矣。’”而東坡則笑曰:“裝鋪席耳。”“鋪席”為宋人俗語,意即“門面”。這段對話說明,即便在當時,依舊有人不曾吃透文章,以為作者在無端抬高、歌頌張天驥這一“無知村夫”。而作者的詼諧答辭則又透露出了其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消息:無非是借說山人來寄托自己的感慨罷了。
那么,作者彼時有何感慨,又因何不直白,卻要借山人來做文章?原來,作者因上書批評新法,開罪了變法派,不安于朝而于熙寧四年(1071)自乞外任,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打擊。至作本文之時業已第八個年頭,他仍然浪跡在外,不能還朝,心頭難免產生抑塞之感。仕既不如意,隱亦不能得,因羨山人之閑放,慨自身之受束,便措辭巧妙地表白自己對隱逸生活的向往,對黨同伐異的官場的厭惡與不滿。他在上引“澡”字韻的同一詩篇(《過云龍山人張天驥》)中寫道:“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從君好種秫,斗酒時自勞”,可以透見此種心情。
作者曾盛贊唐代詩人兼畫家王維的詩是“詩中有畫”,而一身榮膺散文家、詩人、畫家等等稱號的作者本人,其《放鶴亭記》這篇文章,則又可謂是文中有詩亦有畫了。文于中間縱論隱居之樂后,本已成言訖意盡之勢了,不料作者手中那支生花妙筆,又以楚辭筆法撰出“放鶴”、“招鶴”二歌詩來輕輕收住全文。歌辭既清曠,意緒亦飄忽,使文章更富韻致而耐人吟味。寥寥短幅之中,畫意又較詩意為濃。不僅二鶴之一招一式皆可成畫,即如山人之一舉一動:“升高而望”、放鶴招鶴、“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作者與山人樂于其亭之一詠一觴,以及“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等自然景物,莫不涉筆皆是畫。其畫有山有水,有人有物,有動有靜,讀之味之,令人如身履畫境而覺心曠神怡。
兩兩成對,交替行文,也是本文藝術上的精到之處。作者為文,或事或典,或人或物,每好成對雙行,本文尤為突出。如山人與鶴、鶴與山人(見首段、末段),賓客與亭主、隱德之士與南面之君、鶴與酒(皆見中段),他如“旦則”、“暮則”,放鶴、招鶴,“《易》曰”、“《詩》曰”等,都或平行,或相反,或對勘,或伴講,交替行文,相映成趣。且出處轉掉,極其自然,全不費力。此等筆意,的確使人稱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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