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東樹平生所撰古文先后經過三次結集。一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門人協助下自編《考槃集文錄》，但未有刊本。咸豐年間遭逢戰亂，文稿頗有散亡。二是同治六年（1867）其從弟、門人方宗誠等所編輯《儀衛軒文集》（以下簡稱《文集》），收文103篇，次年刊行。三是光緒二十年（1894）刊行的《考槃集文錄》（以下簡稱《文錄》），這一文本收錄初次結集本尚存篇章，并增補了方東樹其后十年的新作。近年來，方東樹的學術與文學成就較以往更受學界重視。研究者考察、利用其古文，主要依據《文錄》。但《儀衛軒文集》自有其獨特價值，有待發掘、利用。

筆者以《文集》與《文錄》對應篇目相比勘，所見有異文者約占四成，部分篇目出入多達數百字。這些異文大致有兩類，一類源于方宗誠校訂原稿之誤。例如，《文錄》本《原神》篇末“自記”引《孟子·萬章上》“莫之致而致者，天也；莫之為而為者，命也”，此屬方東樹記憶有誤?！睹献印贰澳疄槎鵀檎?，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傳世文本歷來無異文，《文集》據以訂正。《文錄》本《書劉貞女紀略后》“文信國至柴市之殉而心始畢，王炎武乃欲早迫之死”。王炎午，南宋末年人，方東樹所涉王氏《生祭祀文丞相文》，見于其《吾汶稿》，《四庫全書》本題署作者為王炎午，《文集》改“武”字作“午”。《文錄》本《荀彧論》“圣人無不復論之矣，三代而后惟諸葛孔明為能不悖于義耳”，此作“無”字文理不順，《文集》改為“吾”?！段匿洝繁尽豆澬⒖傡轰浶颉贰皠⑾蜃鳌读信畟鳌?，采古賢妃淑媛所以致興亡者”，可以說“古賢妃淑媛”致“興”，卻不可以說其致“亡”，故《文集》改“亡”字為“王”?！段匿洝繁尽稄土_月川太守書》“且所務于清議之黨者，在天下之鄙俗耳”，如此則與下文所論抵觸，《文集》改“務”字為“惡”，乃怡然理順。《文集》刊行雖然較早，其?？本茷椤段匿洝匪患?。

占絕大多數的另外一類，源于方宗誠的增刪潤飾。方宗誠采用這種較為特別的編輯方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方宗誠編輯《陸象山先生集節》，以程朱之學為繩墨，“存其醇而去其疵，以為學先生者之準則”（《柏堂集續編》卷二《陸象山先生集節要序》），這一原則也貫徹于《文集》的編纂。其校錄方東樹《大意尊聞》，《敘》云：“其所著述，皆本之窮理力行，不為空言，務欲使學者明體達用，以正人心而扶世教?！边@是對方東樹的總體評價，就具體作品而言，則并不認為都是完美無缺的。他在《文集》敘目中說：方東樹之文“茂實昌明，而不盡拘守文家法律。嘗自言其文于姚門不及管異之、梅伯言；又嘗以為‘吾固深知文，然實無瑕致力于此’”（《儀衛軒文集》卷首）。指出方東樹原稿存在推敲未密的現象，也就突出了加以修潤的必要性。再者，方東樹認為，樂于別人修改自家文章，是作者的美德。其《答友人書》稱述曹植“好人定正其文”，反對今世文士“好自尊大”、“相與貢諛阿美”的陋習。方宗誠改訂方東樹之文，可以說是遵循其師遺教。其三，作者以文章相切磋，方宗誠所處學術文化圈的風氣?！栋靥脦熡蜒孕杏洝肪砣d：他曾以文章就正于揚州劉毓崧，凡有錯誤，劉氏皆刪正之，“或加辨難，無一浮飾語”。他以此認為其人“不愧直諒多聞之士矣”。當涂夏炘年七十六，著有《景紫堂集》，方宗誠指出其一二誤處，夏氏“寓書稱善，并以予駁辨數則刊于卷首”。方魯生亦嘗駁辨數則，夏氏亦“即致書稱謝，并刊其語于《聞見一隅錄》中，以志忠告”。方宗誠感嘆：“先生學問淵博，名重當世，且年輩實為丈人行，與予及魯生又未相識，而虛懷如此，可敬也?！痹鴩督鹆暾阎异粲洝?，方宗誠提出文中一段句法宜稍變化，曾氏即刪易之；又作邵懿辰墓志，方宗誠認為銘詞近六朝句法，曾氏亦從改。方宗誠以此頌揚曾氏“真大海不擇細流也”。

桐城派的學術根基是理學。方東樹和方宗誠都是有影響的理學家，但兩者因所處學術環境有所不同，學術思想也存在差異。方東樹生當漢學極盛之時，“大用功心性之學”，姚鼐期許其“為今日第一等豪杰”（鄭福照《方儀衛先生年譜》“嘉慶四年、二十八歲”條）。他勤于德性之學的探討，《文集》第一、二卷所收相關論文有16篇。但因受漢學一系影響，這些論文原稿說理論道，以程朱之學衡量則不免于雜，未能“以壹出之者”（方東樹《櫟社雜篇序》）。方宗誠受業于方東樹七年之久，深知其理學思想的價值與特點。但他主要活動在所謂“理學中興”的咸豐、同治年間，較之方東樹更講究嚴守程朱理學的矩矱。因而他刪改、潤飾方東樹探究心性之文，主要著眼于彰顯作者理學思想之“醇正”。

《辨道論》是方東樹闡述心性觀的代表作，方宗誠在三處對原文加以修訂。《文錄》本《辨道論》：“蓋彼所謂頓悟云者，其辭若易，而其踐之甚難。其理若平無奇，其造之之端，崎嶇窈窕，危險萬方，而卒莫易證。其象若近，其即之甚遠。其于儒也，用異而體同，事異而致功同，端末異而矼乎無妄同。”按，《辨道論》上文已指出，關于為學、修德，佛家有所謂“頓悟”“漸悟”兩類；而孔子立教，以“漸”不以“頓”。但方東樹更看重的是儒、釋兩家可以融通。他說，釋迦牟尼佛“有大人之誠而不以立名，與天合而未始有物”。這是與《易·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參照立論。所以，在此說儒、釋“用異而體同”。這一提法，涉及儒、釋道體觀是否相同的重大問題。其所謂“體同”，不僅與漢學家反對援佛入儒的觀念相左，與理學宗師也不盡相合。如朱熹說：佛學“根本處便不是”，“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朱子語類》卷十七）方宗誠應當是考慮到這一層，故于《文集》本改“體同”作“體微同”。這樣表述，強調了儒、佛道體之“同”的有限性，具有分寸感。

《文錄》本《辨道論》：“有人心而后有克治，有克治而后有問學，有問學而后有德行。勤而后獲，及其獲之也，貞固不搖，歷試而不可渝。若夫所謂一心者，轉乎迷悟而為之名也。”這里所謂“人心”指人欲。其論去人欲而有德行的進階，在邏輯順序方面沒有問題。但站在理學立場上，必須追問這一切何以成為可能。這就不能忽視孟子的性善論，即承認人具有可以為善的本性。因此，《文集》本在“及其獲之也”下增“乃其所固有也”一句，體現了嚴守理學道統的立場。

《文錄》本《辨道論》：“孟子言‘本心’云者，指‘道心’而言之也，其言放而不知求，則‘人心’也?！卑础睹献印じ孀由稀?，孟子以重義輕生為人之“本心”，又稱之為“人心”，而以違背仁義為“放心”。然而《尚書·大禹謨》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所謂“人心”取義與《孟子》不同。故程頤說：“‘人心惟?！?，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保ā逗幽铣淌线z書》卷十一）朱熹說：人“應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中庸章句序》）。這就消解了《大禹謨》與《孟子》所謂“人心”取義的抵觸。方宗誠認為，在談論孟子觀點的語境下，“則‘人心’也”一句有可能引起讀者誤會，以為此“人心”即孟子所云，故于《文集》本改作“則以有‘人心’之故也”。這看起來不如原文簡截，但有助于將“人心”二字取義從《大禹謨》，指代“人欲”的特定內涵凸顯出來。

《文錄》本《原天》說：“真見心之主宰，然后能制而用之，時其方動而固執以誠之?！逼┯终f，對于心“非夫制而用之，亦惡能畏而奉之也乎”。這兩處“制而用之”，在《文集》中均改為“敬而存之”。這一改動，大可玩味。方東樹認為，人心即天心。天心，不是指物質性的天之體，而是其“知覺”之“靈”；人心，也不是指血肉構成的器官，而是對人體起主宰作用的精神，它凌駕于萬物之上，自然而然，不可為人力所左右。方東樹的理解實際是服膺程朱。程頤說：“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保ā逗幽铣淌线z書》卷二上）二程又認為：“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保ā逗幽铣淌线z書》卷五）朱熹說“虛靈自是心之本體”，又說“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朱子語類》卷五）。人類之心與天地之心相通，其統一性在于“理”。人類在實踐中應當如何對待“理”，亦即“心之主宰”呢？方東樹說是“制而用之”，這一說法應是參用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觀念，偏離理學。按照理學宗師的觀念，實現心的功能，關鍵在于一以貫之的涵養，即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朱熹也說：“‘敬’字工夫之妙，圣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朱子語類》卷十二）朱熹《盡心說》：“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于身而具是理者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自然”是“心”的根本特征，不可謂為人力可“制”。方宗誠認為以“敬”存“心”是萬事根本，于是將“制而用之”改為“敬而存之”，這才與程朱的心本體論相契合。

其次，刪訂方東樹評論當世學術之文，講求信守理學立場與持論平允切實的統一。方東樹評方苞古文，以為“說理之精，持論之篤，沉然、黯然紙上，如有不可奪之狀，而特怪其文重滯不起，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隊之聲”；并提出，“因文見道”“不必粹精，而文之雄奇疏古，渾直恣肆，反得自見其精神”（《文集》本《書望溪先生集后》）。因而其創作古文，筆端常帶激情?！段匿洝啡舾善乱虼硕挥懈腥玖?，但有時渲染過甚，遂成瑕疵。如《文錄》卷四《望溪先生年譜序》評論方苞及劉大櫆、姚鼐的經學與古文：

望溪而后則有劉學博海峰、姚刑部惜抱，學者宗之，以比揚、馬、韓、歐，并稱曰“方、劉、姚”，翕然無異論。夫三先生皆各以其才、學、識自成一家，自有千古，非特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亦非特天下之士，而實百世之師。以愚究論其實，若從其多分言之，則望溪之學，海峰之才，惜抱之識，尤各臻其獨勝焉。若置其品題，就其經學義理，以及所敷奏設施之實，絜之劉、姚，則偏全大小，裒然不侔；即同時若安溪、臨川諸公，比肩同志，所謂如驂之靳然，亦皆似不及之。

這段文字說當世古文家以方、劉、姚并稱，是后來“桐城三祖”說的濫觴。方東樹在三家之中，最推崇方苞經學。他自詡對方苞及劉大櫆、姚鼐的頌揚并非“鄉曲后生阿私溢美”，其實不盡然。乾嘉時期，推崇桐城派古文者雖然眾多，畢竟沒有達到“翕然無異論”的地步。如阮元即認為，以“近代古文名家”之文與兩《漢書》比照誦讀，兩者好比“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與友人論古文書》）。又認為“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今人所作之古文”其實“非文”，更不可“名之曰古文”（《書昭明太子文選序后》）。至于說桐城三先生“實百世之師”，尤其是無從證實的臆測之詞。此外，以學、才、識分論方、劉、姚之擅長，亦屬見仁見智之說。于是方宗誠將其刪改成以下文字：

望溪而后則有劉學博海峰、姚刑部惜抱，學者宗之，以比于揚、馬、韓、歐。以愚究論其實，則望溪之經學義理，以及所敷奏設施之實，挈之劉、姚，偏全大小，裒然不侔。即同時若安溪、臨川諸公，比肩同志，所謂如驂之靳然，亦皆似不及焉。

這樣的表述，消解了原稿對方、劉、姚揄揚過甚的弊端?？梢宰鳛閰⒄盏氖牵段匿洝繁尽秳┨迷娂颉氛J為方、劉、姚三家堪稱“百世之士”，《文集》相沿不改。可見方宗誠不取方東樹視桐城三家為“百世之師”一說，是講究把握分寸得宜。

方東樹對漢學家多有批評，但基于自身的考證學素養，并不全盤否認漢學家的成就。例如，《漢學商兌·卷中之下》說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也”，又說阮元《學海堂策問》論南北朝學術之文持論“至公”，“可謂儒林讜議矣”。因而在特定語境下，對漢學家不吝贊美之詞，幾乎失去理學面目。如《文錄》本《上阮蕓臺宮保書》這樣稱頌阮元：

伏惟閣下道佐蒼生，功橫海望，歲路未強，學優而仕，歸墟不舍，仕優復學。凡所措布，皆裕經綸；凡所撰著，皆關圣業。三十年間，中外咸孚，萬口一舌，使退之復生，且將窮于言句，又豈晚進小生所能揚榷其大全者哉！然閣下早負天下之望，宜為百世之師，齊肩馬、鄭，抗席孔、賈，固以卓然有大功于六經而無愧色，信真儒之表見不虛矣。

這番言辭，對阮元推崇備至。這封書信中提到“嘗著有《漢學商兌》三卷”，其中對阮元的學術思想多有非議。兩相比照，自相矛盾，令人疑其言不由衷。因此，《文集》刪去“凡所措布，皆裕經綸；凡所撰著，皆關圣業”，回避了對阮元經學著述的評價；刪去“萬口一舌”，降低了稱頌阮元學術影響的調門；刪去“宜為百世之師”“信真儒之表見不虛”，取消了對阮元學術造詣、歷史地位的漫無邊際的推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了客套成分，與《漢學商兌》尊漢貶宋的立場保持一致。

方東樹評價自己的文風說：“吾為文，務盡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竊希慕曾南豐、朱子說理論事之作，顧不善學之，遂流為滑易好盡，發言平直，措意儒緩，行氣柔慢，而失其國能，于古人雄奇高渾、潔健深妙、波瀾意度全無?！保ā犊紭劶匿涀孕颉罚┻@里面有自謙之意，但也確實道出其創作方面的弱點。方宗誠基于藝術方面的考量而對其若干作品的刪訂、修潤，似從中受到啟發。

《復羅月川太守書》是方東樹不滿意的作品，《文錄》本篇末“自記”云：“此文粗粗浮淺，剽而不留，不復成章，姑以論議有可采存之。”方宗誠對此篇的刪訂多達十多處，這里就其中改動最大的一段進行討論。方東樹有一段關于治學、為文以“返約”“有本”為貴的論述，見于《文集》者如下：

學不反約，而以有涯之知逐于無涯之場，此韓子所謂黃金擲虛牝者也。其間豈不有才，所患在于亡本。且夫今之學者皆能譏明儒空疏矣，竊謂明儒德業之盛，匪特今人遜之，求之漢、唐、宋外不多其比，惟不泥小道也。及乎季年，升庵、澹園始以淹博立名，然而楊氏、焦氏之所就，已大不如前人矣。夫取人貴寬，求人貴恕，至論學術，是非得失攸關，則必有確乎不可奪者。東樹不揣固陋，思欲立說以辨其妄，而材卑學落，地賤言輕，思得一二大人君子在上位者為人望所屬，庶幾足以震蕩海內，開闔風氣，使偏宕卓犖之士，悉轉移而歸之正學。乃求之當涂居盛位者，或以刑政簿書為急，而無暇文教也。幸而有之，則又專主于向之所謂漢學者。

這一節文字，與《文錄》本大有出入。《文錄》“已大不如前人矣”句下有“嘗取二家之書觀之，其精正可信者，才十之三四耳，其余駁雜失實之論，不可勝舉也”五句，這一譏評是否切合楊慎、焦竑著述之實際姑且不論，與上文所謂早于兩家者“不泥小道”并不構成對比關系，是顯而易見的。在“則必有確乎不可奪者”句下有“至于文章亦然。昔北地、弇洲主持壇坫，海內承風，而歸熙甫斥之為妄庸巨子，獨宴然寂處安亭江上，為舉世不為之學。弇洲臨沒，乃始悔之，為作贊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嗟乎！如弇洲之高才偉識，進學改過，世有幾人哉？不遠之復，在圣門獨稱顏子耳。陸子靜云：‘凡人溺于勢利者可回，溺于意見者難回?！粍t其識益陋者，其所執必益堅。若今之漢學諸公，其終迷矣，不悟矣，無從望其能開矣。又若艾東鄉，當李、何、王、李、極盛之時，獨主孤軍，力追絕緒。由今觀之，東鄉之言，字字抉遷、固之心，言言啟韓、歐之鑰，迄今二百余年，學者猶未能盡曉。而凌廷堪、汪中之徒，直詆韓退之、歐陽永叔文非正宗，視同土苴。甚矣，文章、學術偽者易售，真者難逢，此孟子所以好辨而莊生所以齊物也”一段，圍繞為文之道展開議論，已游離于治學博約之辨之外，故不必保留。在“東樹不揣固陋”下有“竊嘗病之”一句，承上文嚴厲指斥凌廷堪、汪中而言，語氣轉緩，故宜刪。在“庶幾”二字下有“如閣下所論”五字，方東樹既未具體稱述羅月川之言，讀者固無從得知；倘若保留，還可能使讀者誤以為下文所述即羅氏之見，刪此五字，文義昭然。在“開闔風氣”句下有“名之所在，利亦隨之，所有”十字，改為一“使”字，與“偏宕”句銜接；“偏宕卓犖之士”句下有“冀其見收”；“悉轉移而歸之正學”句下，有“則彼俗人莫不靡然向風，悔過自責，猶之利祿使然也，不猶愈于風狂無本之學乎”四句，這些改動，抹去作者以名利誘導學者改變學術取向的設想。從理學家崇尚德性的觀念看，刪改稿立意較為醇正；從古文創作藝術方面看，刪改稿筆墨集中，有“高渾”“潔健”風致。與此相應，《文錄》本篇末“自記”也不再保留。

《書惜抱先生墓志后》是方東樹紀念姚鼐的重要文字，為《文集》所必選，但也有較大篇幅的刪節。《文錄》原文：

（姚）瑩及毛君固謂樹：“子終必為一文，以卒子之志?！睒湓唬骸叭?，昔虞道園有言：‘子程子歿，叔子為行狀。張子歿，呂與叔為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閣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行狀，而延平之墓銘無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而朱子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而無待于他人乎？’竊援斯義，乃舉愚意所欲言者系而書于后?！?/p>

方東樹所引元人虞集之文，見于《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九《答張率性書》。其引虞集文的用意，一方面是譴責當世名公竟無人撰惜抱先生墓志銘，另一方面是解釋自己名位卑微，“嫌于僭而自止”。照此說來，文中提到的“各所為志傳文”的姚鼐門人、后學，或難免僭越之譏。這就是他思慮不周之處。因此，方宗誠將這段文字壓縮為：“（姚）瑩及毛君固謂樹：‘子終必為一文，以卒子之志?！伺e愚意所欲言者系而書于后。”此外，方宗誠對《狄梁公論》《七經紀聞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說》等篇都有幅度較大的刪改，目的也是追求行文雅潔。

方東樹在《文錄自序》中提到，古文寫作忌諱“發言平直”，而自己有的文章缺乏“波瀾意度”。有鑒于此，《文集》對《文錄》原稿的潤飾在行文韻致方面下過一番工夫。比如《文錄》卷二《狄梁公論》“夫君子之論人，無故從其刻，亦不可不核其真以持其平”兩句，《文集》于“亦不可”句前增一“然”字，突顯承轉、強調之意。又如《文集》卷五《節孝總旌錄序》追溯女子殉夫的歷史，說“及至秦人始嚴著為禁，而亦未有以旌之也，是故女在室及婦人居常而寡、有舅姑在者，皆無殉夫之道，然而后世并旌之”，《文錄》原稿中無“是”“然”二字。有無這二字，語義差別不大，彰顯出原文故有的轉折語氣，歷史感更強?！段募吩龃硕?，行文起承轉合頓生微瀾，平添韻致?！对瘛返闹髦际顷U述神的本旨是主宰“物”之“氣”，“氣”之運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只能順其道而行。其持論，“本程子、張子之意而原其主”。篇末原有第二條“自記”，云：“以管輅對王基之言，證之叔興之言，吻合杜預、劉炫所推論，雖似有理而失實矣。吾之意又非元凱、光伯之意。竊以《易大傳》‘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二句是一串，說‘物’只言其有形而可見者，‘變’是言其所以然，無形而不可見者，乃游魂之神也。神，不測?！惫茌`對王基之言，見《三國志》卷二九《管輅傳》。曹魏安平太守王基發生三件怪異事件，因問吉兇，管輅對以“魑魅魍魎為怪”，“非妖咎之征”?！笆迮d之言”見《左傳·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鹢退飛，過宋都”，宋襄公問周內史叔興吉兇，叔興退而告人：以此為“陰陽之事，非吉兇所生也”。方東樹引之，意在點明其見解的新意。這段文字對理解方東樹的創作意圖有幫助，但是從藝術層面看，則有自矜獨見的意味。文章之“深妙”，應由讀者去體會，作者自為解人，則失之虛矯。故方宗誠將這條“自記”刪除。

方宗誠說，方東樹有“綜貫天人之學，洞達古今之識”（《校錄大義尊聞敘》）。其古文“宏通詳確，而一歸于醇正”（《儀衛軒文集·敘目》）。這是他精心編選方東樹遺文的準則。從編纂實踐看，其所刪訂，對作者的理學思想起到提純、集萃作用，也提升了作品敘事、論理的藝術水準?！段募返目性缬凇段匿洝?6年，同治、光緒年間方東樹古文的傳播主要靠這部書。咸豐、同治年間，在曾國藩等“中興名臣”推動下，出現“理學復興”局面。與此相關聯，曾氏對桐城文章也情有獨鐘。方宗誠作為曾氏核心幕僚，編輯、校刻歷代理學文獻多達數十種，積極為“理學復興”提供學術資源。他編纂《儀衛軒文集》，固然是為了張大桐城派在文壇影響力，但更主要的目的，還是在于推廣當世理學發展的代表性成果，為理學復興推波助瀾。由此看來，方宗誠刪訂方東樹遺文，有其值得關注的學術史、文學史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圖書館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