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總：匯集。文武：文韜武略。兼：同時兼備。兵：指軍事。凡人：一般人。數分之一：諸多條件之一。輕合：貿然交戰。不知利：不考慮關乎全局利益。所慎：應該謹慎對待的。理：條理。即將士兵編制起來，便于管理。備：預備、準備，此指常備不懈。果：果敢。戒：戒驕。約：簡要、精煉。臨敵：遇敵。不懷生：不抱生的念頭，即有果敢必死的決心?？耍喝?。有死之榮：只有以戰死為榮的想法。無生之辱：沒有屈辱偷生的念頭。機：關鍵、要點。氣機：指將帥的決心。地機：指對地形的把握與利用。事機：制造并利用敵方內部矛盾。力機：一切人、物的戰力。張設輕重：部署的輕重緩急。張設，部署。輕兵：輕裝的部隊。相咎：相互責怪。堅：堅實、牢固。管：鎖匙。轄：卡住車軸兩端的鐵銷。利：便利。櫓楫：大槳、小槳。習：習慣。閑：通“嫻”，熟習。怖：使……畏懼。決疑：裁斷疑難。犯：違反。鼙鼓金鐸：軍中各種器具。鼙，小鼓；鐸，大鈴。旌旗麾幟：軍中各種旗幟。旌，以牦牛尾或羽毛飾竿頭的旗；麾：軍中指揮用的旗。三者：指上文的聲之清、色之明、刑之嚴。麾：指揮。莫不：沒有不。從移：遵從命令行動。前死：前進死戰。要：要旨。戰：與……較量。形：軍勢、軍形。權：權謀、權變。愚：暗于事理。信人：輕信他人。〔51〕可詐而誘：可以詭詐引誘其中計。〔52〕貪而忽名：貪財而輕視名節?！?3〕可貨而賂：可以財寶來收買他。〔54〕輕變：輕率更改部署。〔55〕無謀：無一定的計劃、謀略?！?6〕可勞而困：使之疲勞困頓?！?7〕驕：驕橫?！?8〕怨：怨恨。〔59〕可離而間：可以離間瓦解他們?！?0〕多疑：猶疑不定?！?1〕無依：無所依倚?！?2〕可震而走：可以震駭他們使其潰走?！?3〕塞易：阻斷其平易的通道?！?4〕開險：開放險厄的道路?！?5〕可邀而取：可以半途截擊殲敵取勝。〔66〕可來而前：可招引他向前?！?7〕可薄而擊：可以逼近敵軍而打擊他們。薄，逼近?！?8〕居軍下濕：軍隊部署于低洼潮濕之地。〔69〕霖雨：連雨三日以上為之霖?！?0〕可灌而沉：灌水淹沒他們?！?1〕荒澤：荒野沼澤地。〔72〕草楚：干草與荊棘?！?3〕幽穢：昏暗污穢?！?4〕飆：暴風?！?5〕可潛而襲：可以潛行偷襲他們?！?6〕相望：對陣相持。〔77〕相之：審視敵將?！?8〕賤：地位低下。〔79〕將：率領?！?0〕輕銳：輕捷善戰?！?1〕嘗之：試探之?！?2〕北：敗北?！?3〕得：取勝?！?4〕來：來追擊?！?5〕其政以理：其行動有條有理?！?6〕追北：追擊敗退之軍。〔87〕佯：假裝?！?8〕讙嘩：喧呼噪嚷?！?9〕兵：兵陣。一說作兵器。〔90〕恐：唯恐。〔91〕獲：俘獲。

(燕永成)

〔鑒賞〕戰爭，是敵對雙方的集體廝殺，其千軍萬馬之所以能協調統一者，關鍵乃在于將軍。故歷代兵家之著述，無不給“將”以極其重要的地位。

《孫子兵法》中的《計》篇首先“廟算”敵我雙方之“五事”、“七計”，道、天、地、將、法，作為當時戰爭的五項基本條件，雙方對比，誰優誰劣，此乃能否進行戰爭的先決條件。道，指民心、道義，是進行戰爭的政治基礎，一般說來，只有首先占有道義的優勢，有民眾的傾力支持，才能夠進行戰爭，才有克敵制勝的恒久優勢，故孫子以“道”居五事之首，是深諳事理的。此即吳起所說的“內修文德”。天、地，為客觀的自然條件，有利的天候，有利的地勢，均大大有助于戰場的勝負，故誰先據有，誰就明顯增加了勝利的籌碼。而當其他條件雙方大致均衡的情況下，自然條件亦往往會成為決定的因素，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對于超越自然之能力十分低下的古代人而言，可謂是無法逾越的障礙。故“天、地”因素之于古代戰爭，亦絕不可忽視也。將與法，則指戰爭之實體——軍隊自身。“法”指軍隊之素質，“將”則為軍隊的靈魂。如果說前幾項條件均為具有“客觀”性之因素，“將”與“法”，則明顯是講部隊的“主觀”因素了。而“將”，又是這主觀因素中之最活躍的因素，最具有主動性的因素。民心、軍心之和合，當以將心為媒體，為依托；天時、地利之利用，當以將才、將能為得失；而軍隊素質的高低，法度之嚴明，亦以將帥自身的素質為轉移。故一旦進入戰場，進入實戰環境，“將”就會成為最有效的致勝因素。故《孫子兵法》言：“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又曰：“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作戰》)均充分肯定了“將”的主導作用。

《吳子·論將》開篇即言：“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此明顯繼承了孫武的思想。“總文武”者，“文”以附眾，乃言民心、軍心之所向；而“武”能威敵，更指將才、將能，將威所能發揮的重大作用，即“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孫子·九地》)。

由于一般人常以“勇”論將，吳起則對之特為辨析：“凡人論將，常觀于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將的作用，在于戰爭的總體指揮，在于把握大局。只有深察敵情，準確判斷雙方的形勢與動態，才能言及“勇”字。若“輕合”而不利，“勇”有何益？西漢李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大漠，去迎戰十萬匈奴騎兵，誠可謂“勇”矣，其結果則是全軍覆沒，李陵亦被俘。此乃“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勇”字適為其害也。故吳起提出“五慎”以制約之。五慎：理、備、果、戒、約；“勇”僅是“果”的一種表現而已。

臨機果斷，是將軍克敵制勝的重要手段，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旦戰機錯過，甚至可輸全局。吳起論將，又專門分析“兵”之“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知此四機，乃可為將”。只有“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才能稱得上“良將”。

吳起論將，不但論及為將之品格，而且言及對于敵將的判斷，即通過對敵將之品質與指揮能力的分析，從而采取相應的措施。“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此足見“將”在戰爭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與特殊地位。

有鑒于此，故明智之君必賦予將軍以極高極大的權力：所謂“閫門之外，將軍制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等等，均為對“將”的重大作用的充分肯定。權大，責亦重。故將“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后言返”。稍后于吳起的兵家尉繚，對此似有更為形象的描述：“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后，無敵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尉繚子·武議》)

尉繚之論，似更為清晰、明朗，更為果斷。也是對于孫、吳論將的補充與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