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
視爾不臧,我思不。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經·鄘風·載馳》)
我們似乎很難相信,眼前這首元氣淋漓、充滿悲情與豪氣的詩歌竟是書寫于兩千多年前的宮闈女子之手。它的出現,使中國文學從其源頭處就打破了男性士大夫們獨自吟唱的壟斷局面,從而為曲折漫長的女性文學史贏得了一個可歌可泣的良好開局。這首詩的作者——許穆夫人,她在詩中所散發出來的對于故國安危存亡的關切與悲愁,對故土鄉野的眷戀與柔情,尤其是她在行動上所表現出來的不同于尋常女子的果敢與剛毅、睿智與自信,不僅使她成為春秋政治舞臺上閃亮一時的明珠,也使她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光輝閃耀的女性作家。
一
許穆夫人,衛宣姜與公子昭伯的女兒,嫁與許國國君許穆公為妻。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冬,衛國為狄人所滅,宋桓公將衛國遺民遷至漕邑,并立許穆夫人之兄申為戴公。戴公卒,其弟文公即位。女詩人獲悉故國傾覆,遂于次年春夏之交,驅馳奔往漕邑吊唁。
把整首詩以及與之相關的所有史料結合起來看,我們發現,許穆夫人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身份,似乎更傾向于是衛國的女兒,而非許國的夫人。她在這場救亡圖存的政治事件中的表現,使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春秋時期存在的一種于后人而言頗為費解的現象,即春秋時期的貴族女性,在父與夫、父國與夫國處于政治對抗狀態或者利益互相沖突時,她們總是義無反顧地站在父親而非丈夫那一邊。《儀禮》“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訓誡在她們身上似乎絲毫不起作用。許穆夫人在父國與夫國之間的抉擇,在春秋時期的貴族女性中并非個例。《左傳》桓公十五年載,鄭國大夫祭仲專權,鄭國國君心存擔憂,于是暗命祭仲的女婿雍糾對其行刺。雍糾的妻子也就是祭仲的女兒雍姬知道丈夫的謀殺計劃后,到底是站在父親一邊還是站在丈夫一邊,她內心滿懷疑慮,于是向母親請教。母親告訴她,人人都可以做丈夫,而生父卻只有一人。于是她將丈夫的謀殺計劃告訴了父親,最終導致丈夫雍糾被殺身亡。對于雍姬來說,父和夫二者之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面對兩難抉擇,雖然內心也曾糾結,但在母親的勸說下,最終還是站在了父親一邊。
另如,晉獻公的女兒穆姬嫁給了秦穆公。秦晉交戰,秦穆公俘獲了晉國國君晉惠公夷吾——穆姬的兄弟。穆姬獲悉后,帶著眾兒女穿戴喪服,擺出以死相抗的架勢逼迫秦穆公釋放晉惠公。迫于無奈,最終秦穆公釋放了晉惠公。再如,秦穆公的女兒文嬴嫁與晉文公為妻,生晉襄公。魯僖公三十三年秦晉殽之戰,秦國損失慘重,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也被晉國俘獲。文嬴向襄公請求釋放秦國三帥,說他們是構成秦、晉二君間隙的罪魁,應讓他們回到秦國去接受懲罰。襄公即釋放了秦國三帥。先軫得知,責備襄公處置失當。襄公又命陽處父去追擊,秦三帥已登舟渡河。三帥回到秦國,穆公不但沒有加罪,反而更加重用,使專任軍事。文嬴雖然身在晉國,并為一國國君之嫡母,但她在兩國角逐的關鍵時刻,施計釋放被俘獲的三員故國將領,最終還是站在了父國秦國的立場上。
許穆夫人的選擇,與上述幾位貴族女性無甚不同。衛國為狄人所滅,許穆夫人沖破阻撓回到故國,這事看似與許國無關,實際上是將許國也拉入到列國紛爭當中。而在春秋列國爭雄稱霸的歷史舞臺上,許國始終是一個不起眼的微弱國家,又處于晉國和楚國的夾縫中,動輒得咎。一旦卷入列國紛爭,這個弱小的國家將無力應付。所以,許穆夫人的回歸,實際上將許國帶入了一場潛在的危險之中。
對于春秋時期的貴族女性而言,婚姻大多與愛情無關,只不過是政治結盟、利益交換的手段。她們出嫁以后,丈夫又常是倚紅偎翠,眠花宿柳,在新的宮廷中,她們只不過是丈夫眼中的“之一”,而非唯一。在后宮爭寵、立儲的激烈斗爭中,能夠給予她們最強有力支持和幫助的,往往是她們的父國。既然婚姻的本質對她們而言從一開始就是一場交易,那么,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們就有足夠的理由繼續維護父國的利益。許穆夫人似乎從一開始就有這樣清醒的自覺。據《列女傳·仁智篇》載:“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于許。”將許穆夫人嫁給許國的,應是衛惠公而非衛懿公,《列女傳》所記有誤。許穆夫人未嫁之時,許、齊兩國同時來求親。她細細分析了齊、許兩國的形勢,認為應將自己嫁到齊國而非許國,理由就是嫁到齊國將來對衛國有利。這就是她選擇婚姻的出發點。所以,十幾年后,當她聽聞衛國危亡而不顧一切地回國力圖挽救時,就不難理解她的這一選擇了。
沒有資料表明,許穆夫人與許穆公的感情是否涼薄,使她毫不顧惜許國的安危而回到衛國;也沒有資料表明,許穆夫人與故國父母兄弟之間是否情深意篤,使她為故國的安危而不顧一切。她生在充滿丑聞和逸聞的衛國宮廷,母親是聲名狼藉的宣姜。起初,宣姜貌美,聘與衛國世子伋為妻。但伋子的父親衛宣公覬覦宣姜之美色,便將伋子支走,在淇水上建立新臺,迎娶宣姜,立為自己的夫人。衛宣公死后,她又在齊人的撮合下與衛宣公的庶長子昭伯結合,生下衛戴公、衛文公、宋桓夫人和許穆夫人。也就是說,許穆夫人是其母宣姜與其晚輩昭伯結合之后所生的眾子女之一。對于這樣一種出身,不知道年少時期的許穆夫人是否曾經感到過尷尬和憎惡。這樣的出身和成長環境,使后人難免會對她對于衛國的感情產生懷疑。但是,我們的懷疑似乎是多余的。母親宣姜生活上的放縱,并不意味著對子女們的情感缺失。許穆夫人天生就是衛國的女兒,她用自己最飽滿的生命熱情深愛著她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國,執著地眷戀著故國的田野、河流還有子民。她是衛國晴空中飄翔著的一只風箏,即使飛舞在遠方,線也牽在故國人的手中。
二
《載馳》一詩,籠罩著濃郁的悲愁情緒。它讓我們看到,當一個對于祖國飽含深情的人被身上所肩負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催促時,內心是多么的峻急與焦灼。
朱熹《詩集傳》在解釋這首詩的創作背景時曰:“(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既已嫁與許國,那么許國與衛國即是姻國,姻國之間本該同惡相恤,然而,衛國覆亡,許國卻袖手旁觀。許穆夫人的救國計劃,不僅得不到許國宮廷的理解和支持,反而遭到了他們的嚴厲反對。“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當她載馳載驅、快馬加鞭地疾行在返鄉的途中時,許國的大夫們也正馬不停蹄地在后面追趕著她,意圖將她攔下。這時候,她的內心不再僅僅是哀愁,而是比哀愁更加濃烈的悲憤和哀痛。她說:“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又說:“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許、衛兩國既是姻親,許小衛大,那么衛國將會一直是許國背后最強有力的支持國和保護國。如今衛國一時遭難,為狄人所敗,但并不一定會徹底滅國。宋國國君宋桓公——許穆夫人的姐夫,已經將衛國宮室遷至漕邑,國君尚在,將來未必沒有復國的機會。衛國一時落難,許國為何不能施以援手?更進一步想,許國如今袖手旁觀,將來衛國一旦復國,它又將如何面對衛國呢?她不明白的是,這群從小就接受貴族教育和政治訓練的許國大夫們,為何沒有這種遠見,目光如此短淺。她為他們的自私而失望,更為他們的鄙陋而悲哀。
從另一個層面講,在故國危亡之際,本是同胞姐妹,嫁與宋國國君的姐姐宋桓夫人能夠敦促她的丈夫宋桓公對衛國施以援手,將衛國宮室遷至漕邑,而她的丈夫以及夫國的大夫們卻做不到;當她對他們失望至極,打算只身一人回國救亡時,他們反而竭力阻撓。或許在那個時刻,許穆夫人感受到了來自夫國的恥辱,也從姐姐宋桓夫人那里間接感受到了自己所要承擔的挽救故國的重大責任。
而衛國內部似乎也不能讓許穆夫人安心。衛國幾代國君均是墮落無能之輩。母親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自己的祖父衛宣公,上烝下報,淫縱不檢,將衛國宮廷帶入了無盡的丑聞和動亂之中。嗣君衛惠公朔是許穆夫人的同母異父兄,他伙同母親宣姜害死公子伋與公子壽,即位四年即遭國人驅逐,逃奔到齊國。而堂兄衛懿公更是好鶴誤國,不成體統,當時的衛國就是葬送在這位好鶴的衛懿公的手中。《左傳》閔公二年載: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面對這樣的國內形勢,許穆夫人只能獨自扛起力挽故國之將傾的大任。她是孤獨地一個人在戰斗,“同仇敵愾”“患難與共”“抗敵御辱”……這樣的詞,在她那里是那樣的空無,無法觸摸,沒有任何質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當她被無盡的憂愁裹挾住無以排遣時,她暫且停下前進的腳步,采摘起路邊的貝母草。然而,貝母草真的能緩解她的憂愁嗎?與其說她相信貝母草能為人解憂,倒不如說路邊的青青綠草勾起了她童年淇水邊的美好記憶。作為女子,她并不避諱說自己多愁,她坦然承認“女子善懷”,然而這“善懷”中卻有自己的堅持和信念。而且,她相信自己的這份堅持和信念并不比男子來得短淺,值得她用行動來兌現。
三
她不是一個僅僅耽溺于想法而缺乏行動能力的人。自故國覆亡的消息傳入她耳際的那一刻起,強烈的擔當與拯救意識就攫取了她。她駕起馬車,推開許國那滯重的大門,當噠噠的馬蹄聲響起的時候,馳煙驛路,將許國的大夫們甩在身后,獨自奔向遙遠的故鄉。然而故鄉已不再是熟悉的故鄉,故鄉已覆亡,故人已遷移到不熟悉的遠方。她不能容忍故國不再有童年的模樣,不能容忍故國的鄉人們被迫停留在不熟悉的地方,因此,她必須付出努力,付諸行動。
然而,到哪里才能尋求到幫助呢?“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不是西方遙遠的晉國,也不是南方遙遠的楚國,她能想到的唯一的國家就是齊國——那是母親宣姜的故國。衛國與齊國數度聯姻,關系至為密切,而當時的齊國又在舅父齊桓公的治理下成為中原當之無愧的強國。他任用管仲為相,舉賢授能,加強武備,發展生產,使國富民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而且齊國對于衛國的內政,一向干預甚多。衛宣公去世后的諸子之爭中,衛惠公被驅逐八年之后,齊襄公率諸侯伐衛,護送衛惠公回國;衛戴公去世后,其弟燬又在齊桓公的幫助下登上王位,是為衛文公;許穆夫人的父親公子昭伯也是在齊人的強迫下與宣姜結合。衛國內政的背后,總有齊國無形的手在幕后操控。在這種情況下,許穆夫人毫不猶豫地來到了齊國。《左傳》閔公二年記載,許穆夫人來到齊國見到齊侯后,賦詩言志,當時就賦了《載馳》這首詩。《載馳》當是她到達齊國之前就已經寫好的了。齊桓公聽了許穆夫人賦《載馳》以后,對于她的來意當然心知肚明,于是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守曹邑,并送給衛文公車馬、祭服、牛羊豕雞狗、門材等,送給許穆夫人馬車與重錦。在齊桓公的武力干涉下,衛國社稷得以保存。之后經歷春秋兩百多年的諸侯爭霸,又經歷了戰國兩百多年的列國爭雄,竟奇跡般地一直撐到秦始皇滅六國。直至秦二世貶衛君角為庶人,衛國這個從西周一直延續到秦的國家才算是壽終正寢了。衛國在懿、戴二公之間的這場政治災難,之所以能夠有驚無險,不能說沒有許穆夫人的功勞。
與男性士大夫們的政治權謀不同,許穆夫人呈現于人們面前的不是無止境的權力欲望,而是不容自己推脫的強烈的使命意識和自由意志。她主觀上表現出來的對故國的深刻憂慮,在行動上對于拯救故國所付出的艱辛努力,使她在男權社會里有力地承擔起本屬于男性士大夫們的社稷之思和家國之念。同時,也與后世眾多女詩人閨閣之中的凄凄慘慘戚戚不同,她超越了女性個體對于“小我”的單薄悲吟,所發出的是超越了性別界限的以拯救故國為己任的“大我”的渾厚之音。這位融柔情與剛毅于一體的女性,我能想象她昂首屹立、慨當以慷的姿態。這首帶有自傳性質的《載馳》,足以使她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光輝閃耀的人物。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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