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管仲夷吾：管仲(？—前645)，字夷吾，春秋齊國潁上(今屬安徽)人。初事公子糾，后相齊桓公，輔佐桓公成就霸業。鮑叔牙：即鮑叔，春秋齊國人。“已而”兩句：公元前686年，齊襄公昏庸無道，齊將亂，管仲、召忽從公子糾奔魯，鮑叔從公子小白奔莒。糾、小白均為齊襄公弟。“及小白”二句：公元前686年，齊襄公被殺，糾與小白爭先回國即位。魯國發兵送糾回齊，并使管仲襲擊小白歸路，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使魯國延誤糾的歸期，得以先回國即位，即齊桓公。桓公大敗魯軍，魯國被迫殺死糾。召忽自殺，管仲被囚禁。鮑叔遂進管仲：桓公即位后，使鮑叔為宰，他力辭不就，推薦管仲執政。桓公借口解射鉤之恨，要魯國押送管仲回齊。管仲返齊后，桓公任為相。三：多次。不肖：不賢。多：贊美。稱：稱述。指管仲在《管子》一書中的論述。上：在上者，君主。服度：遵禮守法。四維：指禮、義、廉、恥。“桓公實怒”二句：實：實際上，真實動機。少姬，齊桓公夫人，蔡國人。桓公曾與少姬在苑囿乘舟，少姬故意蕩舟，桓公驚懼，怒而遣少姬回母家，但未斷絕關系，蔡人卻讓少姬改嫁，桓公發兵襲蔡。蔡國，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后遷新蔡(今屬河南)一帶。“管仲”二句：《左傳·僖公四年》載，齊桓公伐楚，使管仲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包茅，束成捆的菁茅草，古代祭祀時用以濾酒去渣。“桓公”二句：山戎，又稱北戎，古代北方民族，居于今河北省東部，春秋時代常威脅齊、鄭、燕等鄰國安全。山戎攻燕時，齊桓公曾出兵伐山戎救燕。召公，一作邵公、召康公。西周初人，姬姓，名奭。因封地在召，故稱召公。武王滅紂，被封于北燕。官為太保，曾與周公分陜而治，陜以西由他治理。“于柯之會”四句：魯莊公十二年(前682)，齊桓公攻魯，約魯莊公會于柯(今山東陽谷縣東)，莊公的侍從曹沫(亦作曹劌)以匕首劫桓公，逼他訂立盟約，退還侵占的魯國土地。桓公后欲背約，因管仲進言，終退還魯國失地，以示信用。“知與之”二句：見《管子·牧民》。與之為取：給予正是為了取得。擬：類似。三歸：臺名。漢劉向《說苑·善說》：“管仲故筑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反坫(diàn)：反爵之坫。坫為放置酒杯的土臺，在兩楹之間。互敬酒后，將空杯反置坫上，為周代諸侯宴會之禮。“晏平仲嬰”二句：晏嬰(？—前500)，字平仲，春秋時夷維(今山東高密)人。父死，繼任齊卿，歷仕靈公、莊公、景公三世。萊，古國名，在今山東黃縣東南，公元前567年為齊所滅。重：二種。及之：問到他。危言：不懼危險而直言。危行：正直的行為。順命：服從君主之命令。衡命：對命令斟酌以后去實行。越石父：春秋時晉國人，有賢名。時因凍餓，為人奴。縲紲(léixiè)：捆綁人的繩索。左驂(cān)：拉車的三匹馬中左側之馬。謝：這里表示告辭。閨：內室。戄(jué)然：震驚的樣子。攝：整理。伸：伸張(意氣)。去：離婚。《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子》篇名。《管子》為戰國時齊稷下學者托名管仲所作。其中《牧民》、《乘馬》等篇存有管仲遺說。《輕重》等篇對經濟問題闡述較多。《晏子春秋》：舊題春秋齊晏嬰撰，實系后人依托并采綴晏子言行而作。次：編寫。孔子小之：《論語·八佾》有“管仲之器小哉”語。“將順其美”三句：見《孝經·事君》。“方晏子”二句：齊大夫崔杼因齊莊公與其妻私通而殺之，晏嬰至崔家伏莊公尸哭之，盡君臣之禮而去。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見義”句：《論語·為政》：“見義不為，無勇也。”“進思”二句：見《孝經·事君》。

(施忠連)

〔鑒賞〕這篇文章把齊國兩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和晏嬰放在一起作傳，前者生活于春秋的前期，后者則是春秋晚期人，兩人相距一百四十年左右，之所以放在一起寫，大概是因為司馬遷認為他們是春秋時代齊國最杰出的兩位政治家，都富有智慧，而且行事方式都顯得與眾不同，他們兩人有相似之處。由于司馬遷在《史記》其他部分多次寫到這兩人的事跡，也考慮到《管子》、《晏子春秋》的廣泛流傳，為了避免重復，所以這篇傳記寫得十分簡短，并沒有展示這兩人事跡的細節。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司馬遷的《史記》各篇體例靈活多變，并不死守一種格式。

這篇傳記抓住兩人品格的主要特征加以描繪，因此，雖然所用筆墨不多，兩人的形象卻栩栩如生。

管仲的最大特點是做事從實際出發，重視實際利益和功效。不拘守固定不變的規矩準繩，甚至不遵守某些世俗道德觀念。如他出仕之前與鮑叔牙一起經商，賺了錢給自己分得多，看起來似乎有些自私，但是他得之無愧，因為他認為自己窮；他曾數次上戰場，但每次都臨陣退卻，這似乎是貪生怕死的膽怯表現，但是他不怕人家這樣看他，因為他老母尚在，靠他撫養；他的主人公子糾在與小白爭奪君位的斗爭中死去，按照當時的道德觀念，他應當為之死節，但是他不僅不這樣做，反而投奔了公子糾的政敵小白，他也不管別人怎樣看他，因為他覺得自己還沒有為天下建功立業。

管仲在任相治齊之后仍然遵循其從實際出發、以實利為重的一貫作風，不過這時他關注的是人民、國家和華夏民族的實際利益。他憑借齊國三面環海的有利條件，發展漁業、鹽業和農業，促進商業繁榮，大力積聚和流通貨物，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在齊國同其他諸侯國發生外交、軍事沖突的時候，管仲往往根據當時具體的條件，利用齊桓公出于一時之意氣而作出的決策，以實行尊王攘夷的國策，從而既抵御了外族的入侵，維護了和平的國家間秩序，又確立了齊國的霸主地位。管仲創造了中國古代政治重實情、實利、實效的優良傳統，司馬遷對之非常欣賞。

在記述晏嬰的軼事時，司馬遷比較詳細地描繪了晏子的謙虛謹慎的政治品質。文章主要寫了兩個故事，一是他解救了身為奴隸的越石父，后一時禮貌不夠周全遭到越石父的批評，晏子不僅不惱羞成怒，反而接受越石父的意見，把他敬為上賓。另外一個故事是用晏子的車夫趾高氣揚的樣子來襯托他的謙遜。相府的一個車夫尚且如此志得意滿，而身為一個大國之相、名顯諸侯的晏子卻是處處自謙于人，這是一個鮮明的對照，突出地表現了晏嬰品質的高貴難得。這里“志念深矣”四字頗值得細細體味。“志念”有志向、思慮等意，可見，晏子平日的謙虛不是刻意為之的矯揉造作，更不是一種虛偽，而是思想深沉的自然流露：可以理解為他深感自己責任的重大，因而為政兢兢業業，如履薄冰；或是充滿憂患意識，時刻為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擔憂，不敢稍有懈怠；或是由于意識到自己地位的重要，出于對他人的敬愛之心，惟恐稍有不慎，自己的什么言行傷害了別人，因此平時待人接物總是謹慎小心。當然，當事關國家的榮譽和自己的人格尊嚴的時候，嬰子是毫不含糊，決不退讓的。我們知道在晏子使楚的故事中，晏嬰以自己敏捷巧對的智慧給予楚國君臣以有力的回擊。晏子個子不高，楚人就在大門旁開了一扇小門，讓他出入，晏子拒絕走那扇門，說：“出使狗國的人，才從狗門進入，我出使楚國，不應當從這扇門進去。”言辭極其尖銳有力，表明他的思想和人格中本來就有犀利的鋒芒，只是在必要的時候他才露出這種鋒芒。在這篇傳記中司馬遷充分表現了對晏子的由衷欽佩之情，他說：“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這篇文章從頭至尾還貫穿了一個主題，即對知人善任的品質的贊揚。這篇不長的傳記是寫管仲與晏嬰，但是卻用了不少筆墨歌頌鮑叔牙對于管仲的理解和推薦。管仲多分財利給自己，他不以為貪；管仲為他謀劃事情，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讓他陷入更困難的境地，他不認為管仲愚蠢，而是知道時機不利；管仲多次被君主免職，他不以為管仲不賢，而是認為這是由于管仲沒有遇到好的時代條件；他原諒管仲曾經多次臨陣退卻；他不認為管仲不為公子糾死節為無恥，深知管仲有宏圖大志尚未實現。管仲遇到這么多倒霉的事情，作出這么多讓人不齒的行為，但是鮑叔牙不嫌棄他，而是理解他，一再向桓公推薦他，甚至自愿居于管仲地位之下，難怪管仲對他無比感激，吐出他的肺腑之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完全可以說，沒有鮑叔牙知人善任，也就沒有管仲的偉大事業。從古代到當今社會，像鮑叔牙這樣善于發現能人、又能大公無私地讓賢，確實是不多的。

晏嬰同樣知人善任，他贖出奴隸越石父，待為上賓；把知錯即改的車夫薦為大夫，這些做法在當時遵循傳統觀念的統治階級中是難以想象的。在春秋時代，等級森嚴，下層人中的賢人、能人很難得到任用，大多老死于貧賤之中，即使到了司馬遷時代，情況也基本如此，因此司馬遷深感鮑叔牙和晏嬰的知人善任的品質特別難能可貴，這就是他在這篇傳記中對他們大力贊頌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