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shù)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fā)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wǎng)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shù)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仆贊其文。夫鐘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嘆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嘆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遂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fā)，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zhí)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譯文

曹植敬白：德祖兄，幾天不見，非常想念你，估計你也是吧。

我從小喜歡文章，到今天為止，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寫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數(shù)得上來。從前王粲（字仲宣）在漢南首屈一指，陳琳（字孔璋）在河朔獨占鰲頭，徐干（字偉長）在青土名列前茅，劉楨（字公干）在海邊最是出色，應玚（字德璉）在此地發(fā)跡，而你在上京極負盛名，這個時候，他們都覺得掌握了學問的本質(zhì)，文章的真諦。我們大王（曹操）于是設置天網(wǎng)來網(wǎng)羅他們，用繩子來聚集他們，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國了。但是這幾個人，卻不能再寫出絕妙的文章，震驚千里。以徐干的才能，不擅長辭賦，卻經(jīng)常說能達到和司馬相如（字長卿）一樣的風格，就像畫虎不成，反像狗了。我從前寫文章嘲諷他，他反而大肆宣言說我那是稱贊他的文章。鐘子期不會聽錯音律，到現(xiàn)在還都稱贊他。我也不能不感嘆，害怕后人恥笑我。

世人的著述，不能沒有一點毛病。我也喜歡被人指點批評自己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立即就改正．從前丁廙（字敬禮）經(jīng)常寫些小文章，讓我來潤色，我自認為才能比不上他，就推辭了。丁廙對我說：你擔心什么呢，文章的好壞，我一個人承擔，后世的人誰知道給我潤色的人是哪個？我經(jīng)常感嘆這句很富哲理的話，認為這是美談。從前孔子的文辭，人們可以和他交流，至于他編纂《春秋》的時候，連子游子夏這樣的人都不能改動一句話。除了這些文章，沒有毛病的文章我還沒有見過。

可能只有擁有像南威那樣的美貌，才可以談論什么是淑媛；具備龍泉劍那樣的鋒利，才可以談論如何割斷東西。劉修（字季緒，劉表之子）的才能比不上文章的作者，但是喜歡挑剔人家的文章，指責人家的缺點。從前田巴（戰(zhàn)國時期著名學者，住在齊國）詆毀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蔑視三王（燧人、伏羲、神農(nóng)），在稷下學宮（當時的講學機構，學者可以在此宣揚自己的觀點）挑春秋五霸的毛病，一天就能讓一千人心悅誠服，但是遭到魯仲連（戰(zhàn)國末期齊國學者）的一通反駁，便終身閉口不再說話。劉修的辯才，還不如田巴，如今像魯仲連那樣的人，也不難找到，一般人可不能逞能！人們各有喜好，像蘭、茞（古書上的一種香草）、蓀（古書上的一種香草）、蕙（蘭花的一種）的芬芳，是眾人喜歡聞的，但是海邊上有喜歡追著臭味跑的人；《咸池》（黃帝所作）、《六莖》（顓頊所作）的音樂，是眾人都喜歡聽的，但是墨翟卻有指責它們的議論，怎么能一樣看待呢？

如今我從小所寫的辭賦都全部送給你，街巷里人們的談論，一定有可以采納的地方，駕車所唱的歌曲，也一定有符合風雅的地方，普通人的心思，不要輕易忽視。辭賦是小技藝，不足以用來宣揚大道理，垂范后世。從前揚雄是先朝的重臣，依然說壯士有所不為。我雖然沒什么德行，但是作為王侯，還想盡力報效國家，造福百姓，建立永世的基業(yè)，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難道只以空洞的文章來建立功勛，用辭賦來追求當上君子嗎？如果我的志向沒有成功，我的方法沒有被推行，我將采集人們的言論，辨別時事的成敗、得失，評定仁義的本質(zhì)，成就自成一家的學說，就算不能把文章藏在名山，也要把他們傳給有同樣志趣的人，我要堅持到白頭，并不是今天說了就算了！我大言不慚，是因為我知道您懂得我的心意。

明天早晨我去迎接你，信上就不一一敘述了。曹植書。

作者介紹

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封陳王，卒后謚思，世稱陳思王，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曹植自幼穎慧，年10歲余，便誦讀詩、文、辭賦數(shù)十萬言，出言為論，下筆成章，深得曹操的寵信。曹操曾經(jīng)認為曹植在諸子中“最可定大事”，幾次想要立他為太子。然而曹植行為放任，屢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長曹丕則頗能矯情自飾，終于在立儲斗爭中漸占上風，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得立為太子。延康元年（220年），曹操病逝，曹丕繼魏王位，不久又稱帝。曹植的生活從此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從一個過著優(yōu)游宴樂生活的貴公子，變成處處受限制和打擊的對象。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遷封過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陳郡。后人因他文學上的造詣而將他與曹操、曹丕合稱為“三曹”，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的評價。王士禎嘗論漢魏以來兩千年間詩家堪稱“仙才”者，曹植、李白、蘇軾三人耳。所作詩賦善用比興和象征手法，辭采華美，骨力勁健，鐘嶸稱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曹植創(chuàng)造性地將敘事和抒情結合起來，極大地拓展了詩賦的表現(xiàn)空間。在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后人輯有《曹子建集》，今人趙幼文有《曹植集校注》。

賞析：靈蛇之珠有的矢，語意切摯吐懷抱

這篇書信大約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前后。在信中，曹植集中地談到了他對文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如作家的自我認識與評價、作品的修改、文學批評的條件及文學的地位等問題。文章先說明王粲等人歸魏之前雖已名聞天下，然而他們的創(chuàng)作卻尚未達到最高境界。接著指出，為文應該多與人商討，多聽取別人的意見，多請人修改潤飾，并進而認為人們的愛好是各不相同的，不能憑自己的好惡妄論別人的文章。文章最后說辭賦不過是小道，最重要的是要為國盡力。如清朝潘德輿在《養(yǎng)一齋詩話》中所言：“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遠。觀其《答楊德祖書》，不以翰墨為勛績、詞賦為君子；《求通親親表》《求自試表》，仁心勁氣，都可想見。”

“論文語意切摯，真甘苦自得之言。后幅傾吐懷抱，不欲以文人自囿，尤覺英氣逼人。何義門謂氣焰非阿兄敢望，信然。”（近代高步瀛《魏晉文舉要》）全文充滿昂揚飛動的氣勢，駢散兼行，富于文采，而又自然流暢，處處流露出朋友間真摯的感情，曹植早年積極奮進、渴望建功立業(yè)的人生理想在文章中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

這篇書信是我國中古文學批評的一篇重要文獻。曹子建《與楊徳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嘆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為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shù)字，儉嘆曰：“后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為人詆訶，雖未形之于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宋洪邁《容齋續(xù)筆》卷十三、十四則）洪邁的評價是中肯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有兩個傳統(tǒng)，即知與能，作與評。

關于知與能、作與評的問題，這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歷來就共存的兩個傳統(tǒng)。一是以曹植此文中所提出的“能作而后能評”的觀點為代表的一派。曹植以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也就是說，高度的藝術素養(yǎng)與才能，是文學批評者必具的條件。知評者未必能創(chuàng)作，而唯有自身具備創(chuàng)作才能的人才有資格進行文學評論。類似的觀點，后世繼承者頗多。陸機《文賦》:“非知之難，能之難也。”盧照鄰《南陽公集序》，批評《文心雕龍》和《詩品》曰：“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人慚西施，空論拾翠之容；質(zhì)謝南威，徒辨荊蓬之妙。”陳衍評鐘嶸：“未嘗存其片牘，傳其只字，是猶終身藜藿，而能評珍饈之旨否；畢生菅蒯，而能辨錦繡之楛桹也，夫誰信之？”（《詩品平議》）另一派傳統(tǒng)以曹丕為代表，《典論·論文》中說：“人善于自見，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繼而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也說：“隨性適分，鮮能圓通。”且又在《知音》一篇中說：“圓照之象，必先博觀。”其后王羲之《書論》有曰：“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王世禎《藝苑卮言》:“眼中有神，腕下有鬼。”王闿運：“辭章知難作易。”錢鍾書譏曰：“必曰身為作者而后可‘掎摭利病’為評者，此猶言身非馬牛犬豕者，不得為獸醫(yī)也！”（《管錐編》第1052頁）

楊德祖是曹植的好友，故曹植幾次寫信給他，討論當時文人的優(yōu)劣，這是其中的一封信，專門論文。在信中，曹植敘述了鄴下文人集團的形成，討論了文學批評的弊病，表達了自己平生的胸懷和抱負。其中蘊涵了不少可貴的文學思想，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反對文人相輕。這乃是針對建安文壇“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的現(xiàn)狀而有的放矢的議論。不僅如此，還進一步提出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著述不能無病，作家當精益求精，不憚修改。二是以批評陳琳為例，主張文人之間能客觀地開展相互批評，而不是一味專事互相吹捧。三是強調(diào)文學批評應以創(chuàng)作才能為基礎——即唯有自身具備創(chuàng)作的才華和能力，方有資格對他人文章論長短高下。此論雖有“辯而無當”之嫌（《文心雕龍·自序》），但對于當時劉季緒之流才庸行妄、卻隨意抵苛他人的文壇時弊，也不失為一種矯枉糾偏的助益。四是提出了在文學口味上“人各有好尚”，不能強求統(tǒng)一的觀點。所謂“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樂之論”。因此批評者在評論文章時，不可以一己之偏好，強求他人認同遷就。五是肯定了民間俗文學所獨有的價值。“街談巷議，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應該說，此文見地高遠，且意到筆隨，情文并茂，堪稱魏晉時代極有特色的一篇論文文章。“昔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唯曹子建得八斗。乃其《與楊徳祖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之潤飾，自以才不過若人為辭。當時目子建者，以為‘繡虎’，而欿不自足若是。李本寧謂其弱志強骨、虛心實腹，故當時獨步鷹揚。擅名振藻、發(fā)跡高視之儔，無得而踰焉。”（清周召《雙橋隨筆》卷一）

書信末尾不僅申明了曹植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畢生追求，且對辭賦創(chuàng)作貶抑甚低。這與當時曹丕“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新文學觀背離甚遠，當如何理解這一問題呢？

曹植斥文章為“小道”，一心要“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這與曹丕視之為“不朽”的文學觀大相徑庭。何則？不妨從兩個角度揣測。一是兩人身份立場不同。曹丕身為儲君，“立功”于他而言早已成為人生規(guī)劃中的題中之意，并未見得稀罕。相反，此時“立言”與他，倒是更能體現(xiàn)個人才華價值的裝飾品了。因而持有文章“大道”的見解。而曹植則不同，身為臣子，一心追求的便是功名建樹，而辭賦翰墨之事與此相比就顯得無足輕重了。加之自己“立功”之志受挫未果，于是只得轉(zhuǎn)而求“立言”——這就無怪乎會視文章為“小道”了——其間充滿的是情非得已的苦衷以及郁郁不得志的苦悶。另一種原因，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就已作過推測。他認為曹子建說文章是“小道”大概是違心之論。因為人總是不滿自己所作而羨慕他人所為。他自己的文章已經(jīng)作得很好，便敢說文章是小道；他的活動目標又在政治，政治不甚得志，遂說文章無用。這顯然不失為一種中肯的分析。總之，覽文如詭，循理即暢，今人當細心揣摩體察，理解作者真意所在。

信中運用典故，豐富內(nèi)涵。“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田巴遇魯仲連而終身杜口。田巴是戰(zhàn)國時齊國著名的辯士，極富有反傳統(tǒng)的精神。魯仲連，乃戰(zhàn)國時期著名的傳統(tǒng)義士。據(jù)說有一次田巴曾在狙丘和稷下等地與人辯論，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說服千人。但經(jīng)魯仲連指責之后，田巴便就此閉口不談了。（可參看《史記·魯仲連傳》索引）陳寅恪先生在其《寄北大學生語》一詩中就曾援用此典。詩曰：“群趨東瀛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連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此恥。”

關于信中“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一句，我們需要做點說明。此處“人人”和“家家”的對文，屬于中古語言學上的一種較為普遍的用例。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比如：“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文心雕龍·辨騷》）;“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xù)”（《神滅論》）;“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可事貴乎”;“家家自以為稷、棄，人人自以為皋、陶”;“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等等。對于這一現(xiàn)象，王利器先生經(jīng)過分析考證，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古語言的實際發(fā)展進程中，“家”也并非今人使用時的復數(shù)——而是第三人稱單數(shù)的泛稱，與“人”相同。比如“冤家”“仇家”等。因為這里的“家”，乃是“他”字的古代用法，兩者屬同音語根“牙”。只不過“他”字與“家”相比，比較晚起而已。因此，中古文章中，常有“家”“人”對舉的用例出現(xiàn)。（詳見宋孫奕《示兒編》卷七“句法同”條，以及王利器《“家”“人”對文解》一文）。

這篇書信對文學走向獨立的進步趨勢和古代文論的自身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文章表達酣暢淋漓，恣肆灑脫，駢散相間，一氣呵成，集有情書信、有理論文、有采文章三者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