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鋅譯顧建平

【原文作者】：愛倫堡

【原文作者簡介】：

伊里亞·格利高里耶維奇·愛倫堡(1891－1967)，蘇聯俄羅斯作家，社會活動家。1891年1月27日生于基輔一個工程師的家庭。1907年在莫斯科第一中學念書時，因參加布爾什維克地下組織被開除學籍。1908年被捕，隨即脫離組織關系。不久獲釋，于同年12月流亡巴黎，后來放棄了政治活動。1910年開始發表詩作。

1921年春開始，以蘇聯報紙記者身份長期駐在國外。1922年發表哲理性諷刺長篇小說《胡里奧·胡倫尼多及其門徒奇遇記》。這個時期發表的其他小說加強了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道德的批判，以及對資產階級文化的內在矛盾的分析。50年代中期發表的中篇小說《解凍》和各種形式的文藝論文及60年代發表的回憶錄都在蘇聯文藝界引起激烈的爭論。

【原文】：

世界上有很多美麗的城市，但是，巴黎是最美的，因為巴黎不但有無憂無慮的女人在嬉笑，有穿戴時髦的花花公子在栗樹底下喝著顏色象紅寶石的露酒，還有千萬盞燈火反照在那些大廣場光滑如鏡的、石板鋪成的地面上。

泥水匠路易·盧就生在巴黎。他還記得1848年“六月的日子”。那時他只有七歲，總是餓著肚子，就象一只小烏鴉，一聲不響地張著嘴等人喂食。但他老是白等。他爸爸讓·盧沒有面包，只有一桿步槍，可是槍又不能吃。路易也記得那個夏天的早晨。爸爸擦著他那桿槍，媽媽哭哭啼啼，不住地用圍裙擦鼻子。路易跟在爸爸身后跑了出去。他心想，爸爸一定是要用那桿擦得干干凈凈的步槍去把面包鋪的老板打死，拿回一個最大最大的、比路易還要大、大得象房子一樣的面包。可爸爸卻是去和一些手里也拿著步槍的人碰頭，還一齊唱起歌來，大聲叫喊：“要面包!”

路易等待著，等人家聽到這樣動聽的歌曲之后，從窗口劈里啪啦地往外扔出小白面包、牛角面包和白面烤餅。不過，面包、面餅都沒見著，倒是聽到轟隆一聲，接著便從天上劈里啪啦地灑下一陣子彈。喊“要面包!”的人當中有一個大叫了一聲“疼死我了!”便倒了下去。這時，爸爸和別的那些干起了叫人莫名其妙的事來：他們掀翻了兩條長椅，從鄰近的院子拽來一個木桶和一張破桌子，連一個大雞籠也給搬了出來。他們把這些東西全都堆到街中心，接著自己又趴到地上。路易這一下可明白了：原來這些大人是在捉迷藏玩兒哩。后來他們放槍了，人家也開槍打他們。以后又來了另一伙人。這伙人也有步槍，只不過個個都眉開眼笑，帽子上別著的帽徽又大又好看，還閃閃發光。人家把后來的這伙人叫做“近衛軍”。近衛軍抓住爸爸，領著他順圣馬丁林蔭道走去。路易心想，快活的近衛軍準是要給爸爸東西吃，所以盡管天色已晚，還是跟著他們去了。在圣馬丁林蔭道上，女人們嘻嘻哈哈，穿戴時髦的花花公子坐在栗樹底下喝著顏色象紅寶石的露酒，有好幾千人擠在人行道那光滑得象鏡子一般的石板地面上。圣馬丁門旁邊的露天咖啡館坐著一些無憂無慮的女人，其中有一個對那些近衛軍喊道：“你們干嗎把他帶去那么遠的地方?就在這里讓他領走他該得的那一份得啦……”

路易馬上跑到這個笑著的女人面前，象只小烏鴉似的，一聲不響地把嘴張開。一個近衛軍舉起槍來放了一槍。爸爸大叫一聲倒了下去，那個女人卻哈哈大笑。路易趕忙跑到爸爸身邊。爸爸不住蹬腿，好象躺在地上還想走路似的。路易緊緊抱住爸爸的兩只腳，尖聲大叫起來。

這個女人又開口了：“把這個小狗崽子也斃了吧!”

但是，在鄰桌喝著顏色象紅寶石的露酒的花花公子不同意這樣做，他說：“斃了他，往后由誰去干活?”

路易的一條小命就這樣留了下來。過了令人心驚膽戰的六月，接下去是太平無事的七月。再沒有人唱歌，也沒有人打槍了。路易長大成人后，沒有辜負那個好心腸的花花公子對他的期望：當爹的讓·盧是個泥水匠，做兒子的路易·盧也干了泥水匠這一行。他身穿寬大的平絨褲子和藍色的帆布上衣，沒冬沒夏地蓋著房子。本來就已經非常美麗的巴黎，還想要變得更加美麗，所以，不論巴黎哪個地方開辟新街道，在那里干活的人當中就有他這個路易·盧。比如說：明星廣場啦，栗樹成行的奧斯曼林蔭大道和馬勒伯林蔭大道啦，富麗堂皇的歌劇院街啦。歌劇院街的那些新房還未拆掉腳手架，迫不及待的商人就已經把他們的毛皮、花邊、寶石等等奇貨源源運到了。路易蓋了戲院蓋商店，蓋了咖啡館蓋銀行。每當英吉利海峽吹來的寒風在街頭肆虐呼嘯，十一月的濃霧便把住閣樓的工人身子凍僵。為了那些無憂無慮的女人在這種天氣里依然能夠露出無憂無慮的笑容，路易蓋著精美的住宅。又為了在沒有星星的黑夜中那些花花公子照樣可以喝上顏色象紅寶石的露酒，他也蓋著酒吧間。他搬起一塊又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在世界上最美麗的巴黎城建筑起一幢幢精巧的樓房。

在千萬個干粗活的工人里面，就有他這個名叫路易·盧的泥水匠。他身穿濺滿灰漿的平絨褲子，頭戴寬邊平頂軟帽，嘴上叼著粘土做的煙斗，和千萬個工人一樣，老老實實，盡心盡意地干活，為第二帝國裝點富麗堂皇的門面。

他蓋著一幢又一幢極漂亮的房子，可是自己卻白天站在腳手架上，夜里躺在圣安東郊區黑寡婦街一個臭烘烘的小房間里。他的小房間總有一股汗酸、灰漿和廉價黑色煙草的氣味。整所房子也都冒著貓屎的臊氣和臟衣服的臭味。至于黑寡婦街，那自然是和圣安東郊區的每條街道一樣，迎面撲來的是：小販用煎鍋炸土豆的豬油味道，肉鋪掛著的塊塊紫色馬肉的血腥味，腌青魚的魚腥味，垃圾坑散發出的惡臭和小爐子冒出的煙氣。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巴黎之所以被人稱作天下最美麗的城市，并不是因為有這條黑寡婦街，而是由于有那些寬闊的林蔭道，有那幾條被鈴蘭、柑桔和名貴化妝品熏得香噴噴的國際性大街。此外，還由于巴黎的這幾條林蔭道和明星廣場在白天有一批工人晃晃悠悠地站在腳手架上干活。

路易·盧不停手地蓋著一間又一間咖啡館，一個又一個酒吧間。他為了蓋棋迷最愛光顧的“攝政咖啡館”搬石頭，為了蓋專供達官貴人、賽馬馬主和外國名人碰頭會面的“英吉利咖啡館”搬石頭，為了蓋二十家戲院的戲子出入聚會的“馬德里酒館”搬石頭，也為了蓋美不勝收的住宅搬石頭。但是，自從父親死后，他卻連一次也不曾走近過已蓋好的咖啡館，連一口也沒有嘗過顏色象紅寶石的露酒。每當他從承包商手中領到幾個白色的小硬幣時，在黑寡婦街開了一家小酒鋪的老頭總要把這幾個白色小硬幣拿去，再換給他幾個黑色的大硬幣，還有一杯混濁的苦艾酒。路易·盧把酒一口氣喝光，便回到自己那個只有一點兒大的房間去睡覺。

在口袋里既沒有白色硬幣，也沒有黑色硬幣，既沒有苦艾酒喝，也沒有面包吃，同時又找不到活干的日子里，路易便把灑在衣兜底的煙末刮成一小撮，或是在街上撿些香煙屁股來填入自己那個用粘土做的煙斗，叼著它，沉著臉，在圣安東郊區的幾條街上來回轉悠。只不過他并沒有象他父親讓·盧有一回那樣去唱歌，去大聲喊叫“要面包!”，因為他既沒有一桿步槍用來射擊，也沒有一個小兒子象只小烏鴉似的張開嘴等待著喂食。

路易·盧修建房屋，是為了讓巴黎那些無憂無慮的女人可以無憂無慮地發出笑聲：可是每當他聽見這些女人的笑聲，總好象受驚似地避到一旁。因為那一回他爸爸讓·盧躺在人行道上，一雙腳好象還要走路似地蹬著的時候，坐在圣馬丁林蔭道露天咖啡館的那個女人就是這樣笑的。路易·盧長到二十五歲以前，從來不曾靠近過青年女人。當他滿了二十五周歲，并且從黑寡婦街的一個小亭子間搬到黑寡婦街的另一個小亭子間去住的時候，就出了那樁人人一生遲早總要出的事。在他隔壁的小亭子間里住著一個打零工的年青女人，名字叫做朱麗葉。一天晚上，路易在彎彎曲曲的窄樓梯上遇到了朱麗葉。碰巧他的打火石已經磨得再也打不出火來，所以便走進這個姑娘的房間去借火柴，進去了就呆到天快亮時才出來。第二天，朱麗葉帶著自己的兩件襯衣，一個茶碗和一把刷子搬進了路易·盧住的亭子間，給路易當了老婆。過了一年，這個又窄又小的亭子間增添了一位新居民。新居民在市政處登記的名字是“保爾一馬利·盧”。

從此，路易便對女人有所了解了。只是朱麗葉和最美麗的巴黎有充分理由引以為榮的那許多女人不一樣：她從來也不曾無憂無慮地笑過。盡管路易非常愛她，把一個整天扛著大石頭蓋漂亮房屋的泥水匠所能夠拿出的愛情全部都拿出來給了她，她也從來不曾無憂無慮地笑過。這大概由于她是住在黑寡婦街的緣故吧(住在這條街的人當中，只有那個給人洗衣服為生的老太婆瑪利才無憂無慮地開懷大笑過一回，而且還是當她被人送去瘋人院的時候)。此外，也可能是因為她只有兩件襯衣，而路易又經常身上連一個白色的、黑色的硬幣都沒有，只是叼著煙斗沉著臉，在圣安東郊區的幾條街上來回轉悠，沒有辦法給朱麗葉哪怕是一個黃色的硬幣去買件新連衣裙。

1869年春天，正當路易·盧二十八歲，他的兒子保爾兩歲的時候，朱麗葉收拾自己的兩件襯衣、一個茶碗和一把刷子，搬到在黑寡婦街賣馬肉的肉鋪老板家里去了。她把保爾留下給丈夫，因為肉鋪老板是個神經質的人，雖然他十分喜愛年青女人，但非常討厭她們的小孩兒。路易只好咬著煙斗，抱起哇哇哭的孩子拍著哄著，出門上圣安東郊區的街道轉悠。他的手只會搬石頭，不會抱孩子，所以拍孩子拍得笨手笨腳。他很愛朱麗葉，不過也理解朱麗葉離開他并沒有錯。肉鋪老板有許多黃色的硬幣，就是想要搬到另外一條街去住也不成問題。因此，朱麗葉去跟肉鋪老板一起過，準能無憂無慮地笑起來。路易回想起當年六月的那個早晨：他的爸爸讓·盧拿起擦好的步槍，臨出門時對哭哭啼啼的老婆(也就是路易的媽媽)說：

“從我這方面來講，我要去是對的。從你那方面來說，你不讓我去，要我留在家里，也沒有錯。俗話說：公雞要往高竿頂上飛，大船要向深海中間游，女人家要過安生日子。”

想起爸爸講過的這一番話，路易越發覺得自己要留住朱麗葉不讓她走的做法并沒有錯，但是朱麗葉把他扔下，自己去跟有錢的肉鋪老板過，也有她的道理。

后來路易·盧又去蓋房子，一面干活，一面還得帶孩子。但是不久就打起仗來了，兇惡的普魯士人包圍了巴黎。再也沒有人愿意花錢蓋房子了。即便有些房子還沒完工，腳手架上也是空蕩蕩的，沒人干活。普魯士人的炮彈不斷落下來，打壞了最美麗的巴黎城的很多房屋。這些房屋全部都是路易·盧和別的泥水匠辛辛苦苦、一磚一石地蓋起來的。路易沒有活干，也沒有面包吃，但是三歲的保爾已經會張著嘴象只小烏鴉似的一聲不響地等著喂食了。這時，人家發了一桿步槍給路易。他拿起這桿槍，不過沒有跑去唱歌，也沒有大聲喊叫“要面包!”，卻是和千萬個泥水匠、木匠、鐵匠一道去保衛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巴黎，不讓窮兇極惡的普魯士人攻進來。開青菜鋪的莫諾太太是位好心腸的女人，她暫時收留了路易·盧的小兒子。冬日的天氣冷得透骨，路易·盧和別的工人一起，光著腳在文森炮臺給一門大炮推運炮彈。大炮裝上他推來的炮彈，便對著兇惡的普魯士人開火。因為巴黎正在鬧譏荒，他多日沒有吃過一口東西；又因為圍城這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他的兩只腳全都凍壞了。普魯士人的炮彈不斷飛向文森炮臺，工人們死的死，傷的傷，人數越來越少。即使這樣，路易·盧也沒有離開自己在這門小型炮旁邊的崗位：他是在守衛著巴黎呀，而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是值得豁出性命來保衛的。雖說城里饑寒交迫，但是意大利林蔭道和卡布西納林蔭道依舊燈火通明，照樣有足夠的顏色象紅寶石的露酒給花花公子們受用，無憂無慮的微笑也沒有從女人的臉上消失。

路易·盧得知已經沒有皇帝了，也知道巴黎城內如今出了一個“共和國”。他因為不停地給大炮推著炮彈，也就沒有功夫去仔細琢磨“共和國”究竟是個什么東西。但是，從巴黎市內來的工人說，林蔭道上的咖啡館和早先一樣坐滿了花花公子和無憂無慮的女人。路易·盧聽著工人們咬牙切齒地嘟囔這些事，心里也就明白了：巴黎一點兒也沒有改變，“共和國”并不是在黑寡婦街，而是在匯合到明星廣場的那幾條寬闊的大街上。他也料到，等他這個泥水匠把普魯士人趕跑之后，小保爾又得張著嘴等吃的了。路易·盧雖然看出了這一點，但是依舊沒有離開自己在大炮旁邊的崗位。正因為這樣，普魯士人到底沒能攻入巴黎。

但是有一天早上，他接到了一道命令，要他離開大炮，回到黑寡婦街去。被人叫做“共和國”的那些人(一定就是那幫花花公子，或者就是那伙無憂無慮的女人)把窮兇極惡的普魯士人放進了最美麗的巴黎。路易·盧又叼著煙斗，沉著臉在圣安東郊區的幾條街上走來走去。

普魯士人來過又走了，但是沒有人要蓋房子。保爾象只小烏鴉張大嘴等著吃的。于是，路易·盧便擦起他那桿步槍來了。這時，滿城的墻上都貼著氣勢洶洶的命令，限令工人交出槍枝。因為叫做“共和國”的那伙花花公子和無憂無慮的女人都還記得1848年六月的日子。

路易·盧不肯把自己手里那桿步槍交出去，圣安東郊區和其它郊區的工人也和他一樣，都不肯交槍。他們拿起槍走上街頭，開槍射擊。這是剛開春一個暖和的晚上在巴黎發生的事情。

第二天，路易·盧看見街道上堵滿了一長串、一長串華麗的轎式馬車、一搖三幌的輕便馬車、大蓬馬車和四輪大車。大車上裝著家什雜物，應有盡有。在轎式馬車里坐著的都是那類被路易·盧見慣了的、出入于各大林蔭道咖啡館和布朗森林公園的人物，其中有頭戴猩紅便帽、身材瘦小，兩撇胡子神氣地耷拉下來的將軍，有身穿鑲花邊大裙子的年青婦女，有披著紫色道袍、皮肉松馳的神甫，有戴著閃閃發亮的深黑色或是棕紅色高筒禮帽的、服飾漂亮的老家伙，有從來不曾在文森炮臺或是別的炮臺呆過的青年軍官，有神氣十足的禿頂聽差，有渾身細毛梳得溜光、脖子札著蝴蝶結的小狗，甚至還有吱吱呱呱的鸚鵡。他們全都坐著馬車，急急忙忙地向凡爾賽門涌去。晚上，路易·盧走著去歌劇院廣場，一路上看見家家咖啡館都空空蕩蕩，沒有花花公子在那里喝紅寶石顏色的露酒；家家店鋪的門窗也都釘死了，再也聽不到無憂無慮的女人在周圍嘻嘻哈哈。住在愛麗舍路、奧特伊林蔭道和圣熱爾明林蔭道的居民，對于干粗活的粗人居然抗命不肯交槍一事萬分惱火，全都離開了最美麗的巴黎城。如今市內黑燈瞎火，就連人行道那些光滑得鏡子似的石板地面也仿佛因為沒有燈火可以反照而郁郁不樂，變成一片漆黑。

路易·盧看見“共和國”坐著馬車和大蓬車走了，于是便去向別的工人打聽，究竟是誰留了下來代替“共和國”。人家告訴他，留了下來的是“巴黎公社”。這時路易·盧心里就豁亮了：巴黎公社是住在離黑寡婦街不遠的一個地方的。

但是，離開了巴黎的那伙花花公子和女人是不愿意把這個天下最美麗的城市忘到腦后的。他們更不甘心把它交給泥水匠、鐵匠和木匠。因此，又有炮彈落下來炸壞房屋了。只不過這一回打來炮彈的人并不是窮兇極惡的普魯士大兵，卻是早先經常光顧“英吉利咖啡館”和其它咖啡館的那一批好心腸的顧客。路易·盧明白自己此時此刻應該回到文森炮臺的崗位上去。但是，開青菜鋪的莫諾太太不單心眼很多，而且還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不信神的暴徒竟殺害了巴黎的主教，路易·盧又是這伙暴徒里面的一員，所以莫諾太太說什么也不答應這個暴徒的兒子踏進自己的家門。這樣一來，路易·盧也就只好叼起煙斗，把小兒子扛上肩頭，便動身上文森炮臺去了。他在炮臺上給一門大炮推炮彈，小保爾在他身旁玩空彈殼。小家伙夜里就睡在文森炮臺旁邊那個看水泵工人的房子里。看水泵的工人送給小保爾一個用粘土做的新煙斗，還給他一小塊肥皂。這枝煙斗和路易·盧抽著的那枝一模一樣。有了這煙斗和肥皂，保爾在聽煩了炮聲，看膩了那門不住往外吐炮彈的大炮時，便可以吹肥皂泡玩兒。他吹出來的肥皂泡五顏六色：有天藍色的、有粉紅色的、也有藕合色的，就象在土伊勒里花園內那些花花公子和無憂無慮的女人給自己衣著華麗的男孩們所買的氣球一般。當然，這個工人的兒子吹出來的肥皂泡只能存在一眨眼的功夫，而住在愛麗舍路的孩子們的那些氣球，用繩子系緊了卻能保存一整天。不過，肥皂泡也好，氣球也好，反正都一樣好看，也同樣存在不了多久。保爾用粘土煙斗吹著肥皂泡，也就想不起張開嘴要面包吃了。每次當他走近和路易·盧在一起的、被人們稱做“公社社員”的那些人時，他總要學著爸爸的樣子，神氣十足地叼著空煙斗。大家看到他這副模樣，就會把眼前的大炮暫時忘掉，親親熱熱地對他說：“你是一個真正的公社社員。”

工人的大炮很少，炮彈有限，人數也不多。可是，離開了巴黎、此刻住在法國皇帝的故宮——凡爾賽的那伙人每天都有新兵(全是毫無腦筋的法國農民的子弟)調來，日日都有兇惡的普魯士人贈送的大炮運到。他們越來越逼近圍繞著巴黎的城墻。許多炮臺已經落入他們手里。這樣，和路易·盧一起把守文森炮臺的幾名炮手犧牲之后，也就沒有別的炮手前來接替。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當泥水匠的路易·盧只得自己推炮彈，自己裝炮彈，自己來開炮，給他打下手的只有兩個還沒有受傷的工人。

法國皇帝的故宮內喜氣洋洋。用木板匆匆忙忙搭起了許多咖啡館，但是也裝不下所有要喝紅寶石顏色露酒的人。披著紫色道袍的神甫領著珠光寶氣的人群做謝恩祈禱。將軍們滿面春風，捋著神氣地耷拉下來的兩撇胡子，和一大幫來到凡爾賽的普魯士軍官聊天。禿頂的聽差已經忙著收拾老爺太太的箱籠，準備返回天下最美麗的城市。當年為了按照太陽國王⁽¹⁾規定的日期蓋好這座富麗堂皇的御花園，兩萬多名工人不分晝夜地挖土施工，在樹林中間開出小路，把沼澤里面的積水放干。如今這個建筑在二萬工人白骨上的花園掛滿了慶祝勝利的彩旗。白天，號手不停地鼓著腮幫子吹奏，九個大噴水池和四十個小噴水池中的石雕海神不住地涌出偽善的眼淚。到夜間，在傷了元氣的巴黎城內，各個廣場的石板地面已無燈火可以反照，但是在這里卻有那些組成字母花樣的、得意洋洋的燈盞，透過扶疏的枝葉，厚顏無恥地發著亮光。

國民自衛軍中尉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帶來一束百合花，獻給未婚妻加布莉埃里·第·邦尼維特。花朵又鮮又嫩，說明他的感情非常高尚純潔。這束百合花裝在一個鑲嵌著藍寶石的黃金花插里。花插是他在凡爾賽向一個原先在國際大街開珠寶店的商人買來的。在發生暴亂的第一天，這個珠寶商便趕緊把鋪子里的全部珠寶運出了巴黎。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是從巴黎前線回凡爾賽來休息一天的，所以，他給未婚妻獻上這束花，還有一層祝捷的用意。他告訴未婚妻，造反作亂的暴徒已被打敗，他的士兵明天就要去占領文森炮臺，開進巴黎。

加布莉埃里問了一句：歌劇院的演出季什么時候開始呢?”

接著，兩個人便沉醉在綿綿的情話之中。未婚夫剛從前線到達，未婚妻又精心給他繡了個煙荷包，在這樣一對未婚夫妻之間，此時此刻卿卿我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在情深意濃之際，經過艱苦戰斗的法朗舒亞伸出一只手緊緊摟住加布莉埃里被杏黃色綾羅裹著的腰肢，對她說：

“我親愛的，你不知道這些公社社員有多么殘暴。我用望遠鏡看到過，文森炮臺上有個很小很小的男孩在開炮。你簡直沒法想象，這個小小的尼祿⁽²⁾居然已經會用煙斗抽煙了。”

“你們不是要把他們統統殺光，連孩子也不留下嗎?”加布莉埃里哼哼唧唧地說。她的胸脯在參加過戰斗的軍官那只手下面起伏得更加劇烈了。

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說話是算數的。第二天早上，他那個團的士兵便接到了去攻占文森炮臺的命令。路易·盧和那兩個沒有受傷的工人不停地開炮打這些士兵，于是法朗舒亞下令打出白旗。路易·盧曾經聽人說過，打出白旗就是要講和的意思。所以，他停止了炮擊。他心想，士兵們由于愛惜這個天下最美麗的城市而終于愿意和巴黎公社講和了。這樣，三個工人便抽著煙斗，笑容滿面地等著士兵前來談判。小保爾已經沒有肥皂可以吹泡泡了，但是仍舊把煙斗叼在嘴上，學著爸爸的樣子，也是笑容滿面。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等到士兵們一貼近文森炮臺，立即命令三名來自薩伏依山區的神槍手開槍把那三名叛民打死。至于那個公社小社員，他要活捉過來，押去給去婚妻看看。

三名薩伏依山民的槍法確實很準，所以當士兵們終于進入文森炮臺的時候，便看見一門大炮旁邊躺著三個手里拿著煙斗的死人。他們見過很多尸首，并沒有覺得奇怪過，唯獨當他們看見炮臺上有個拿著煙斗的小男孩時，全都吃驚得不知所措，渾身發軟。有的士兵嘴里不住地念叨“耶酥基督”，有的則大聲驚呼：“見到鬼了!”

“混帳的小臭蟲，你是從哪兒冒出來的?”有個薩伏依士兵問道。

“我是個真正的公社社員。”保爾·盧笑著回答說。

士兵們想用刺刀把這孩子捅死，但是班長告訴他們：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長官下過命令，要把這個小社員送到一個關押俘虜的地點去，這是十一個俘虜點中的一個。

“好一個小天使!你殺了我們多少人?”士兵們一面嘟嘟嚷嚷地罵著，一面用槍托推著保爾向前走。保爾從來沒有殺過人，只是用煙斗吹過肥皂泡。他不明白這些人為什么要臭罵他和欺負他。

國民自衛軍的士兵押著這個四歲的叛民俘虜進了已被他們奪回的巴黎市。雖然北郊的工人們還在開槍還擊，還在流血犧牲，但在愛麗舍路、歌劇院街，在匯合到明星廣場的那些大街上，人們已經在開懷作樂了。這時正是五月，是一年當中最好的季節。林蔭大道上的栗樹已經開花。花花公子就在栗樹底下，圍著露天咖啡館那些大理石面的桌子喝著顏色象紅寶石的露酒，女人們露出無憂無慮的微笑。當士兵押著小不點兒的公社社員走過他們身旁時，他們大叫大嚷，要士兵們把小家伙交給他們。只是班長牢記著長官下過的命令，一路上保護著保爾。不過，士兵們卻把另外一些男女俘虜交了給他們。這伙人便馬上向這些俘虜身上、臉上吐唾沫，揮起精致的文明棍來亂打，打累了以后還從路過的士兵手中取過刺刀來亂扎這些叛民。

保爾·盧被押進了盧森堡公園。這個公園在盧森堡宮前面劃出了一大片地段，隔開來關押被俘的公社社員。保爾拿著煙斗，大模大樣地在俘虜當中走來走去。他想要安慰幾個傷心慟哭的女人，對她們說：

“我會吹肥皂泡泡。我爹路易·盧會抽煙斗，還會開大炮。我是個真正的公社社員。”

這幾個女人留在圣安東郊區什么地方的孩子大概也很愛吹肥皂泡吧，所以，她們一聽見保爾這樣說，哭得越發傷心了。

看見她們這個樣子，保爾只好在草地上坐下來，一心去想那些肥皂泡。肥皂泡有天藍色的、粉紅色的、藕合色的，可真叫好看哪!因為他想心事還不會想得太久，再加上從文森炮臺到盧森堡公園的那段路又遠，又不好走，所以，過了不久，他就睡著了，手里還握著自己的煙斗。

在保爾睡覺的時候，兩匹高頭大馬正拉著一輛敞篷四輪馬車走在凡爾賽公路上。這是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帶著未婚妻加布莉埃里·第·邦尼維特到最美麗的巴黎去。加布莉埃里從來不曾顯得象今天這樣美：她那張纖秀的鵝蛋臉叫人想起當年佛羅倫薩大師們所繪的肖像畫，一身檸檬黃的衣裙鑲的是馬林修道院織出來的花邊，手里打著小陽傘擋住五月的陽光，以免蘋果花顏色的光滑皮膚受到直接照射。她的確是巴黎最俊俏的女人。她本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一直都露著無憂無慮的微笑。

進得城來，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便把遇到的本團一個士兵叫上前來，問他從文森炮臺抓來的小俘虜關押在什么地方。這對情侶一進盧森堡公園，就看見老栗樹全都開花了。梅迪奇噴泉上方爬滿了常春藤，小鳥在林蔭路上跳來跳去。加布莉埃里·第·邦尼維特心中頓時充滿柔情，她緊握著未婚夫的手，喃喃地說：“我親愛的，活著可真好啊!……”

俘虜當中每時每刻都有人被拉去槍斃，所以當他們一見到這個肩章上飄著流蘇的軍官，便驚慌起來，人人都以為自己的死期已到。但是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根本沒有功夫去理他們，一心只要找到那個公社小社員。見到小家伙正在睡覺，法朗舒亞便用腳尖輕輕地把他踢醒。孩子一醒過來，開始是放聲大哭，后來看見加布莉埃里眉開眼笑，不象他周圍那些女人那樣愁眉苦臉的，他便把煙斗塞進嘴里，笑了笑，說道：“我是個真正的公社社員。”

加布莉埃里這時心滿意足了。她說：

“可不是嗎!他還真小啊!我認為他們生來就是殺人犯。應該馬上把他們全都消滅光，連剛剛出生的也不留!”

“現在你已經看過他了，可以把他報銷掉了。”法朗舒亞說著便叫過一名士兵來。

但是加布莉埃里求他稍等片刻。這是輕松愉快和無憂無慮的一天，她要把這天的一樁賞心樂事再拖長一點。她想起了：有一回在趕集的日子她去布朗森林游逛，在那里看到過一間板棚，里面掛著很多用粘土做的煙斗，有幾個煙斗飛快地轉動著，讓青年人開槍去打。

加布莉埃里雖說是名門閨秀，貴族出身，但是非常喜歡平民百姓的娛樂消遣方式。所以她一想起在集市上見過的這種游戲，便對未婚夫說：

我要學會放槍。一個帶兵的國民自衛軍軍官的妻子是應該會打槍的。我要開槍打中這個小劊子手的煙斗。你就讓我來試一試吧。”

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從來不曾拒絕過未婚妻提出的任何要求。就在不久以前，他還自動送了一串價值三萬法朗的珍珠項鏈給她哩。現仍他又怎么能夠不讓她去玩一玩這種天真無害的鄉間游戲呢?于是，他從一個士兵手中把步槍拿過來，遞給了未婚妻。

看見貴族小姐拿起步槍，俘虜們四散奔逃，全都擠到圈起來當俘虜營的地段里離她最遠的那個角落。只有保爾若無其事地叼著煙斗站在原地不動，而且還滿面笑容。加布莉埃里一心要打中的是移動著的煙斗，所以她一面瞄準，一面對孩子說：

你跑呀!我這就要開槍了!……”

可是保爾是經常看見人家開槍的，所以這會兒還是若無其事地站著不動。加布莉埃里等得實在不耐煩了，便扳動了槍機。因為她是頭一回打槍，所以雖說打偏了，但還是完全可以原諒的。

“我親愛的，”法朗舒亞·第·埃蒙尼揚說：“您用愛情之箭射中人心的本領非常高強，但是用子彈打粘土煙斗的本領卻不怎么樣啊。您瞧，您把這個小壞蛋打死了，可是煙斗仍舊是好好的。”

加布莉埃里·第·邦尼維特沒有答腔。她看著保爾胸膛上的那個小紅點，呼吸急促起來，身子和法朗舒亞貼得更緊。她覺得此刻非常需要受到未婚夫溫存的愛撫，便提出立即回家去。

在世界上生活了四年，最喜歡用粘土煙斗吹肥皂泡的保爾·盧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不久以前，我在布魯塞爾遇到年邁的巴黎公社社員彼埃爾·洛特列克，并且和他成了知交。這位孤身老人把他唯一的財產——五十年前小保爾·盧用來吹肥皂泡的粘土煙斗送給了我。這個四歲的起義者五月份被加布莉埃里殺害的那天，彼埃爾·洛特列克也被關押在盧森堡公園的俘虜營內。關在這里的俘虜幾乎全都被凡爾賽分子槍殺了。彼埃爾·洛特列克之所以能夠死里逃生，完全是因為有一些花花公子想到總得要有人去干活，同時他們也知道，優美無比的巴黎如果還要變得更美，沒有一批泥水匠、木匠、鐵匠也不行。彼埃爾·洛特列克被判處放逐五年。后來他從開云⁽³⁾逃到比利時。不論經歷多少艱難困苦，也不論輾轉流亡到什么地方，他都一直把這個從保爾·盧尸體旁邊檢起的煙斗帶在身邊。最后，他把這枝煙斗送了給我，還對我講了我在上面記載的全部經過。

我經常用兩片憤恨得發干的嘴唇輕輕地含著這枝煙斗。煙斗上還有一股淡淡的、天真童稚的氣息，這大概就是那些早已破碎了的肥皂泡所留下的痕跡。但是，小保爾·盧已經被天下最美麗的巴黎城內最俊俏的女人加布莉埃里殺害了。他的這個玩具不斷在提醒我必須學會無情地去憎恨。每當我的嘴唇碰到這枝煙斗的時候，我總是要禱告，希望自己將來能夠做到以下一點：當我一旦看見白旗時，絕不象可憐的路易·盧那樣把槍放下，而且為了保衛幸福的生活，只要還有三個英勇無畏的工人和一個吹肥皂泡的小娃娃仍然在上面堅持斗爭，就絕不放棄文森炮臺。

【鑒賞】：

《公社社員的煙斗》選自愛倫堡的短篇小說集《十三枝煙斗》。《十三枝煙斗》是愛倫堡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在這一組小說中，作者以煙斗為線索，從各方面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批判了資產階級道德的虛偽。在這里，煙斗就象戲劇舞臺上一個奇妙的小道具，而愛倫堡則是一個精明的導演。他利用這個小小的道具，讓小說中各式各樣的角色演出了十三出各有特色、富有哲理意味的小戲。《公社社員的煙斗》是其中的《第二枝煙斗》。(現在的標題是譯者根據內容而加的)，在這組小說中堪稱最佳之作。K·費定在談到這篇小說時說，“這是給法國資產階級的一個空前的判決”。

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在于它的語言和敘事結構。在兩個主要場景和一個過渡中，顯示了作者的導演天才。

在極短的篇幅中，作者以平緩的語調敘述了從1848年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期間泥瓦匠路易·盧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和參加革命戰斗的經歷。他故意使小說背景淡化、模糊，兩次轟轟烈烈的革命仿佛是極其普通的小事件。兩位被饑餓所逼無法生存的泥瓦匠拿起槍桿參加了戰斗，他們的兒子跟在身后等待著白花花的面包或吹著多彩的肥皂泡。在孩子的心目中，這也許是一次有趣的玩耍。作者和讀者都明白，這是震動世界的大革命，世界歷史因此而發生了轉折。但小說中的主人公不知道，他們只知道為自己的生存而戰斗，再沒有人象他們一樣具有發自內心的革命激情了。愛倫堡以簡單的筆觸揭示了無產階級與革命的息息相關的聯系。革命不是浪漫主義者愜意的冒險，是以生命捍衛生存的血腥斗爭。

愛倫堡的語言中有輕松的調侃和沉重的幽默，他以高度的節制躲在幕后解釋人物的言行舉動。路易·盧用生命和血汗換來了幾枚白色的小硬幣，在酒館里變成了混濁的苦艾酒和黑色的小硬幣。最后什么也沒有了，沒有酒喝，沒有面包吃，只好叼起粘土做成的煙斗。路易·盧的“從來不曾無憂無慮過”的妻子朱麗葉，在兒子兩歲的時候搬到神經質的喜歡年青女人的肉鋪老板家里去了，因為肉鋪老板有許多黃色的硬幣，能夠使朱麗葉無憂無慮地笑起來。黃、白、黑三種金錢的顏色，左右著年輕的路易，窮人的生命就這樣無足輕重，受命運的耍弄。而當他站起來抗拒命運的時候，等待他的卻是死亡。從生到死，兩者之間的距離卻又是那么短促。當初因為“在鄰桌喝著顏色象紅寶石的露酒的花花公子”的一句話，七歲的路易·盧的小命保留下來了。而他的兒子，四歲的保爾·盧，卻因為“巴黎最俊俏的女人”用步槍玩玩“天真無害的鄉間游戲”而倒在地上，再也沒有起來。巴黎上流社會美麗后面的丑惡嘴臉，資產階級厚顏無恥的剝削和掠奪，隨著小保爾的死而暴露無遺。

小說中有幾組反諷的句子和意象，如第一段：“世界上有很多美麗的城市，但是，巴黎是最美的。因為巴黎不僅有無憂無慮的女人在嘻笑，有穿戴時髦的花花公子在栗樹底下喝著顏色象紅寶石的露酒，還有千萬盞燈火反照在那些大廣場光滑如鏡的、石板鋪成的地面上。”這幾個句子在小說里一再出現，隨著每次重復，它們都更一步走向其表層意義的反面。最后，讀者看到的是腐朽骯臟的巴黎城，在其中游蕩著荒淫無恥的男女，在太陽光底下依然一片黑暗。

粘土煙斗作為串起故事的線索，是作家為保持十三個故事的連貫性特意設置的。兩個小孩和煙斗吹出的肥皂泡比煙斗更富有象征意義，它們代表了遭到扼殺、毀滅的新生命、新理想，作者在深沉的惋惜之中，遣責了第二共和國劊子手們的殘忍。

發生在十九世紀法國巴黎的兩次革命已經被人們淡忘了，但愛倫堡的故事依然動人心弦，因為每一代讀者都從來不曾失去正義、同情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