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是一個偉大而令人迷惑的人物。他在藝術與科學的雙重氣質之間搖擺不定，留下了很多沒有完成的作品；他表現出對性欲的冷淡和拒絕，似乎本性的暴風雨般的熱情并沒有觸及他；他具有某種女性的柔弱情感，但同時又表現出對道德的漠不關心。達·芬奇在筆記中留下了一個關于“禿鷲”的童年記憶，而這是一個幻想，在其背后隱藏著理解他人格之謎的核心線索。

【作品選錄】

二

就我所知，在列奧納多的科學筆記本上只有一處記載了一條關于他童年的情況。在一段描繪禿鷲飛行的文字中，他突然中斷了敘述，轉而對出現在腦海中的一個很早時期的回憶作了描述：

“看來我是注定了與禿鷲有著如此深的關系；因為我想起了一段很久以前的往事，那時我還在搖籃里，一只禿鷲向我飛了下來，它用翹起的尾巴撞開我的嘴，還用它的尾巴一次次地撞我的嘴唇。”

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段童年時代的記憶；也確是一段十分奇怪的記憶。因為它的內容，也因為它被認定的年齡都是很奇怪的。一個人也許不是不可能保留他吃奶時期的記憶，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它看作是確鑿無疑的。列奧納多的這段記憶所宣稱的事情——即禿鷲用尾巴撞開孩子的嘴——似乎太不可能，太神奇了；因此另外一種觀點——一個一下子可以解決兩個難點的觀點——在我們的判斷中看來是更可取的。根據這個觀點，禿鷲的場面不是列奧納多的記憶，而是一個幻想，是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形成的，又轉換到了他的童年時代去的一個幻想。

童年記憶經常是這樣出現的。同成年時期的有意識的記憶完全不同，它們并不固定在被經驗的時刻，又在以后得到重復，而是在以后的年月，即童年已經逝去了的時候才被引發出來；在它們被改變和被偽造的過程中，它們是要服務于以后的趨勢的，所以，一般說來，它們與幻想并不能被明確地區別開來。如果我們把它們的本質與那種發源于古人中的歷史寫作加以比較，也許就能最清楚地闡明這一點。只要一個國家又小又弱，它就想不到要去寫歷史。人們耕種土地，為了生存同鄰國爭斗，試圖從他們那里奪得領土和財富。這是英雄們的時代，不是歷史家的時代。接著出現了另一個時代，思考的時代： 人們感到自己是富裕和強大的，現在，他們感到有必要知道他們來自何處，又是怎樣發展起來的。歷史最初開始時是對現在作出不斷記錄，接著回顧過去，并且搜集傳統和傳奇，解釋在風俗和習慣中幸存下來的古代的痕跡，這樣就創造了過去的歷史。這種早年歷史不可避免地會是當前信仰和愿望的表達，而不是過去的一幅真實圖畫；因為許多事情從民族記憶中被漏掉了，另一些事被歪曲了，其他一些過去的情況為了適應現時的思想被錯誤地解釋了，此外，人們寫歷史的動機不是客觀的求知欲望，而是想影響他們的同時代人，想鼓動和激勵他們，或者想在他們面前放一面鏡子。一個人對他成年期事件的有意識記憶完全可以類比于第一類歷史(即當時事件的編年史)；而他對于童年的記憶——就它們的起源和可靠性而言——與民族最初年代的歷史是相似的。這是后來匯編的，并且是為了有傾向性的理由而匯編的。

那么，如果列奧納多關于在搖籃里禿鷲來訪的故事只是后來一個時期的幻想，人們也許會認為花這么多時間在這上面太不值得了。人們也許會滿足于在他的愛好的基礎上對這個故事作出解釋——他從不隱瞞他的愛好——他把對于飛鳥的興趣看作命運的預先安排。但要低估了這個故事，一個人也許會犯下很大的錯誤，就像一個人粗心地拋棄了民族早期的歷史中發現的傳奇、傳統和所作解釋的主要部分一樣。盡管有歪曲和誤解，它們還是代表了過去的現實；它們是人們根據早期經驗，并在曾經很強大、今天仍起作用的動機的支配下形成的；如果用上所有的知識的力量能使這些歪曲了的事物恢復過來，那么揭開傳奇性材料背后的歷史真相是沒有問題的。這同樣適用于一個人的童年記憶或幻想。一個人思考他在童年時代留下的印象并不是無足輕重的；一般說來，殘留的記憶——這些東西他自己也不理解——掩蓋著他的心理發展中最重要特征的無法估價的證據。今天，當我們在精神分析的技術中擁有了卓越的方法，能幫助我們認識隱藏著的材料時，我們就可以通過分析列奧納多關于童年幻想來試圖填補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如果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仍不滿意我們所取得的確實性程度，我們就不得不用這樣的想法來安慰自己了： 對這位偉大的、謎一樣的人物，其他的許多研究也沒有遇到更好的命運。

如果我們用精神分析學家的目光來看待列奧納多關于禿鷲的幻想，這個幻想很快就會顯得不奇怪了。我們似乎會回憶起在許多地方都遇到了同樣類型的事情，例如在夢里；因此，我們才不厭其煩地把幻想從它自己特殊的語言中翻譯成普遍理解的文字。這種翻譯可以看作是指向一種性的內容。一個尾巴——“Coda”——在意大利語中和在其他語言中一樣，都是男性生殖器的最為人所熟悉的象征和起到代用作用的表達；幻想中的情況——禿鷲用翹起的尾巴撞開孩子的嘴，在嘴里面強有力地撞著——與舐淫(fellatio)行為，即把陰莖放入有關系的人嘴巴里的性行為是相一致的。很奇怪，這個幻想在性質上是完全被動的；而且它很像在女人或被動的男同性戀者身上發現的某些夢和幻想(所謂被動的男同性戀者是在性關系中扮演女人的角色的人)。

我希望讀者能克制一下，不要因為精神分析學剛運用到偉大而又純潔的人身上時，似乎是對他的記憶的不可饒恕的誹謗，就讓憤怒的沖動使他不能跟隨精神分析學一起向前走去。很清楚，這樣的憤怒永遠不能告訴我們列奧納多童年幻想的重要性；同時，列奧納多用最清楚的方式承認了這個幻想，而我們也不能放棄我們的期望(設想)——或者，如果聽上去謙虛一些，也可說不能放棄我們的偏見——即這種幻想一定有某些意思，就像另外一些同類的心理創造： 一個夢，一個幻想或一句胡話。所以，我們暫時最好還是心平氣和地聽聽分析工作所講的內容，它確實還沒有講出它最后的話呢。

把男人的性器官放入口中加以吮吸，這種愛好在體面的社會里被認為是令人作嘔的性變態，然而在今天的婦女中間卻屢見不鮮——在古時候也是如此，例如一尊古代雕塑所顯示出來的那樣——在戀愛狀態中，它仿佛完全失去了令人厭惡的特性。醫生們發現，甚至在那些沒有從克蘭夫特·艾賓的《病態性心理》或從其他的知識來源中懂得這種口淫方法有可能獲得性滿足的婦女身上，也會產生與這種愛好有關的幻想，她們自發地產生這種想入非非的幻想，好像沒有什么困難。進一步的研究告訴我們，受到道德如此嚴厲譴責的這種情形可以溯源于一種最純潔的本質。它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復了我們都曾一度感到了歡樂的一種情形，即當我們還在吃奶的時期(“那時我還在搖籃里”)，把我們母親的(或奶媽的)乳頭放進我們的嘴里吮吸。這一經歷的器官印象——我們生命中第一個快樂的源泉——無疑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上；在以后的日子里，當孩子熟悉了牛的乳房——它的功能與人的乳房一樣，但它的形狀與它在腹下的位置使它與陰莖相似——性認識的初級階段就被達到了，以后這個初級階段會使他形成令人反感的性狂想。

現在我們理解了為什么列奧納多把他想象中的與禿鷲的經歷看作他吃奶時期的記憶。幻想所掩蓋的只是在母親懷中吮吸乳頭，或者得到哺育的回憶，這是人類之美的一個場景。他像許多藝術家一樣，在圣母和她的孩子的幌子下用他的畫筆加以描繪了。確實，另外一點我們還不了解，而這一點我們不能忽略： 這種對兩性同樣重要的回憶被列奧納多這個人改變成了被動的同性戀幻想。暫時，我們先把什么是與同性戀和吮吸母乳有關的問題擱在一邊，僅僅記住，傳統觀點確實把列奧納多作為一個具有同性戀感情的人來表現的。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目的與那對年輕的列奧納多的指責公正與否并不相干。使我們決定說某人是否是一個性倒錯者的，不是他的實際行為，而是他的情感態度。

接著激起我們興趣的是列奧納多童年幻想的另一個難以理解的特征。我們把幻想解釋為得到母親哺育的幻想，我們發現他的母親被禿鷲所代替。禿鷲來自何處？又怎樣在它現在的地方碰巧被發現了呢？

關于這一點，我想起一個來自遙遠的地方的思想，這個思想吸引著我的注意力。在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中，母親是由禿鷲的畫像來代表的。埃及人還崇拜女神，這個女神被表現為有一個禿鷲的頭，或者有幾個頭，但其中至少有一個是禿鷲的頭。女神的名字讀作摩特。它與我們的德語單詞“Mutter”〔“母親”〕發音相近，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那么在禿鷲和母親之間是有一些真正的聯系的，但是這對我們有什么幫助嗎？我們有什么權力期望列奧納多知道這一點？因為第一個成功地閱讀了象形文字的人是晚得多的弗朗索·查波倫(1790—1832)。

了解一下古埃及人是如何選擇禿鷲作為母親的象征一定很有意思。甚至對希臘人和羅馬人來說： 埃及人的宗教和文明也是科學的好奇心的對象，在我們能看懂埃及的遺跡很久之前，我們便從尚存的古典著作中獲得了關于這方面的一些為我們所用得著的知識。其中一些著作出自名家之手，例如： 斯特拉博、普魯塔克和阿密安·馬賽林斯；另一些著作為人們所不熟悉的作家所著，著作的資料來源及成書日期也不確定。例如赫拉波洛·尼里的《象形文字》和那本關于東方教士的智慧的著作，傳下來的作者的名字是赫姆斯·特里斯麥吉斯托斯這個神的名字。我們從這些來源中知道，只是由于人們只相信雌禿鷲的存在，禿鷲才被看作母親的象征；人們認為這一物種是沒有雄性的。關于單性生殖的對應例子可以在古代自然史中看到： 埃及人把圣甲蟲崇拜得五體投地，認為它是有神性的，因為他們以為只有雄性的圣甲蟲。

如果所有的禿鷲都是雌性的，人們如何想象它們的妊娠呢？這一點在赫拉波洛的著作中有充分的說明： 在某一時刻，這些鳥停留在空中，張開它們的生殖器，風使它們受精。

現在，我們意外地來到了一個地方，這里，我們可以把一些不久前還認為荒謬而加以拒絕的事情看作是很有可能的了。列奧納多極有可能熟悉一則科學寓言，這則寓言闡明了為什么埃及人用禿鷲作為母親這一概念的形象化代表。他的閱讀面是很廣的，他的興趣包括了文學和知識的一切科目。在《阿特蘭特抄本》中我們發現了一份他在某一特定時期里所擁有全部圖書的目錄，另外還有他從朋友那里借來的其他圖書中做下的大量筆記；如果我們能夠根據里希特所記述的列奧納多筆記摘錄(1883)來下判斷，他的閱讀范圍幾乎怎么估計也不會太高。除了同時代的書籍外，關于自然歷史的早期著作在其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有這些書籍在當時已被印行了。米蘭實際上是意大利新印刷技術的領頭城市。

再研究下去，我們得悉一個情況，它能把列奧納多知道禿鷲寓言的可能性轉變成肯定性。赫拉波洛的博學著作的編輯者和評論家就上面已經引用過的原文作了如下的筆記：“但是，這個關于禿鷲的故事已經被教會的神父們熱切地接受了下來，靠著從自然秩序中獲得的證據，他們企圖駁斥那些否認圣靈感孕的人。所以，這個話題幾乎在他們所有的人中間流傳著。”(見李曼斯的著作，1835年)

因此，單性禿鷲的寓言和它們的概念模式就像圣甲蟲的類似傳說一樣，遠非不重要的軼事；教會的神父們利用這個取自自然歷史的證據作為為他們服務的工具，來對付那些懷疑《圣經》中記載的歷史的人。如果在關于古代最好的一些記載中禿鷲被描寫成是靠風受孕的，那么，為什么同樣的事情在某種場合不能發生在女人身上呢？既然禿鷲的寓言能夠成為“幾乎所有的”教會神父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事，那么，我們就很難懷疑列奧納多也知道這則寓言，因為這則寓言受到了如此廣泛的庇護和偏愛。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構思列奧納多關于禿鷲幻想的起源了。他曾經碰巧在一位神父那里或在一本自然歷史的著作里獲悉所有的禿鷲都是雌性的，它們的繁殖行為一點也不需要雄性的幫助： 在這一點上，某一個記憶躍入了他的腦海，而這個記憶就被改變成為我們在討論著的這種幻想了，但是這個幻想意味著他也是這樣一個小禿鷲——他有過母親，但是沒有父親。記憶與這一點連在一起了，與如此重要的年代的印象——他在他母親胸脯上吸乳時的歡樂的回聲——在唯一可以表達出來的一種方法中連在一起了。教會的神父們所提到的圣母和她的孩子的思想——所有藝術家都珍愛的思想——一定促使他更加感到這個幻想的珍貴和重要。確實，在這種方法中他可以把自己與小基督視為一體，不僅僅是這一個女人的安慰者和救助者。

我們分析一個童年幻想的目的是要把它所包含的真正記憶與后來修飾、歪曲它的動機分開。在列奧納多的情況中，我們相信我們得悉了幻想的真正內容： 禿鷲對母親的代替表明孩子知道他缺少父親，只有他和他的母親相依為命。列奧納多作為一個私生子的事實與他的禿鷲幻想是一致的；只是由于這個原因，他才能把自己比作一個禿鷲的孩子。我們知道的關于他童年時代的另一個可靠事實是，在他五歲的時候，他被父親的家庭收養了。我們不知道這是在什么時候發生的——到底是在他出生后幾個月呢，還是在土地登記簿注冊之前幾個星期。正是在這里，禿鷲幻想的解釋起了作用： 它好像告訴我們，列奧納多一生中關鍵的頭幾年不是在他父親和繼母身邊度過的，而是和他可憐的、被遺棄的親生母親在一起，所以他才有一段時間感受到他父親的缺乏。這似乎是經過我們的精神分析的努力而獲得的一個不充分的，還有些大膽的結論，但隨著我們的研究的深入，它的意義將會增加。當我們考慮到列奧納多的童年時期的情形確實對他起了作用，這個結論的確實性就會得到加強。原始資料告訴我們，在列奧納多誕生的那年，他的父親塞·皮羅·達·芬奇與唐娜·阿爾貝拉結婚了，繼母是一位出身高貴的小姐；因為他們婚后沒有孩子，所以這孩子被他父親的(毋寧說是他祖母的)家庭領養了——正如文件證實的那樣，這件事情發生在他五歲那一年。在婚后不久就讓一個年輕的新娘——她自己還希望有福氣生兒育女呢——來照顧一個私生子，這種事是很少見的。在決定領養私生子之前，他們肯定度過了一段失望的歲月，這個私生子可能已長成一個挺討人喜歡的小男孩了，這對期望中的合法的孩子的空缺也是一個補償吧。如果在他能把他生母孤零零的一個人換成一對父母之前至少過去了三年，也許是五年，那么這個結論與禿鷲幻想的解釋就最合拍不過了。可那時已太晚了。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一些印象逐漸固定了，對外部世界的反應方式建立起來了，以后的經驗永遠也不會剝奪它們的重要性。

如果一個人童年時代的難以理解的記憶和建立在這些記憶上的幻想真是始終強調了他精神發展中的最重要的成分，那么，禿鷲幻想進一步證實的這個事實——即列奧納多生命的頭幾年是和他的生母一起度過的——就會在他的內心生活的形成中給予決定性的影響。這一事態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這個孩子——在早年生活中他比其他孩子多面臨了一個問題——開始懷著特別強烈的感情來沉思這個謎，這樣，在他弱小的時候就成了一個探索者，他苦苦思索著，被嬰兒們來自何處、父親為他們的出生做了些什么——這樣的重大問題折磨著。這是一個含糊的猜測： 他的探索和他童年時代的歷史之間的這種聯系后來促使他聲稱，因為他在搖籃中的時候就有禿鷲來訪，他注定了從一開始就要對鳥兒飛翔的問題進行研究。這樣，下面要闡明他對于鳥兒飛翔的好奇心如何來自他童年時代關于性的思考，就沒有什么困難了。

六

今天的讀者認為所有疾病的歷史聽來都是令人厭惡的，這一事實不容置疑。他們抱怨說一個偉人的病歷審查永遠不會導致理解他的重要性和他的成就，他們就這樣來表達他們的厭惡，他們還抱怨說，研究偉人身上的這些事情只是一種毫無用處的魯莽行為，因為這些事情在你碰到的任何一個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但是這個批評的不公正是如此明顯，以致只有當它作為一個借口和偽裝時才是可以理解的。審查病歷的目的絲毫也不是為了使這個偉大人物的成就無法理解；肯定不會有人因為沒有去做他從來沒有想到去做的事情而受到責備。他們反對的真實動機不是這樣。如果我們牢記傳記作家們用非常特殊的方法觀察他們的主人公，我們就能發現這些動機。在許多情況中，他們選擇他們的主人公作為他們研究的題目，因為——由于他們個人的感情生活——從一開始，他們就感到對他特別喜愛。然后，他們把他們的精力奉獻給一個理想化的任務，目的在于把這個偉人塞進他們所設想的嬰兒的模式之中——也許目的還在于在他身上再現兒童對他父親的理想。為了滿足這個愿望，他們去掉他們主人公的生理學上的個人特征；他們抹掉他一生與內部和外部阻力的抗爭的痕跡，他們在他身上不允許有人類弱點和缺陷的痕跡。這樣，他們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實際上冷漠、陌生和理想的人物，從而代替了我們會感到與我們遙遙地有著關系的一個人。他們這樣把真理奉獻給了幻覺，為了他們的嬰兒幻想而放棄了認識人類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機會，這樣做是令人遺憾的。

列奧納多熱愛真理、渴求知識，他不會阻止人們把他本性中的不重要的特點和謎作為研究起點的企圖，因為這是為了發現是什么決定著他的精神和智力的發展。我們用向他學習的方法來向他致敬。如果我們研究了他的發展從童年起就必須承受犧牲，如果我們把那些為他印上了失敗的悲慘標志的因素集中起來，我們并沒有貶低他的偉大。

(張喚民等譯)

【賞析】

弗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無疑對20世紀的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就西方傳記的發展而言，這種影響顯得尤為明顯和直接。究其原因，除了西方現代傳記在追求對傳主進行深度解釋方面與精神分析的旨趣有著一拍即合的默契外，弗洛伊德本人在傳記領域的實踐，尤其是他的這部篇幅短小的《列奧納多·達·芬奇和他童年的一個記憶》(下稱《達·芬奇》)，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某種示范的作用。弗洛伊德對達·芬奇的興趣由來已久，早在1898年就曾在一封信中提及達·芬奇的感情生活：“也許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列奧納多，人們不知道他有過什么戀愛事件。”在1909年前后，伴隨著對傳記寫作的關注，這一興趣再度被激起。弗洛伊德在給榮格的信中說：“我們對傳記也必須有所把握。”他不滿意傳統的“圣徒式傳記”對傳主進行理想化的處理，也不贊成當時正在興起的對藝術家進行純粹病理學意義上的研究，他要探索的是一種新型的傳記形式。弗洛伊德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達·芬奇》算不上典型的傳記作品，但它對后世的傳記寫作尤其是精神分析傳記寫作的影響是巨大的，可以說具有重要的傳記史意義。

在這部作品中，弗洛伊德首先描繪了傳主人格和行為中許多古怪和不易理解的特征，如藝術家與科學家雙重氣質的沖突，藝術創作常常半途而廢，感情上具有某種女性的柔弱但同時又表現出對道德的漠不關心等等。他進而提出了用精神分析方法來解釋達·芬奇之謎的設想。弗洛伊德的突破口是傳主筆記中僅有的一段童年記憶。他在第二章中對達·芬奇的“禿鷲”記憶所涉及的種種問題進行了總體性的分析和解釋，為后文更進一步的解釋奠定了基礎。根據精神分析的“屏蔽記憶”理論，弗洛伊德斷定： 達·芬奇所謂的記憶不是記憶，而是基于童年對性的探索而感到的困惑所引發、建構出來的“幻想”。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典型場景”，達·芬奇“禿鷲幻想”的背后隱含著通向達·芬奇性格之謎的核心線索。他援引古代宗教、神話傳說，認為禿鷲是母親的象征，而尾巴則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征。這樣，“禿鷲幻想”表達的就是在母親懷中吮吸乳汁的記憶，同時表明列奧納多有被動同性戀傾向。達·芬奇在無意識中還借這一幻想來理解自己的命運： 在埃及神話中禿鷲只有雌性，達·芬奇由此想象自己也沒有父親，母親迎風受孕，生下自己，這一想象的深層是一個圣母—基督的幻想。而由于最初生活中沒有父親的影響，達·芬奇的幼兒性探索更為強有力，這一點導致了他極為發達的科學研究本能，也造成了其藝術氣質與科學氣質的沖突，而藝術創作的半途而廢即是一個與之相關的近乎災難性的后果。在之后的章節里，弗洛伊德結合他所掌握的資料進一步探討了達·芬奇與父親、母親之間復雜的認同關系，他認為這種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傳主的行為模式和世界觀，也決定了他藝術創作的主題： 達·芬奇蔑視古人的權威，而樂于聽命于大自然法則，在權威和自然法則的背后存在著父親和母親二元對立的隱喻；童年時母親充滿情欲快樂的親吻和微笑曾被忘記，這一后來重現的記憶激發了他創作的靈感，達·芬奇繪畫作品中常常出現的神秘微笑的背后所隱藏的就是這樣一個關于母愛的秘密。最后部分則針對傳統傳記的缺陷為自己對傳主的“類病理化”解釋作了辯護。他對傳統傳記家的指責尖銳而又不無偏激：“他們這樣把真理奉獻給了幻覺，為了他們的嬰兒幻想而放棄了認識人類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機會，這樣做是令人遺憾的。”這部分內容，連同其他對精神分析方法在傳記中的應用范圍的闡述，被稱為精神分析傳記的宣言書。

從20世紀的西方傳記的發展歷程來看，《達·芬奇》的確影響深遠。首先，它將傳統傳記很少處理的人生階段(童年)、人性領域(性欲、精神病態)與心理層面(無意識動機、幻想與夢)納入研究視野之中，這極大地拓寬了傳記的表現范圍，增加了傳記的透視深度。其次，《達·芬奇》一反傳統傳記中重事實輕解釋的傾向，將解釋置于傳記寫作的核心，這由此帶來了傳記寫作的一個重大轉向： 從關注外部行為的真實到追求心理真實、深度真實，《達·芬奇》“把深層心理學引入了傳記寫作”(楊正潤語)。最后，它啟示傳記家對傳記材料要有一種獨特的敏感。在這方面，弗洛伊德指出兩點，一是重視“小事”，任何微不足道的材料都或許隱藏著深刻的精神過程，隱藏著傳主人格的深層秘密；二是重視“內部事件”，傳記家應該將目光聚焦于傳主心理的“原始動力”和無意識沖突。

在結構模式、敘述風格方面，《達·芬奇》更是開一代新風，為傳記的藝術性呈現提供了寬廣的空間。在這一作品中，弗洛伊德以對精神分析理論靈捷有力的運用將表面上似乎零亂不堪、風馬牛不相及的傳記材料納入一種內在的秩序之中，實踐了一種令人贊嘆不已的敘述風格，講述了一個精妙的關于列奧納多·達·芬奇的故事。弗洛伊德具有廣博的文學、藝術、宗教、歷史等領域的知識，富有文學才能，他以一種高超的技巧在清晰與復雜、細節與總體、世俗與高雅之間保持著平衡，堪與小說家媲美。全書六章打亂了傳統傳記作品以時間為線索編織傳記材料的直線形式，而代之以“禿鷲幻想”這一中心圖景組織全篇，形成一種放射狀的結構模式，誠如有學者所說，這是一種“簡潔的、結構性的、藝術性的靈感”；而對于傳記材料的解釋常常是多元線索相交織，相映成趣，比如對于禿鷲幻想象征意義的挖掘以及對達·芬奇常常中斷藝術創作的解釋即是如此。現代傳記仍保持一種基本的編年順序，但常常可以見到過去在未來的重現，未來在過去的預演，某些典型事件構成傳主生命中的結構性場景，從中都可以見出弗洛伊德這一作品的影響。

作為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精神分析傳記，《達·芬奇》也提供了值得重視的教訓。弗洛伊德在本書中的錯誤至今仍為他的批評者津津樂道： 他一再用來證明自己結論的那段關于達·芬奇“禿鷲幻想”的筆記，一個核心的詞語被弄錯了，其中意大利原文“nibio”(現在的拼寫是“nibbio”，即“鳶”)在弗洛伊德所采用的德文譯本中被誤譯為“Geier”(禿鷲)，弗洛伊德沒有發現這個錯誤(或許這反而是傳記發展史的一個幸運)，由此這一結構性場景便成為整部作品的“阿喀琉斯之踵”，而由這一場景所推論出來的所有結論都必須重新思考；還有人聲稱發現了新的資料，達·芬奇的祖父在家庭日記簿上對其出生、洗禮都有記載，將這一資料與達·芬奇五歲時生活在父親家中的官方文件聯系起來推斷，達·芬奇一至五歲生活在父親家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也有學者認為，弗洛伊德在這部作品中實際上提出了精神分析傳記的若干指導原則，而弗洛伊德的錯誤只是在于他有時違反了自己制定的這些規則。也就是說，比起偶然的錯誤，方法本身的有效性和啟示性更為重要，《達·芬奇》的意義正在于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傳記寫作方式的范例。

(趙山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