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愛書，但如晚清詩人鄭珍這般嗜書如命，并在詩中反復對書陳情的，古往今來沒有幾人。鄭珍生于貴州遵義的一個農醫之家，父親早亡，自身功名止于舉人，官職僅至儒學訓導，無所依持，家計頗為艱難，經常陷入斷炊的境地。晚年又遭逢戰亂，在反復播遷中求生存。但他一生愛書嗜書，在極窘迫的情況下購書、借書、抄書、讀書、藏書，更將住所名為“巢經巢”，自號“巢經老翁”。如果說這些描述尚嫌單薄，還不足以映現鄭珍對書的癡情的話，那么鄭珍詩集中的《武陵燒書嘆》《移書》《埋書》等描述烘書、移書、擔書、埋書等書情的詩歌則令人嘆服。面對數十載苦心經營的藏書被焚燒殆盡，一般詩人會表達一己的悲慟心情，但有幾人能像黛玉葬花般將書的灰燼收拾后埋藏，而且還付之吟詠？唯有鄭珍，能將這種悲慟織成一種情趣，詠出風雅之色。我們且看他的《埋書》（其一）是如何書寫這種“悲趣”的：

人之所以貴，不在七尺軀。則貴乎書者，又豈故紙歟？然人道之器，書亦道之輿。人死既宜葬，書毀可棄諸？我巢正月焚，我歸十月初。徘徊赭階上，歷歷思舊儲。中堂接右夾，北出連先廬。累篋樓上下，壁壁無隙余。庋案必中窗，窗窗可卷舒。奈何都不存，惟見瓦礫鋪。一哀為出涕，萬有良歸虛。數日封積灰，不令落穢污。冢筆念懷素，瘞文悲復愚。乃今巢經翁，傷心埋毀書。汝存我盡力，汝亡我收枯。借問燼中人，識此孝子無？

據凌惕安《鄭子尹年譜》記載，此詩作于同治元年（1862），其時貴州遵義人張保山率部起義，有搶掠、燒村之行為。鄭珍避而遠行，隨身帶書十二擔，其余藏書未能轉移。此年正月十七日，鄭珍的藏書樓被焚毀，八九百部藏書只字無存。這些被毀的藏書中，有一半屬于花錢可再添置的，有一半需要大力搜求才能獲致，其中三四十種則是海內孤本。十月中鄭珍歸來，眼見一生心血所系的近千部書毀于一旦，悲從中來，不禁老淚縱橫，生出萬有歸虛之感。“家貧萬卷得來難”（《巢經巢詩鈔》），對于一個僻居貴州、經常衣食不周卻潛心學問的通儒來說，藏書被毀所帶來的精神沖擊無疑是巨大的。然而書已被焚，如之奈何？鄭珍的反應卻又不同尋常。他將焚書的灰燼收拾干凈后封存，然后埋葬。古來有葬花、葬筆、葬文稿的，但葬灰燼的舉動則前所未聞。鄭珍此舉讓我們懂得原來一個人愛書可以愛到這種程度，有力而又形象地詮釋了“書癡”二字。

鄭珍對書的珍視與癡戀絕不是偽裝的。據載，鄭珍少時“以甥行學于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恒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黎庶昌《揀發江蘇知縣鄭子尹先生行狀》），苦讀的態度蘊含著他對書的鐘愛。道光十四年，鄭珍受邀入湖南學政程恩澤之幕時曾游桃源縣，夜半時分所雇船的船舷破裂，水進入船中，其所帶書箱都被浸濕。他“烘書三晝夜，凡前所抄述者，或燒或焦，半成殘稿，為之浩嘆”（《巢經巢詩鈔箋注·武陵燒書嘆序》），為此寫下了“奇情遐想，匪夷所思”（凌惕安《鄭子尹年譜》）的《武陵燒書嘆》。其詩曰：

烘書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撫病子，心知元氣不可復，但求無死斯足矣。書燒之時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兒。恨死擲去不回顧，徐徐復自摩撫之。此情自癡還自笑，心血既干轉煩惱。上壽八十能幾何？為爾所累何其多！

先后以老翁撫摸病子、慈父怒斥啼兒來形容自己烘書之時的祈愿之心和書被燒焦之時的惱恨之情，真正想落天外，將詩人對書的惜與愛刻畫得入木三分，活畫出一個書癡的形象。在這首詩中，鄭珍所使用的兩個比喻可稱得上冠絕古今。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鄭珍詩才的高妙與性情的風雅，一方面也與鄭珍一直以來對書的極度珍愛分不開。正因為愛書、惜書，視書如子，對書有極深的感情，在書被燒焦時才產生這樣愛恨交織的復雜心情，如此才能有這樣天馬行空但又入情入理的描述。

至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鄭珍的埋書之舉是何其自然之事。埋書之后，鄭珍反復思量自己昔日的藏書，到底情意難忘，于是寫下了《埋書四首》，在相對澄澈的心境中對自己內心的苦痛作了審美化的書寫。

《埋書》（其一）開筆同樣將書與人相提并論：“人之所以貴，不在七尺軀。則貴乎書者，又豈故紙歟？”坦言人與書之貴不在身形。然形雖不貴，形之不存，神將焉附？這幾句詩語不過是詩人在無望與苦痛中強作的曠達之聲。由于是強作解語，詩人內心終難釋懷，繼而想到既然人與書都是傳道之器，人死是要歸葬的，書被焚毀后的余灰難道該隨便拋棄嗎？這就引出了如何處理灰燼的問題，為下文描述的埋書之事作了鋪墊。整首詩以八句議論開篇點題，而不是從“我巢正月焚”的痛苦回憶入手，這樣的處理就為后面書寫痛苦預留了一定的空間，使創作主體與創作客體之間產生直觀的距離。這樣的距離有助于創作主體跳出自己的情感，對自己經歷的苦痛進行審美化的觀察。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薄堵駮返膭撟魉悸放c書寫策略顯然給這種“入內出外”的功夫作了一個形象的注腳。

從“歷歷思舊儲”起詩人開始回憶，曾經自己的藏書樓闊達敞亮，“中堂接右夾，北出連先廬。累篋樓上下，壁壁無隙余。庋案必中窗，窗窗可卷舒”，如今“奈何都不存，惟見瓦礫鋪”。兩相對比，怎不令人唏噓。因此詩人在一瞬間產生虛妄之感：“一哀為出涕，萬有良歸虛?！?/p>

鄭珍本是一個熱愛生活的“多情”者。其《遂過圓通寺登補陀巖》云：“忽訝何時身已仙，老親稚子拋不得。失聲一呼落羽翼。胡僧在旁俯長眉，知我多情不可醫。”自言性本多情，無法拋卻家小。據鄭知同《敕授文林郎征君顯考子尹府君行述》載，鄭珍“性至孝，幼事先大父母，凡負薪、執爨、紡績，蕓諸苦，罔不代作。長益孺慕，每抃舞匍匐作兒戲，不致親歡笑不止，人擬之萊氏斑衣”。鄭母五十五歲時生了一場重病，情況非常危急，鄭珍寫下血書在文昌君面前禱告，自己愿意減壽十年以增加母親的壽命，鄭母很快康復，而且果真多活了十年。鄭珍不僅事母至孝，對兄弟姊妹也非常友愛，與孩子們更是舐犢情深。篤于性情的鄭珍珍視生命，順時樂天。據《論鄭珍的生命意識》可知，“鄭珍身處亂世，在貧病、饑荒、播遷中度日，親歷了各種禍亂與親人的死喪，可謂悲苦一生。面對悲苦的生命，他既予以珍惜，以不枉死、順生的原則努力生活；又對死超然處之，融合儒家的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精神與道家的道法自然的精神于一體”（《貴州文史叢刊》2015年第1期）。然而這樣一個珍視生命、熱愛生命的人卻產生了一切歸于虛幻的體認。由此我們不難體味到藏書被毀帶給詩人的痛苦之深。

然而，詩人雖有一切歸虛之感，愛書惜書之情依然未減。于是有了下一步的收拾殘灰之舉：“數日封積灰，不令落穢污。”即使是灰燼，也不能任由它們被污染，總要給它們一個處置，因為這些一文不名的殘灰見證了詩人幾十年的心血，見證了詩人年歲的消逝，沒有它們，詩人的精神歲月將是一片空白。無比沉痛之下，詩人將這些殘灰就地掩埋。在掩埋的過程中，詩人想到了歷史上的懷素與復愚。懷素乃唐代僧人，書法大家，以狂草出名，有埋筆成冢之事。復愚，唐代長沙人，因不忍丟棄寫文章時的草稿，將之匯聚在一起而予以封埋，傳為美談。詩人引用兩人的故事后，發出了“乃今巢經翁，傷心埋毀書”的感慨?！澳私瘛眱勺譅I造出這樣的語義場：古有懷素、復愚，今有巢經翁。這種比對將自我與歷史名人并置，透露出一種引古人為同調的惺惺相惜。此外，我們隱約也能感受到詩人內心較高的自我期許：他年的巢經老翁也將與懷素、復愚等人一道被人銘記。

接下來詩人轉換語氣，改用第二人稱敘述：“汝存我盡力，汝亡我收枯?！薄叭辍弊值氖褂靡幌聦⒖腕w與主體間的距離縮短，詩人仿佛在與親人對話：你存在，我盡力呵護；你消亡，我為你收拾枯骨，在平實溫婉的訴說中道出了詩人與書之間的生死盟約。與“書在人在”等誓言相比，汝存汝亡的自白雖顯平淡，卻不浮夸，更富生命的真實感，因而更能動人心扉。

如果詩人到這里停筆，那么我們看到的僅是一個傷心老翁掩埋書灰的日常故事。故事雖然令人慨嘆，情感內涵卻并不鮮見。果然不負我們所望，詩人并沒有就此停筆，而是以一個略帶風趣的轉折來結尾：“借問燼中人，識此孝子無？”將灰燼擬人化，那掩埋在地下的灰燼陡然富有了生氣，變得立體，那些早已作古的魂靈也隨之一一鮮活起來，仿佛在審視詩人的行為。“孝子”的自喻，是詩人與書之間生死盟約的情感延伸，接續了“收枯”之言；同時也是詩人在整個埋書事情中情感的一個終結?！靶⒆印币辉~既鄭重其事，又活潑潑的，不僅使詩人與藏書之間的情感模式人倫化，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因戲謔的口吻而消解了全詩的沉重感，賦予整首詩一抹明麗的亮色，將全詩在悲哀中凝練出風趣來，形成“悲趣”的審美風格?！敖鑶枴彼鶢I造的設問語氣，更強化了這種“悲趣”感，不愧是大詩人的手筆。

然而鄭珍平生并不以詩人自居。莫友芝《鄭子尹〈巢經巢詩鈔〉序》（《莫友芝詩文集》）指出：“‘論吾子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歌詩第三。而惟詩為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子尹固漫頷之，而不肯以詩人自居。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感觸，或經時不作一字。又脫稿不自收拾，子弟鈔存，十之三四而已?！笔葧缑泥嵳淦缴钤谝庹吣藢W問一事，“其于諸經疑義，搜摘暢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已成若干編，而才力贍裕，溢而為詩，對客揮毫，雋偉宏肆，見者詫為講學家所未有”（《鄭子尹〈巢經巢詩鈔〉序》，《莫友芝詩文集》）。深厚的學養與贍裕的才力互相滋養，成就了鄭珍，使他生前享有“西南大儒”的美譽，身后亦贏得了“清詩第一”（錢仲聯語）的盛名。通覽《埋書》全詩，我們能觸摸到鄭珍作為詩人的風雅之性，更能感受到鄭珍身為儒者對學問對藏書的癡情。百年之下，此詩中展露的情懷仍令人無比追想。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