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千古文章未盡才”是郭沫若對聞一多的評價，聞先生大才未盡實在是一件憾事。聞一多先生是著名詩人、學者和民主運動戰(zhàn)士。作為學者，他在“故紙堆里討生活”致力于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秦以前和唐代的詩與詩人，著有《神話與詩》《古典新義》和《唐詩雜論》三部專著。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實踐給我們留下了精湛的研究方法，郭沫若在本書的《序言》中評價道：“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賅博，立說的新穎而翔實，實在不僅是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后無來者。”（《聞一多全集》卷一，中華書局1956年版）

聞一多先生的研究方法，前輩們進行了大量的探討和研究。如朱自清先生的結論是：“盡管聞一多先生是詩人，從事古代詩歌的研究，對于他是十分方便的，但聞一多先生沒有走近便的路，作為研究的第一步，他走的還是‘走正統(tǒng)的道路，就是從語史學和歷史學的道路，也就是還得從訓詁和史料的考據(jù)下手’。”（《聞一多全集》卷一）

袁謇正先生評價說：“聞一多先生更以十五六年的努力和成績推波助瀾，他不但吸收了傳統(tǒng)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考據(jù)學的成就，而且還吸收了近代歷史學、考古學、文化學、文藝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神話學、宗教學、心理學諸方面的成就，堪稱這一領域里自覺嘗試采用綜合研究并獲得可觀效果的杰出學者。”（季振淮主編《聞一多研究四十年》，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二

以上是前輩們從宏觀層面對聞一多先生的研究所做的深刻而全面的評析。《神話與詩》是先生研究先秦典籍的專著。本文就以《神話與詩》為例，從微觀層面，揭示出先生在研究文學作品的過程中體現(xiàn)出的具體而切實可行的研究方法。

（一） 打通文史

學者王國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是歷史的產物，研究文學離不開歷史的土壤。聞一多先生深知文史一家的觀念，所以他在“故紙堆里討生活”的第一步還是走正統(tǒng)的道路，即語史學和歷史學的道路。他要探求原始社會的生活，他研究神話，反過來，研究神話也必須回到原始社會。如在《伏羲考》中探討伏羲與女媧的關系，盡管有文字記載，“兄妹說”、“夫婦說”，究竟哪一說才是歷史的本質？我們只有回到歷史才能找到答案，先生依考古學者發(fā)現(xiàn)的原始石刻和繪畫圖像，結合原始社會狀況，斷定我們的祖先是兄妹兼配偶的關系。符合原始社會的歷史情況。又如在《姜嫄履大人跡考》中，考“畤”時，先生就回到歷史，“畤”本周人郊天配后稷之處，秦未列候前，不得郊天，即不得有畤。秦之有畤，以有周地而修周故事，此后漢代也復因素故事以立畤也。雖然秦立國后，郊天則可，立畤則不可。先生回歸歷史，從中闡明了“畤”的來龍去脈，從而斷定“畤”與“稷”的關系。

研究神話要回歸歷史，我們了解歷史也可借助神話。一個個神話故事，就是當時社會的寫照。如在《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中，借助先生的考證，我們看到了當時社會，他們祭高唐是代表著那以生殖機能為宗教的原始時代的一種禮俗。再如《說魚》中，先生通過對隱語魚的考證，我們也看出了一種社會風俗。在原如人類的觀念里，婚姻是人生一大事，而傳種是婚姻的唯一目的。種族的繁殖被重視，而魚是繁殖力最強的一種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個人比作魚，等于恭維他是最好的人。至此，我們就明白古代詩文中“魚”的含義背后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它反映著歷史，積淀著歷史。作家也是時代造就的，研究作家，同樣得回歸歷史。先生在《屈原的問題》一文中，稱屈原是個“文學弄臣”，乍聽好像貶低了我們心中高大的屈原形象。但根據(jù)“知人論世”的方法，屈原生活時代是文藝家沒有獨立地位的年代，就是在西漢許多文人如東方朔、司馬相如，也是作為弄臣出現(xiàn)的。所以結合歷史，給屈原以“弄臣”的身份是合理的。作品、作家都是時代的產物，我們要建立文史一家的觀念來研究文學。

（二） 立足考據(jù)

郭沫若曾指出，先生是繼承了清代樸學大師的考據(jù)方法。聞先生的考據(jù)功力深厚，觀念新穎。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教《詩經》《楚辭》《周易》等，所教的就是考據(jù)學。考據(jù)就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先生對每個問題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翔實的論據(jù)，細心的考證基礎上的，從不憑空下斷語，從不迷信權威。如《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一文中，先生打破了漢儒制造的災異論，指出此一傳說自上古農業(yè)時代之祈雨行為。先生總求力求搜集眾多證據(jù)，擇善而從，表達自己新穎獨特的見解。

文中考據(jù)事例不勝枚舉，僅舉幾個代表性的事例就可見先生考據(jù)之特色。如在《伏羲考》中，先生給我們羅列了考古的石刻和絹畫兩類圖像。石刻有五種：武梁祠石室畫象第一石第二層第一圖

同上左右室第四石各圖

東漢石刻畫象

山東魚臺西塞里伏羲陵前石刻畫象

蘭山古墓石柱刻象屬于絹畫類者有兩種：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墓彩色絹畫

吐魯番古冢出土彩色絹畫單看上面材料的來源，我們就可想到先生費了多少工夫，搜尋論據(jù)，多少次細心考辯，才給我們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先生注重考據(jù)之實，力求找到確鑿的證據(jù)。

與此同時，先生還力求論據(jù)之豐。為了說明一個問題，他盡己所能去搜尋材料。如在《說魚》中，為了說明魚的象征意義，先生搜羅大量有關“魚”的詩歌，共42首，有民歌，也有文人詩。此外又舉打魚詩10詩，釣魚詩11首，吃魚詩9首，系統(tǒng)地說明魚及魚有關的象征。從中可以想見這些文字背后凝聚了先生多少血汗，體會到先生做學問之嚴謹態(tài)度。

先生的考據(jù)注重翔實，正因其考據(jù)功夫之深，往往有獨到的見解。在《伏羲考》中指出圖騰主義的來源，實為各個聚族而居的古民集團為對付風雨雷電，而奉兇猛動物為圖騰，它是宗教、迷信的前身。在《說魚》中通過豐富的材料，揭示出魚背后深遠的歷史內涵。

（三） 注重流變

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fā)展過程，為了全面徹底地了解它，我們就需關注它的流變情況，先生在研究中就注重考察流變。如前所舉《說魚》，先生從魚想到打魚、釣魚、烹魚、吃魚，探討了魚的發(fā)展脈絡，究竟為何如此關注魚呢？先生從流變中探源，原來魚是有象征意義的，它是配偶的象征，婚姻的象征。至此，我們就了解了魚的來龍去脈，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了。先生在此采用的是由流溯源的方法。也有由源推流的，在考察神女的底蘊時，分為九個階段：《侯人》詩釋義—《候人》詩與《高唐賦》—釋—虹與美人—曹衛(wèi)與楚—高唐與高陽—高唐神女與涂山氏—云夢與桑林—結論。先生從《詩經·候人》詩的曹女形象出發(fā)，考其演變情況，由曹女到涂山氏，由曹女到《高唐賦》中季女，進而由—虹—美人—高唐—神女（奔女）。先生從曹女這一源頭，推演出神女的發(fā)展脈絡。

源與流本為一體，先生許多情況既考源又索流。在《神仙考》中，先生向我們揭示了古代神仙思想的來源及其發(fā)展。他從銘文入手看到當時遠古人類求長壽的愿望，齊國人的“難老”思想，然后以齊國為出發(fā)點考察。齊國本為西方羌族，他們是如何看待死亡呢？先生引《墨子·節(jié)葬》下篇“‘秦之西有渠儀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謂之登，儀渠即羌族，從此看到火葬的習俗，火葬的意義就是靈魂乘火上天而得到永生。肉體與靈魂相反相妨，只有毀盡肉體才可解放靈魂，由靈魂不死想到肉體不死。仙人飛升謂之‘登霞’，火化的靈魂乘火上天也叫‘登霞’，那么‘神仙’思想也不過是升天的靈魂而己。所以凡是肉體能死，死而能毀滅的人，靈魂便能升天成仙，這就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個到理想階段。人人都可成仙的思想到戰(zhàn)國時代就興盛起來了。神仙思想產生了與之有關的文化就興起了。人們?yōu)榱顺上桑_始周流游覽，詠仙人‘遠游’詩篇誕生；人們?yōu)榱顺上桑捎梅N種修練辦法，產生了各種神仙方術，也產生從事方術的‘方土’”。先生通過追溯“神仙”的起源和發(fā)展，給我們全面展示了一種文化的產生及發(fā)展。

流變的考察，對我們探討一個事物的整體情況有重要意義。追根溯源是我們全面徹底地認識事物的方法。

（四） 重視比較

比較是認識事物的一種方法。根據(jù)一定的標準，把有某些聯(lián)系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事物加以對照，確定它們之間的異同及其相互關系，形成對事物的認識。先生多處借助比較進行研究。有借比較以突出二者的聯(lián)系，如在《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中對《鄘風·》與《曹風·候人》二詩比較。《鄘風·》：“朝于西，崇朝其雨。”

《曹風·候人》：“蒼兮蔚兮，南山朝。”二者同有“朝”一詞，可見內容有相同之處。再者“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與“婉兮孌兮，季女斯饑”比較，“懷婚姻”即“懷春”，與曹詩“饑”含義相同，由此可見二詩的主人公同類即奔女。再有《候人》詩與《高唐賦》比較，先生列了五點：① 詩曰季女，賦亦曰季女；② 詩曰“季女斯饑”，賦曰“愿薦枕席”；③ 詩曰朝，賦曰朝云；④ 詩的朝在南山，賦的朝云在巫山；⑤ 詩之朝既能致雨，則賦曰“朝為行云，暮為行雨”。詩與賦如此相似，可見二者的關系非常密切了。以上都是同類比較，尋求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

而更多的比較是為了突出各自的特色，或強調一方。在《道教的精神》一文中，先生比較了儒家與道家的觀念：“儒家所謂死人不死，是形骸不死，道家則是靈魂不死。形骸不死，所以要厚葬，要長期甚至于永遠的祭祀。”“道家相信形骸可死而靈魂不死，而靈魂又是一種非物質的存在，所以他對于喪葬祭祀處處與儒家立于相反地位。”從比較中看出儒、道二家不同的不死觀念。《端午考》中，有四種端午起源：一是屈原，一是介子推，一是伍子胥，一是越王勾踐。先生從地域上比較，有四分之三屬于南方，與龍舟習俗穩(wěn)合，再比較三說中有二說是屬于吳越的，以此為契機找到端午的發(fā)祥地在越。先生通過反復比較，從區(qū)別中探求真相。在《什么是九歌》中，先生從《九歌》與漢郊祀歌比較中找到《九歌》命名原因：“楚歌將娛神的樂章與祭神的樂章并列而組為一套歌辭。漢歌則將娛神的樂章完全摒棄，而專錄祭神的樂章。總之楚歌與漢歌相同的是首尾部分都列著迎神曲，不同的是中間一段，一方是九章娛神樂章，一方是十七章祭次等神的樂章。這不同之處尤可注意。漢歌中間與首尾全是祭神樂章，他的內容本是一致的，依內容來命名，當然該作《郊祀歌》。楚歌首尾是祭神，中間是娛神，內容既不統(tǒng)一，那么命名該以何者為準，便有選擇余地了。若以首尾兩章為準，自然當作《郊祀歌》。現(xiàn)在他不如此命名，而題作《九歌》，可見他是以九章娛神樂章為準的。”這里看到了先生詳細的比較過程，從二者的不同之處入手，找到了《九歌》命名之由。

比較者本身就是有同有異的，只是依目的不同而有主次之分，既可求同存異，也可求異存同，它的確不失為作研究的一種好方法。

（五） 借助訓詁

古人把用通俗的話去解釋詞義叫訓，把用當代的話去解釋古語或用較通行的話去解釋方言叫詁。后用以泛指解釋古書的字、詞、句的意義。先生做研究，借助訓詁從字、詞入手來發(fā)現(xiàn)大問題。《神仙考》中，先生訓“登暇”一詞，“暇當讀為假，本訓火焰，因日旁近赤光，或赤云，似火者謂之霞，故又或借霞為之。登霞的本義是火時靈魂乘火上升于天，這名詞傳到中國后，有兩種用法。一是帝王死謂之登霞，二是仙人飛升謂之登霞”。先生從訓“登霞”找到人與仙的聯(lián)系，以此探求神仙思想的產生。在《歌與詩》中，從訓“詩”含義入手，發(fā)現(xiàn)“詩”與“志”原來是一個字，我們就明白了“詩之言志也”一語的來歷。在《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中，先生從“”之訓義，“，升氣也”，“，升云也”。作資，斷定云，氣與是通用詞，又作資，資從次與云氣關系緊密，從而認定詩中“朝”與賦中“朝云”通用，也找到與詩與賦中人物的關系。

訓詁可以說是研究的第一步，因為文字的產生本身有特定含義，從一個字這入手挖掘可以幫助解決大問題，先生訓詁的事例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三

作品研究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作家也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先生在他的文中也談到了如何研究作家問題。

季振淮先生認為聞先生評價作家有兩個標準。一是人格。1936年10月19日，在魯迅追悼會上“聞先生講話：‘魯迅先生死了，除了滿懷的悲痛外，我還須以文學史家的眼光來觀察他。我們試想一下，在中國文學史的人物中，支配我們最久，最深刻，取著一種戰(zhàn)斗反抗的態(tài)度，使我們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是先想來到他的人格，是誰呢？是韓愈。唐朝的韓愈跟現(xiàn)代的魯迅都是除文章以外，還要顧及國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們不勸人做好事，而是罵人家不敢做壞事。他們的態(tài)度可以是文人的態(tài)度，而不是詩人的態(tài)度，這也是詩人與文人不同之點。’”“還有一個問題，也是聞先生的特殊見解，就是關于屈原問題。屈原以楚國舊宗族為楚宮的一個弄臣，時代的變化，屈原個人意識的覺醒，他以戰(zhàn)斗反抗的精神，爭取作一個人，表現(xiàn)一種獨立的人格。這是屈原的本來面目，也是聞先生對屈原最符合歷史實際的最高度評價”。二是人民的標準。“聞先生曾說：‘中國過去的文學抹煞了人民的立場，只講統(tǒng)治階級的文學，不講被統(tǒng)治階級的文學。今天以人民的立場來講文學，對統(tǒng)治階級的文學也不抹煞。’”（《聞一多先生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研究》）

季先生對聞先生評價作家的研究，我很贊同。先生在《屈原的問題》一文中曾說：“我同意孫先生從宋玉的身份看屈原的身份，但我不相信從宋玉的人格里找尋屈原的人格。”可見先生是從人格上看屈原之偉大的，宋玉與屈原的人格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關于人民的標準，看先生《人民的詩人——屈原》一文中的觀點，“盡管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為他們既不屬于人民，也不是為著人民的。杜甫是真心為人民的，然而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屈原雖沒寫人民的生活，訴人民的痛苦，然而實質的等于領導了一次人民的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先生以陶淵明、李白和杜甫與屈原比較，說明了什么樣的人才是人民的詩人。人格與人民是先生評價作家的最高標準，我們雖不必拘泥于以上兩個標準，但至少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思考角度。

聞一多先生曾說：“我比任何人都痛恨那幫紙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明白。”先生抱著弄明白的態(tài)度去研究，所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研究方法之獨到，治學之嚴謹，足可給后學者提供可茲借鑒的經驗。

（作者單位：新鄉(xiāng)職業(yè)技術學院）名作賞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