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說：“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蓋賦列六藝之一，乃古詩之流。古代之詩，雖不別標賦體，然凡作詩者，皆謂之賦詩，誦詩者亦謂之賦詩。”其說雖稱春秋時行人交接鄰國“賦詩言志”，非述賦體，然謂“六藝之一”“古詩之流”，又與賦之淵源有關聯。故而從溯源意義上講，湯炳正、趙逵夫兩位先生曾分別撰寫《“左徒”與“登徒”》《左徒·征尹·行人·辭賦》文章，以考述戰國楚臣屈原作為行人好為賦的原由，這也印證了前人“行人之術，流為縱橫家”（劉師培）、“縱橫者，賦之本”（章太炎）的說法。緣此，我曾寫《從“行人之官”看賦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內涵》（《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一文，于學理探討賦的起源，對行人之賦的寫作特征與鑒賞趣味，卻罕言及。其實，歷史上行人寫賦為一普遍現象，這既與賦之源起相關，更能彰顯賦體的風采與意義，而行人賦創作本身又曾為賦壇呈示一道亮麗的景觀。

考查行人與賦，大體可分為春秋時邦國間行人“賦詩言志”與后世“行人寫賦”兩類，而行人寫賦又因國家版圖與意識的變化，又分為分裂期的外交用賦與統一期的外交用賦，前者最典型的是南北朝時期國別間行人作賦，后者如明朝時董越出使朝鮮而撰《朝鮮賦》、湛若水出使安南而撰《交南賦》。盡管溯賦史源頭，或稱述屈原曾為行人之職而尚辭令始作賦，然屈賦之作本身與“行人”之“行”沒什么關系，所以以外交使臣之“行”而為賦，當始于南北朝。如歷史上極重“賦才”的魏收出使途中所作《聘游賦》，堪稱一篇行人賦。

據史載，魏收與溫子升、邢劭并稱“北地三才子”，他曾語人“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可見其對寫賦的自詡程度。而在他的賦作中，除有《南狩賦》《皇居新殿臺賦》及《懷離賦》等寄托美刺諷誦抒懷之意，享名甚著者就是他由此魏出使南朝梁國途中所寫的《聘游賦》。《北史·魏收傳》記述其事：“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該賦以一“聘”字而與其他“游觀”類賦區分，標明為行人交聘之作。遺憾的是這篇賦作亡佚，僅有史臣所言“辭甚美盛”四字可供意會。因此，在賦史堪稱典型的行人賦作，當數明朝董越的《朝鮮賦》與湛若水的《交南賦》。

明朝交聘，使臣對賦的重視是互為的。如《明史·文苑傳》記述當朝的“江南才子”桑悅“在京師，見高麗使臣市本朝《兩都賦》，無有，以為恥，遂賦之”。如果說漢代文士的“兩都”賦作寫的是西安與洛陽，雖中有朝貢禮儀，然與行人無直接關聯，那么桑悅此賦則描繪當朝“兩都”（北京與南京），且寫作動因在外國使臣“市賦”，顯然與行人關系密切。如桑賦述“北都”，開篇謂“聞北之為都，宿屬于箕，地名幽州，神堯之圣域，召公之賢丘”（《北都賦》），以張其地勢，以明其圣統；述“南都”有謂“細論藩屏，則天設雄塹，表以鐘山，裼以長江。……挾以石頭，秦望之蔓麗；帶以后湖，元武之汪洋”（《南都賦》），又以虎踞龍盤之勢張揚金陵氣象，眩于使臣，彰顯國威。與之不同，董越于明孝宗弘治元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同刑給事中王敞使朝鮮，因述所見聞以作此賦”（《四庫全書總目》），故其《朝鮮賦》乃出使期間所作，既屬史臣之記錄，又屬文士之宣揚。對此創制，董越于賦《序》中自述：“予使朝鮮，經行其地者浹月有奇，凡山川、風俗、人情、物態，日有得于周覽咨詢者，遇夜輒以片楮記之，納諸巾笥……意蓋主于直言敷事，誠不自覺其辭之繁且蕪也。”如此長篇巨制，搜材必豐，曹虹先生有專論考述該賦之正文及自注資料來源，分“有參考圖書資料者”“有直書親見目睹者”“有詢問當地知情者”，并謂朝鮮李荇等增修《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在“國都”條下全錄董賦（《董越〈朝鮮賦〉的創作成就——兼談古代外交與辭賦的關系》，《中國辭賦源流綜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其價值可見。

行人賦作，以紀實為功，所以觀《朝鮮賦》中描寫，彰顯于“形勢”與“物態”兩端。如述形勢，首在賦的開篇有關地理勝跡的描繪：睠彼東國，朝家外藩，西限鴨江，東接桑暾，天池殆其南戶，靺鞨為其北門。八道星分，京畿獨尊，翼以忠清、慶尚、黃海、江原，義取永安，意在固垣，平安地稍瘠薄，全羅物最富繁。其袤也，道里二千，延則加倍；視古也，國封二三，今則獨存。蓋惟不蹈前人之覆轍，所以獨蒙昭代之深恩也。朝鮮作為明朝的藩屬國，董賦所述形勢仍不出古代天子的朝貢體系，要在物貢與德化。如謂“川浴同男，郵役皆孀，始則甚駭于傳聞，今則乃知已更張。豈亦以圣化之所沾濡，猶如漢廣之不可方也”，傳聞與親見，其間移風易俗，是典型的德化思想。然貢物必重物態，所以賦中有關描寫尤多：禽多雉、鳩、雀、，獸多麋、鹿、麞、麅，錯則昆布、海衣、蠣房、車螯，魚則錦紋、飴項、重唇、八稍。鯉鯽隨川，澤皆可以摷；鸛雀在庭，院多見有巢。似蛤決明，味獨甘于海錯；如拳紫蕨，美獨勝于山肴。至若異產川陸，分馥蘭皋，則有筆管酸漿，紫芹白蒿。水蓼之芽，當歸之苗，松膚之餌，山參之糕，皆可為俎，皆可薦醪。果則……皮則……花則……草多……樹多……其種類不同，而為用亦各有適也。至如山珍、海貝，遍尋羅列，以明異域之珍奇，物態之廣博。當然，行人賦在珍重異國自然與社會的同時，時刻不忘宣示上國的天威。如湛若水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奉召出使安南，所謂“奉命往封安南國王”（《交南賦序》），故作賦時更多地展示主國對藩國施恩化德的心態。如賦中敘寫交南舊事云：維彼交之蕞爾兮，北五管而越南；裔際尉陀之七郡兮，漢九郡而同置；憑都盧于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際。南迤邐兮占不勞，西聯屬兮滇溟之尾派。諸葛之渡瀘兮，州炎漢之經始；李唐承乎厥后兮，恢都護之府治。……馬援立銅柱之磷磷兮，厭欃槍乎南天。追述交南歷史，不忘彰顯馬援平南“立銅柱”與諸葛亮七渡瀘水“擒孟獲”的功績，所以觀其作賦主旨，仍是傳統朝貢之武力統疆、禮德御宇的思想。

以明人董越與湛若水兩賦為例，其寫作手法基本傳承漢晉時期的京都賦與述行賦。行人賦與述行賦同一“行”，所以賦家的筆下景隨步移，皆以觀象以敘事。所不同者，述行賦是域內游觀，且多數為流遷之行，故睹物思歸，頗抒離鄉之愁緒；行人賦內涵出使任務，具有宣威海外的思想，其在域外游觀，卻更多獵奇的性質。然無論域內行，還是域外行，行必有“歸”，或歸鄉，或歸國，其中歸心最為重要，如果說述行賦的歸心更多地體現于鄉愁，那么行人賦的歸心則強化了政治的實用意義，董越作賦述行要在回國后“備于咨詢”，誠為明證。于是行人賦在某種意義上又與京都賦相應契。因為京都賦述天子之所居，必含朝貢內容，而行人賦乃朝貢行為實施之記錄，搜訪外邦之物態、風情、民俗、制度，也是為了彰顯“上國”氣象而達到“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劉勰《詮賦》語）之目的。

既然行人賦與京都賦有相類似的描寫，不由地使人聯想到班固《兩都賦序》之“古詩之流”說，聯想到李善注班賦引《公羊傳》語“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也”。如何以“眾大之辭”張大“古詩之流”，或于方法亦有考量，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博物之名，詩賦相通，但若從興、觀、群、怨看行人賦類同京都賦，恐怕“眾大之辭”，只重在一“觀”字。

一曰“觀物”，誠如魏裔介《刪后詩序》所言：“學士大夫，登高作賦，遇物能名，其足供軒之采者正不乏耳。”而行人賦觀物之傳統，正緣自京都賦的朝貢描寫。如班固《兩都賦》寫外邦貢物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史書即有諸多載錄。如《漢書·西域傳》：“武帝始遣使至安息……以大鳥卵及黎靬眩人獻于漢”、“（大）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西京雜記》卷二：“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后得貳師天馬，帝以玟瑰石為鞍，鏤以金銀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后稍以熊羆皮為之。”除了武、宣盛世朝貢頻繁，后世傳承，也絡繹不絕，如《史記·大宛列傳》張守節《正義》引《漢書》“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駝鳥），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即東漢外邦貢物實錄，亦與班（固）、張（衡）京都大賦中的描寫相吻合。清代四庫館臣謂董越《朝鮮賦》“所言與《明史·朝鮮傳》合”，可見其觀物記事，也是實錄。這種傳統始終存在于有關朝貢與物的賦寫中，如唐人王起《朔方獻千里馬賦》、宋人司馬光《交趾獻奇獸賦》，以及清人納蘭性德的《自鳴鐘賦》與李光地的《眼鏡賦》，或敘其事，或狀其物，觀物之盛，亦于中可見。

二曰“觀德”，或可謂“觀物”為賦體之描寫征象，“觀德”則為其創作旨歸，這在京都賦與行人賦中尤為突出。張衡《二京賦》有關“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的描繪，是外邦觀德之效。再看董越《朝鮮賦》書寫的“農勸稼穡，技習工巧，官多效古，俸則給田”“國有八十之老，則男女皆錫燕以覃其恩；子有三年之喪，雖奴仆亦許行以成其孝”“鄉飲嚴揚觶之文秩，籩豆以戒其喧鬧”等，皆屬明禮而觀德，歌頌的仍是“以華變夷”的中土盛德。由此又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享賓”以“觀德”的制度，如《左傳·定公十年》錄孔子語“夫享，所以昭德也”，又《左傳·成公十二年》載“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而其時邦國間“享賓”以及“賦詩言志”，除了“問君之富”（觀物），更重要的是觀禮與觀德，劉師培說的“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也應有這層含義。

十八世紀的清乾隆朝，法國傳教士錢德明來華，讀到乾隆帝省親祭祖時所寫的《盛京賦》，如獲至寶，將其譯介到法蘭西，這也可算外國“行人”與“中國賦”的一則佳話。而錢譯《盛京賦》作為“當代文學”在歐洲的傳播，以及繼后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學者對中國古老辭賦的翻譯與研究，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新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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