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山于漸興的宗唐風氣，亦有所接受，其一，標“風雅”之遺旨，亦取以唐上追風雅之意。其《題僧南浦詩卷》云：“齊己諸人殼已蟬，不傳詩印又多年。水萍粘瓦終無用，風絮沾泥不是禪。誰識咸酸居味外，要追風雅到刪前。”其二，重視詩歌抒情的藝術本質。王義山曾專論詩之“性情”：

余讀趙侯文溪吟稿自序，首之以吟詠性情。余因是而于《詩》之大序有感于《中庸》……《詩》與《中庸》，未嘗不可以互觀也。余嘗讀《詩大序》，皆自《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兩句發出來。未發之中，性也；既發之和，情也。詩，總言之，則吟詠性情；析言之，則由性而情。《詩三百》皆情也。情者，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謂也。（《趙文溪詩序性情說》，《稼村類稿》卷一一）

王義山大倡“天然”、“天機”、“天籟”，倡言行云流水之無礙、天人相契之和諧，因而也力主“吟詠性情”，但其“性情說”完全本于儒家立場：“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之中，性也；既發之和，情也。”“情者，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謂也。”因而，他所謂“情”，乃是中和之情、中節之情，而非本然之情。其“吟詠性情”之說，實質也是吟詠性情之正，而非性情之真。但是詩詠“性情”，“情”的因素再次被提出來了，此雖為老生長談，但也顯示著宋元之際的詩壇，詩歌抒情功能的一大回歸，唐型詩歌范式的抬頭。其重性情，則重感興，重與外物相觸而生的詩意感受，這些對其后江西之趙文、劉壎、劉將孫諸人的詩之性靈化傾向都有一定的影響。

二、劉壎

劉壎（1240—1319），字起潛，別號水村，南豐（今屬江西）人。研經究史，綱羅百氏，文思如涌泉，宋末即以詩文鳴。年三十七而宋亡，越十八年，署昭郡學正。年七十，為延平路教授。所著有《經說講義》、《水云村稿》、《泯稿》、《哀鑒》、《英華錄》、《隱居通議》，共125卷。

《隱居通議》是其晚年所作，分理學、古賦、詩歌、文章、駢儷、經史、禮樂等11門。雖內容駁雜，但有獨到的價值。其論學，以悟為宗，尊陸九淵為正傳，亦推崇浙東事功派；論詩則頗能折衷唐宋，且上溯漢魏、直追風雅。顧易生等著《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中也論及此：“當時東南地區宗唐抑宋之風頗盛，而如方回者猶堅守宋江西派的門戶，劉壎則折衷于其間。”顧易生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頁975。

劉壎論詩，“浩瀚流轉，頗為有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水云村稿》），其唐詩學思想可歸為兩個關鍵：

（一）從詩史的角度，確立唐詩之至高地位，然亦不薄宋詩。

劉壎在《新編七言律詩序》中寫道：

七言近體，肇基盛唐，應虞韶協漢律不傳之妙，風韻掩映千古，花萼夾城……意旨高騫，音節遒麗。宋三百年，理學接洙泗，文章追秦漢，視此若不屑為。然桃李春風，弓刀行色，猶堪并轡分鑣。近世詩宗數大家，拔出風塵，各擅體致，皆自出機軸。則工古體有人，工絕句有人，而桂舟諶氏律體尤精，咸謂唐律中興焉。

此段追溯七言律詩的發展與現狀。唐人七律，“風韻掩映千古，花萼夾城”，“意旨高騫，音節遒麗”，推為其極；宋代雖有理學對詩賦之道深為“不屑”，但宋人七律，實堪“并轡分鑣”，亦有擅場；當世“詩宗數大家，拔出風塵，各擅體致，皆自出機軸……咸謂唐律中興焉”，可見對宋元之際的詩壇評價亦高。此文作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當時南北統一，文壇詩界逐步繁盛，宗唐之風亦日漸濃厚，詩人間多以學唐、得唐相標舉，劉壎以“唐律中興”稱道諶氏律體，雖不免溢美，但正反映了當時詩壇競相摹唐之風。

作于同年的《新編絕句序》中，劉壎更充分地闡述了他的觀念，其云：

唐人翻空幻奇，首變律絕，獨步一時。廣寒霓裳，節拍余韻，飄落人間，猶挾青冥浩邈之響。后世乃以社鼓漁榔，欲追仙韻，千古吟魂，應為之竊笑矣。詩至于唐，光岳英靈之氣為之匯聚，發為風雅，殆千年一瑞世。為律，為絕，又為五言絕，去唐愈遠而光景如新。歐、蘇、黃、陳諸大家，不以不古廢其篇什品詣，殆未易言。世俗士下此數百級，乃或卑之。昔人天然秀發，得獨自高。

這段話有三個層面：1 極贊唐人律絕：“翻空幻奇”、“獨步一時”，“廣寒霓裳……飄落人間”。他所稱譽唐詩，與郝經、戴表元輩又不盡相同，郝、戴好言唐詩之“正”，他則極言其“幻奇”：“廣寒霓裳”、“青冥浩邈”，與后世猶仙凡相隔，可見他更關注于唐詩藝術精神的獨特性。同時，與宋人獨尊杜體、明人獨尊盛唐皆有不同，他以“千年一瑞世”來推尊整個唐代，不甚過于分別，這也是元代較為盛行的風氣。2 肯定宋詩的價值：“去唐愈遠而光景如新，歐、蘇、黃、陳諸大家，不以不古廢其篇什品詣”，劉壎較為辯證地評價了宋詩在詩史上的地位，“光景如新”幾字，頗有史家襟懷。3 提出“天然秀發，得獨自高”的藝術原則，以此融通唐宋，探求二者本質的一致性。唐詩、宋調，并非情若冰炭，在體制、風格之外，劉壎欲尋找二者乃至一切藝術更本質的屬性。并以此折衷、融通、超越唐宋，乃至古今。其云“天然秀發，得獨自高”用心在此。綜觀劉壎詩論，大致而言，這種更為本質的藝術精神，一以天然為宗，一以性情為本，于此，則其詩論又有了性靈化的傾向。因而，他的詩學思路，漸為清晰，即：宗唐——折衷唐宋——標舉性靈。“性靈”為劉壎折衷唐宋、融通古今的一條通徑。

關于元人不甚分別唐詩各期，確切地說，是不分初、盛、中唐，對于晚唐詩則多為不屑，劉壎亦然。在《詩說》中，劉壎引人論詩語云：

問：“何以有盛唐、晚唐、江湖之分。”趙公曰：“此當以斤兩論，如‘齊魯青未了’，如‘乾坤繞漢宮’，如‘吳楚東南坼’，如‘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等句，是多少斤兩？比‘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即輕重見矣。此盛唐、晚唐之分，江湖不必論也。”

可見也是涇渭在胸。除此之外，則對李、杜、王、韋、孟等皆深為推許，《曾從道詩跋》中，劉壎對詩體的辨析甚為細致，其云：“混合陶、韋、柳三家，以昌其五古；孰復少陵諸大篇，以昌其七古，則又取法少陵五律，以昌其五律；取牧、錫、渾、滄諸作，以昌其七律。如登華岳，不止于中峰寺；解包駐錫，必登絕頂。”謂陶、韋、柳、杜等皆各擅勝場，宜分別師法，則必登絕頂。

元代，李白之地位，幾與杜甫并尊。如郝經、劉因、戴表元、趙孟頫諸人，皆持此觀點，然而在江西詩人群中，雖對李白亦加贊賞，如劉壎曾作《題李翰林像》云：“錦袍玉色，神游八極，真昆閬蓬瀛中人。落月照梁，誠非虛語。醉眼一視，殊有傲睨萬物態。”傾心之意，溢于言表。但是，杜甫不二之地位，并未撼動。此為折衷唐宋派異于其他二派處。劉壎敘述年輕時學詩經歷，可見一斑：

翁曰：“君作豐，大合作顛詩一番，然后約而歸之，正乃有長進。”（壎）問：“何謂顛詩？”曰：“若太白、長吉、盧仝是已。”然性不喜此體，竟不果學。（《詩說》，《水云村稿》卷一一）

又，劉壎在《許尹黃陳詩序》中引許尹之序，獨尊杜甫之意更為鮮明，許曰：“曹劉沈謝之詩……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宜于山林而不可置于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云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后之作者，未有加焉”。所舉漢魏、唐諸詩人，雖各有勝場，但終有其弊，惟杜甫，衣被天下，千古獨絕。劉壎稱此序“深合繩尺”，“靡不的確”，可見也為同調。

以杜詩為唐詩冠冕，以黃詩為宋詩極至，取徑杜、黃，則標示出唐宋之兼美，“其正派單傳，上接《風》、《雅》，下逮漢唐，宋惟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淵深廣博，自成一家……學詩不以杜、黃為宗，豈所謂識其大者”（劉壎《禁題絕句序》，《水云村稿》卷五），這些地方，劉壎與方回之論頗為接近。但是，不同于方回之一意護法“江西”，劉壎頗不滿于“江西”執守杜、黃之皮相，他評論晚唐與江西詩派云：“晚唐學杜不至，則曰：‘詠情性，寫生態足矣。戀事適自縛，說理適自障。’江西學山谷不至，則曰：‘理路何可差，學力何可諉？寧拙毋弱，寧核毋疏。’”（《隱居通議》卷一○）“江西”之陋畢見。又云：“山谷負修能，倡古律，事寧核毋疏，意寧苦毋俗，句寧拙毋弱，一時號江西宗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隱居通議》卷一○）言山谷創辟的獨特詩風，為江西取法，終難免如“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落入偏鋒。這些都能深中肯絜，切中詩弊。

劉壎之折衷唐音宋調，還在于他努力探索歷代詩歌之間，更為深層的“因”與“革”，而非簡單的“是”與“非”，因而，更能辯證地評判“得”與“失”，少去偏勝之習，多了融通之度、折衷之意。因而，他善用比較的眼光、辯證的態度來論詩。在《隱居通議》中劉壎論道：

少陵詩似《史記》，太白詩似《莊子》，不似而實似也；東坡詩似太白，黃、陳詩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卷六）

太白以天分驅學力，少陵以學力融天分；淵明俯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嚴。（卷一○）

唐自少陵外，大抵風興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頌長。（卷一○）

融騷、選、唐者半山，駕騷、選、唐者黃、陳，混騷、選以汨唐者梅、歐、蘇。（卷一○）

從時間上打通漢魏、唐宋，從文體上不分詩、文，乃至經、史、子、集，皆納入比較的范圍，所以《四庫全書總目》以“浩瀚流轉”譽之。少陵似《史記》，太白似《莊子》，不似實似；東坡似太白，黃、陳似少陵，似而不似。未強加褒貶，但能脫落形跡。唐，風、興工；江西，雅、頌長，亦以唐、宋并美。“融騷、選、唐者半山，駕騷、選、唐者黃、陳，混騷、選以汨唐者梅、歐、蘇。”劉壎以“騷”、“選”、“唐”為宋詩三大淵源，半山能“融”之，黃、陳能“駕”之，梅、歐、蘇則“混”而“汨”于其中。這里推崇宋詩之意甚濃。這些結論皆是本于其“宗唐”而不薄宋的立場。

又錄《李文叔詩評》，曰：

出乎江西，則未免狂怪傲僻，而無隱括之妙；入乎江西，則又腐熟，竊襲而乏警拔之意……以警拔之意而寓之以隱括之妙，蓋已能去二者之病矣。其于江西之宗，殆入而能也者邪？

不論其論點是否中肯，但能出能入之態度，較時人偏于一端，已頗為通脫，折衷之意，亦甚明顯。

總體而言，劉壎對宋詩之賞譽，實集中于對黃、陳、梅、歐、蘇諸大家的評價上，而對宋詩流弊，亦不乏針砭，如《隱居通議》卷一，特錄人論宋詩之弊數語：“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宋三百年人各自集，詩各有體，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巨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唐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入宋則文人多詩人少”。皆深中其病，毫不諱言。

（二）詩之“四層次”

劉壎出入于唐、宋，于調和、折衷唐、宋，頗具苦心，在時人紛紛說此是彼非時，他則費心探尋著“唐中之宋”與“宋中之唐”，其結論或不免僅為一家之言，其態度則是融通的、辯證的，這一點與清人頗有接近處，在元人中實不多見。同時，劉壎在探尋了唐宋詩體制、風格等異同外，實欲尋求二者之間更本質、更深刻的一致性，即一切詩歌藝術最為根本的東西。因而，劉壎論詩遂有“四層次”之說。在《雪崖吟稿序》中，劉壎論道：

憶嘗與君登峰遠眺，竹樹晚涼，星河夜橫，君索予說詩，予為言杜、黃音響，又為言陶、柳風味，又為溯“江沱”“汝墳”之舊，《生民》、《瓜瓞》之遺，又為極論天地根原、生人性情。語未竟，君嘆曰：“旨哉！敢不勉。”

這段話實為劉壎論詩之核心。亦體現了當時較為風行的“宗唐得古”之詩學思路，由唐之體格，追漢魏之風骨，再由漢魏風骨，直溯風雅之遺旨。但劉壎不止于此，他由風雅之遺，歸宿于天地根源、生人性情。因而，劉壎論詩實有“四層次”：第一層為“音響”，杜、黃為其極，則以唐、宋得之，此為格律一層；第二層為“風味”，陶、柳最得風神，則以唐、漢魏而得之，此深入到意境一層；第三層為“風雅”境界，從“詩三百”、六經中涵濡，乃得本原之養，指詩人精神、人格、氣質之獲得；第四層為“天地”境界，指超越于古與今，超越于聲律、辭章、風味，乃至風雅、六經，而具萬古不移之永恒所在，此為天地之根源，而存于天地之根源者，惟“生人性情”。前三層為學，為涵養，由近及古，由淺入深；最后一層則為不學，為悟，為超越，為直見本心、性情處，為天、地、人相合相應處。既以“生人性情”為詩之極境，則門戶之見、詩法之說在他眼里自落入下乘，而唐與宋亦有了溝通的甬道，一切藝術亦有了它不朽之根本。因有此第四層，劉壎之詩論遂有一定的性靈化色彩。

劉壎雖標舉“生人性情”，但對第一層之格律，也頗重視。其云：“體物精切者，詩家一藝也。”（《禁題絕句序》，《水云村稿》卷五）又云：“蓋必雄麗婉和，默合宮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為主乃善。儻止以七字成句，兩句作對便謂之詩，而重滯臃腫，不協格調，恐于律法未合也。”（《水云村稿》卷八）論黃載《斗蟆圖》詩中亦稱：“結句苦不緊峭，故不得卓然名世。”可見對格律之重視。在這一層，他甚為推崇唐人，言唐人“應虞韶、協漢律不傳之妙”，“音節遒麗”云云，對宋詩中蘇、黃等大家也多有稱譽，屢屢稱揚“少陵句法”、“山谷句法”。但是，劉壎雖重“音響”，卻能不泥于“音響”，不以“格”害“味”，其云：“辭彌寡，意彌深，格彌嚴，味彌遠。”（《新編絕句序》，《水云村稿》卷五）

對第二層之“風味”，亦多闡釋，在《與趙儀可書》中特標“味勝”一語，且說明其境：“雍容委蛇，豐潤暢達……雖其奔逸超絕處，正如天驥云，橫視無際，而歸沉郁倡嘆。”可見其言“味”偏于情味盎然、意境渾然者。劉壎最推崇者乃“漢魏氣骨”、“晉宋風度”。在《月厓吟月稿跋》中劉壎稱道月厓君，“古體肖古，唐體逼唐，清麗圓活，言言冰雪”，“云行太虛”，“宛若晉宋間人”，“風韻如飛仙”，皆取其“風味”之長。其詩論中極重“詩味”，云：“味深以長，則騷壇百級，人人左次讓先登矣。”（《李梅蹊燕臺吟跋》，《水云村稿》卷七）評詩屢言“其味悠然以長”，“奇麗悲咤，趣味深長”，“殊有深味”（《新編絕句序》，《水云村稿》卷五）。

對第三層之以六經為涵養，得風雅之正旨，劉壎亦屢屢言及。他認為，作詩當取六經子史精讀之，則“韻度不俗”（《跋石洲詩卷》，《水云村稿》卷七），“深嚴微婉，具有節度”（《傅庭茂詩跋》，《水云村稿》卷七）。劉壎甚重《六經》之涵養，在他看來，“士稟虛靈清貴之性，當務高明光大之學”（《答友人論時文書》，《水云村稿》卷一一），《六經》之文“俱出圣筆”，宜以為宗，調養性情，方能得詩之正旨。他賞譽傅庭茂：“詩和平醞藉，云閑靄潤……識雅人深致。評者俱謂乃祖通守公六義正傳，流芳至此。”（《傅庭茂詩跋》，《水云村稿》卷七）這些闡釋，使劉壎之詩論，亦沾染了一些儒家正統色彩。

其重學、宗經、宗唐、得古融為一體，“漢魏氣骨、晉宋風度、唐宋格法，當奄有之以集大成”（《雪崖吟稿序》，《水云村稿》卷五）），且最終皆歸宿于“生人性情”。則“由學而至于不學”，以包羅萬象之心靈，獨運靈思，超邁萬有，直見本心。劉壎所言“天地境界”，即“性情境界”，受到陸學之影響，陸九淵稱：“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語錄下》，《陸九淵集》卷三五）以“性”合于“心”，做學問、做詩文惟求理會本心，直見本心，則通于天地。

劉壎受陸九淵影響頗深，他在《朱、陸合轍序》中云：“陸學主于超卓，直指本心。”在《象山語類題辭》中盛稱陸九淵“先生直天人也”，“天高日精，千古獨步”，《隱居通議》中還多處引陸九淵論詩之語，因而劉壎論詩之“四層次”，折衷唐宋，實均沾染著較濃厚的心學色彩，這是元代江西詩人們的共通之處。欲超越于門戶之見，唐宋之爭，惟有尋求詩歌藝術更本質的一致性。因而，“天地性情”成為了他們最終的指歸，趙文之“人人有情性，則人人有詩”（《蕭漢杰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一），劉將孫之“詩本出于情性，哀樂俯仰，各盡其興”（《本此詩序》，《養吾齋集》卷九），吳澄“品之高，其機在我”（《孫靜可詩序》，《吳文正公集》卷一三）皆由此而發。

劉壎以“生人性情”為詩之極境，雖有性靈化傾向，但與趙文、劉將孫、楊維楨諸人之以性靈論詩又有不同，后文再作申論。

宗唐性靈派之初音

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原文化、漢民族之精神亦受到重創，儒家之正統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與否定，因而，一部分儒者致力于保護和傳承儒學之種子，欲使正統不墜，一部分士子則由此反思傳統，思想界空前活躍起來。元初之遺民，深含著“千古之憤”，郁積著生命之悲感，因而，以詩歌來發抒一己之情懷，表達一己之思考的詩歌風氣在元初詩壇開始興起。元初之代表人物有趙文，元中葉有劉將孫、劉詵，元末有楊維楨、顧瑛、倪瓚等出來，光大此派。他們的詩學思想對于明清性靈派不無先導之功。

從文學自身的發展言，這種尊重個體、崇尚抒寫一己之真實性情的風氣，在宋末已經出現。當四靈詩以其工巧、清新的律絕崛起于詩壇，實際上，已掀起了一場反對“以理為詩”的詩歌思潮。他們野逸而富有情韻的詩風，直接影響到其后的江湖詩派。包恢、戴復古、劉克莊皆曾提出重視個體情性的詩歌主張。包恢《論五言所始》稱詩人要“自詠情性，自運意旨，以發越天機之妙，鼓舞天籟之鳴”；劉克莊主張詩人作詩要“流出肝肺”（《后村詩話》卷一）；戴復古詩云：“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后行。”（《論詩十絕》）元初有詩人匯于這股潮流中，北人胡祗遹之詩論已初露端倪，其云：“作家非悅人，形寫胸中妙。”“人生各有嗜，一一豈同調”（《自適》，《紫山大全集》卷二），《文筆末事》中更稱“若無一字從自己心肺中流出，真道聽途說耳”?！端膸烊珪偰?middot;紫山大全集》評其詩文“自抒胸臆，無所依仿，亦無所雕飾”（卷一六六）。

趙文則為元初文學界全力張揚性靈的第一人，《四庫全書總目·青山集》稱其詩文：“皆自抒胸臆，絕無粉飾，亦可謂能踐其言矣。”（卷一六六）他在《送羅山禺序》中自稱：“余畸人也，畸人之言，率與時左。”且倡言：“人人有情性，則人人有詩。”（《蕭漢杰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一）其呼聲為元代詩壇注入了頗為新銳的精神。

趙文（1238—1314），字儀可，一字惟恭，號青山，廬陵（今屬江西）人。宋景定、咸淳間三貢于鄉，入太學為上舍，宋亡入閩，依文天祥。元兵破汀洲，遁歸故里，后為東湖書院山長，尋授清江儒學教授。有《青山集》8卷。

《四庫全書總目·青山集》頗責其“滄桑以后，獨不深自晦匿，以遲暮余年重食元祿”（卷一六六），然亦稱道其詩文，“時有《哀江南賦》之余音。擬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亞乎”！趙文以一敏感文士，經歷宋亡，又親隨文天祥，輾轉流離，出生入死，滄桑歷盡，感慨遂深，則文學之途，于他不復為逞才之場，亦難為“風雅”之寄，惟有“千古之憤”不得不發。因而極力主張寫詩要抒寫情懷，要無所傍依?！对娺x》二集《趙文小傳》稱：“青山為詩文，脫略涯岸，獨自抒其所欲言。”劉壎《青山文集序》亦云：“蓋君所著，體裁豐茂，新意川赴，撫事感愴，時有千古之憤。”脫略涯岸、縱意筆墨處，獨抒性靈，獨見血淚，獨留千古愴然。其詩文、詩論都超越于宋代種種門戶流派之上，率以“畸人之言”，獨標性情。

趙文論詩，首標“性情”。其性情觀較傳統之“詩吟詠性情”，實有不同。具體而言，有以下幾方面含義：

（一）尚“真”，貴“天然”

趙文所謂“情性”，一歸于“真”，一本于“天然”。其云“郎時杯酒不須名，最愛先生醉是真”（《壽王余慶》），此中之真味正是他所標舉之“情性”。在《黃南卿齊州集序》中，趙文論及此意：

五方嗜欲不同，言語亦異，惟性情越宇宙如一?！?a href="http://www.tenkaichikennel.net/chuci/20181029775.html"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離騷》崛起楚湘，蓋未嘗有聞于北方之學者；而清聲沉著，獨步千古，奇哉！后來《敕勒川》之歌，跌宕豪偉，彼何所得詩法？

“惟性情越宇宙如一”，視“性情”為天地間最為永恒所在。此“性情”《離騷》中有，《敕勒川》中有，所以二者皆可度越南北，“獨步千古”。趙文多處對《離騷》評價極高，正是因其中流轉著一股至真至性之情，哀感動人。歷來人們對《離騷》有褒有貶，自司馬遷“《離騷》，蓋自怨生也”一語出而發揮此意者多。正統儒生，多以《離騷》有失中和之美、性情之正而有所貶抑，然趙文特以“性情”來推許，足見其所謂“性情”，乃至真之情。趙文作有不少漢魏樂府古題，如《婕妤怨》、《有所思》、《公無渡河》、《團扇歌》、《丁督護》、《上陵》等，這些樂府詩本身常蘊含著一個個悲感凄愴的故事，他詩前以小序敘之，情文流蕩，感愴纏綿，絕少擬古者常有的刻畫、矯揉，惟見真情真性而已。如《上陵》詩：“上古陵，古陵無可上。苔雨繡澀，草煙凄愴，鴟鸮號荒林，狐貍穴空壙。”《銅雀臺》：“朝望西陵墓，夕望西陵墓。望望不復歸，月朝又十五。月朝十五可奈何，更對空帷作歌舞。銅雀昂然飛不去，當時美人發垂素。我生不如陵上樹，年年樹根穿入土。”此類深于情者之傳說，皆為趙文傾力傳揚。

尚“真”，則必本于“天然”，趙文論述此意甚多。其云：“詩之為物，譬之大風之吹竅穴，唱于唱喁，各成一音；刁刁調調，各成一態；皆逍遙、皆天趣。”（《黃南卿齊州集序》，《青山集》卷二）謂詩之至者，如天風之吹竅穴，一音、一態，皆天真、天趣。在《蕭漢杰青原樵唱序》中，趙文發揮此意更詳：

人人有情性，則人人有詩，何獨樵者？彼樵者，山林草野之人，其形全，其神不傷，其歌而成聲，不煩繩削，而自合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清風吹衣、夕陽滿地，忽焉而過之，偶焉而聞之，往往能使人感發興起而不能已，是所以為詩之至也。后之為詩者，率以江湖自名。江湖者，富貴利達之求而饑寒之務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不全而神傷矣，而又拘拘于聲韻，規規于體格，雕鎪以為工，幻怪以為奇，詩未成而詩之天去矣。是以后世之詩人，不如中古之樵者。

這段話使趙文之性情說，有了頗明顯的性靈化傾向，直導明清性靈之先聲。這段話無疑亦使得趙文在唐、宋詩之間，獲得了與唐人相通、而與宋人迥異之精神氣質。唐詩情韻豐沛、興發感動，此“情”與“興”之特質，正合于趙文所倡揚的詩歌精神。而宋詩尚理、主意，重內省，少情致，“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與趙文所提倡的“感發興起”、“不煩繩削”、一片天趣，自難相諧，因而，趙文對宋詩的反感，不僅限于宋詩末流刻畫、雕鎪，求工、求新之弊，整個宋詩范式，重學問而不重感發，重法度而不重靈機，重思而不重興，重理而不重情，皆與他之倡揚相異，所以他自認與整個宋詩潮流相左。因而，從表面看，趙文直接稱道唐詩、攻訐宋詩的地方并不多，然就其本質而言，他對宋詩范型之反叛最為徹底，對唐乃至漢魏精神的回歸最見本質。又，趙文倡言“人人有情性，則人人有詩”。在《此心堂記》中亦云：“自有天地，而此心行乎其間矣。《傳》有之：人者，天地之心。均謂之人，則人人皆天地之心。”皆云人與人之無分別，標志著對個體性情之尊重，與儒家注重群體的、規范的性情已有了極大的區別。同時，他之所謂性情，必形全而神不傷，保有其天然之態，所謂“詩之至”者，亦不過“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清風吹衣、夕陽滿地”時，感發興起，率真而作，此亦天機自動，天籟和鳴。此之性情，實與明清之性靈，頗為接近，這里所謂的詩之“天”，“即是性靈二字之注腳，愈與塵世遠，則其天愈全；天愈全，則情性愈真”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頁121。

本于此，趙文對于好講法度、詩法實有不滿，“詩話盛而詩愈不如古”（《郭氏詩話序》，《青山集》卷一），若“拘拘于聲韻，規規于體格”，則“詩未成而詩之天去矣”。侈言法度，分門別戶，標榜某體某格，傷于天然，害于性情，實不足取。但是趙文也并非盡廢“說詩”，盡廢法度，惟以不傷性情為是。其云：“漢人稱說詩解人頤，詩非癡物，說詩者必使人悠然，有得于眉睫之間，乃為善爾。”（《陳竹性岀后贅吟序》，《青山集》卷一）又云：

固，詩病也；有心于為不固，亦病也……近世詩人，高者以才氣凌駕，無復細意熨帖；下者纖軟稚弱，固不足論；工者刻削過當，去情性絕遠；疏者則茍簡滅裂，雖律詩亦不必留意屬對矣。如此而謂之不固，是誠不固也。（《高信則詩集序》，《青山集》卷二）

拘泥于詩法、刻意于破除詩法，都有失天然之道，“固”與“不固”，若“有心”而為，皆為詩病，他所詆斥的四種流弊：高者、下者、工者、疏者，都有刻意為之之病，因而去情性絕遠，則他之對于法度，既非一味拘守，落于刻削；亦非一味肆意，不加收拾。因而，對于格律精嚴的杜詩，他亦深致稱許，“少陵句妙驚山鬼，老子心閑養谷神”（《壽王余慶》）?？梢姡圃娭琅c老莊之閑足可相諧成趣，共同構成其理想之生活樣式：“吟吾詩，可以寫性情；涉吾園，可以觀生意；掃地焚香，啜茶觀畫；弄琴臨帖，投壸雅歌；丹經內典，瀟灑送日，吾以為亦似足樂也。”（《樂此堂記》，《青山集》卷四）

（二）以“化”為學

趙文對詩法雖取不廢亦不拘的態度，然皆以得“性情”為本。同樣，趙文對于學詩之道，亦本于此。他對于當時人學唐、溯漢魏之風氣，對于崇李、杜，宗韋、柳之主張，并無別見，但是，他反對高言學唐、學《選》，卻學而不“化”，學其詩，卻失其“人”，徒得皮相，心肺不異。因而，他極力倡導，學唐、學漢魏，乃至上古之詩，最重要的是要獲得詩中人之性情、精神，即以古人之詩，化己之性情，使己之心靈得古人“蕭然”之意，得古人“高標”之格，則其詩“意到語適，自清自好”（《郭氏詩話序》，《青山集》卷一）。在《詩人堂記》中，趙文較充分地闡述了這種主張：

近世士無四六時文之可為，而為詩者益眾。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騷》，言《選》，言杜，出入韋柳諸家。下者晚唐、江西，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鮮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蕭然處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塵于城東馬隊之間者，鮮矣。是雖山林介然自守之士，忍饑而長哦，抱膝而苦調，未嘗無之，然終不能勝彼之多且雄也。故今世詩多而人甚少，其少者必窮必禍，雖有高古之詩，且將流落散逸泯焉以無傳，甚可痛也。有常蕭然山水間，無求于世，研朱點易，掃地焚香，庶幾不失其所，以為人者，有能為詩以詠歌其情性，謂之詩人可也……以學為人，次學為詩，要使百年之后，誦其詩、論其人，而無愧于此文。

他所呼吁的是真詩人，是“翛然于溪水之上”，“浩然于天地之間”（《王奕詩序》，《青山集》卷一）的介然之士，是“寬閑之野、寂寞之濱”忽焉所感的“真人”，則趙文所稱道的這類真性真情者，實帶有宋元之際，隱居于山巔水涯、遺世獨立的遺民意味，從這一點而言，趙文之倡言“性情”，既不同于劉壎，極力主張以學問為涵養性情之要徑，“當使胸中有數百卷書，韻度不俗，乃可下筆”（劉壎《跋石洲詩卷》，《水云村稿》卷七），“取六經子史精讀之，又取諸傳記、百家雜說博讀之。又取騷、選、陶、韋、柳與李、杜盛唐諸作，國朝黃、陳諸作熟讀之”（劉壎《跋石洲詩卷》，《水云村稿》卷七），以學問與性情相濟；又不同于元末楊維楨、顧瑛一類，嗜奇好新、標舉特異的性情之論，后者更多張揚個性、以逸樂雅趣為其基調，融入了更多的批判意識和近代精神。

比較而言，宗唐性靈派之宗唐觀念較其他幾派要淡泊，更確切地說，要更含渾、脫略，他們沒有強烈的宗唐主張。沒有明確地宗法某家某體之論，但在唐詩、宋詩兩種迥然的詩歌模式上，性情之說，性靈化的傾向，即是對宋詩主理、尚意思潮的一種反駁，是向唐詩主情風格的回歸，尤其是對詩歌感興力量的倡導，對詩之“人”的呼喚，都與唐詩之精神甚為相合。因而，亦推助了有元一代“宗唐抑宋”的詩學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