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辛詞派的“豪放”風格
宋詞的發展有從“歌者之詞”到“詩人之詞”的變革,這種變革是由蘇、辛詞派完成的。蘇軾的以詩為詞,突破了倚聲填詞的傳統題材限制,極大地擴大了詞境,指出作詞的向上一路,促進了詞體的變革。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蘇軾全面提高了詞體的地位,使宋詞能與唐詩并列而無愧色,而辛棄疾繼承了東坡詞氣高天下的豪放風格,以肝腸似火的英雄詞和色笑如花的多樣化風格,帶來了詞體的更大解放。他不僅以詩為詞,而且以散文句法入詞,無施不可而包羅萬有,其稼軒詞影響深遠,形成慷慨悲涼的辛派詞。
一、“以詩為詞”對詞境的開拓
宋詞至蘇軾為一大變,如胡寅所說:“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而耆卿為輿臺矣。”在蘇軾之前,詞為應歌的曲子詞,以男女相思為主題,寫花間酒下的傷別,表現孤獨寂寞惆悵的情緒,婉約而細膩。至蘇軾的“以詩為詞”,始徹底擺脫花間詞的婉轉綢繆之態,創為激越聲調,抒發磊落縱橫豪放的詩人情懷,能充分表現作者的人格個性。如《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寫狩獵,寫懷古,尚武的題材,雄渾博大的境界,表現豪放不拘的個人性格和樂觀曠達的生活態度。宋詞里有蘇軾,猶唐詩中有李白,發揮天才的創造力,采集新的題材,運用新的手法,開辟新的境界。
蘇軾的東坡詞改變了以歌妓口吻作詞以便女聲演唱的傳統,把詞的創作從應歌回歸到表現自我。他從現實生活中擷取創作題材,用詞抒寫多種多樣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感受,還采用詞題小序的形式確定所表現的內容,交待創作動機和緣起。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題序:“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其詞云: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昔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據題序的交代,則詞中“明月幾時有”的感嘆,以及“千里共嬋娟”的祝愿,都是很好理解的了。當蘇軾用詞抒寫自己的人生感受,使詞的抒情貼近現實生活時,詞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融為了一體。如《定風波》詞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厥紫騺硎捝?,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詞中所寫是作者日常生活的感受,由此展示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個性。這樣一來,使詞的創作走向正視現實、面向社會和真實人生的大道,極大地拓寬了詞的取材范圍。蘇軾把詞家“緣情”與詩人“言志”結合起來,詞品與人品得到了高度統一和融合,這是他在詞的創作領域進行的重要革新。
柳永把詞引向市民文學的發展道路,僅只是變換了花間詞的描寫方式,并未改變描寫的內容,其慢詞的內容仍不出離愁別恨、男歡女愛的傳統范圍;而蘇軾的東坡詞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體制,把詞的創作引向詩化的道路。在此之前,“曲子詞”的“曲子”基本上是“輕音樂”,因而其“詞”也相應是“軟性文學”,到了蘇軾方才有意識突破音樂對詞體的約束,把依賴于音樂傳播的應歌之詞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使詞由“歌者之詞”轉變為“士大夫之詞”。
“以詩為詞”是蘇軾革新詞體的關鍵,他只當詞是詩的一體,凡可以入詩的就都可以入詞。詞可以詠史,可以吊古,可以說理,可以談禪,可以用象征寄托幽眇之思,可以借音節表現悲壯或怨抑之懷,諸如人生的感慨、仕途的升沉、親友的聚散、自然景物的欣賞等,都可入詞。如《水調歌頭·快哉亭作》的下片:“一千頃,都鏡凈,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靶μm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側重表現作者的曠達襟懷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使詞具有詩的格調。再如《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以超然自適的態度,反映出一個飽經憂患而襟懷開闊的士大夫文人的精神風貌,充分地體現了文人的審美情趣,是典型的士大夫詞。蘇軾除了將詞題小序發展起來,作詞寓以詩人句法外,還引議論入詞,在詞中大量用經、子典故,從創作形式到內容,改造了詞體的各個方面,宋詞的面貌為之一變。
蘇軾一面革新詞體,一面又能維護與保持詞的特點,注意發揮詞體聲調協律、句式參差和用韻錯落的長處,創造出了古、近體詩所未能有的獨特的詞境。在蘇軾詞中,豪放與婉約兩種風格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剛柔相濟,可以用“剛健含婀娜”來概括。蘇軾的為人,情至深而義至重,于宇宙人生萬物,感受極敏銳而見理極深透,加之才氣過人,常以瀟灑之筆寫出。其抑郁不平之感受,每為其豪情所掩,世人以為曠達,實則悲感最深。如《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此詞為悼亡之作。作者將對亡妻的思念之情,置于生死兩茫茫的人生空漠的嘆喟中,至死不渝的真情,讓人越體會越深。蘇軾提倡“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將“豪放”與“法度”對舉。東坡詞被推為“豪放”之宗,應當指其能以雄放之筆遣詞命意,不受“法度”的限制,窮極變化而收放自如。后人講“豪放”,則主要偏重于指氣勢豪邁、氣象恢弘和筆力剛健,以為氣高天下的豪放作風不僅體現在蘇軾的詩文里,也體現在蘇詞的創作中。
東坡詞的超逸、疏放和清曠等多樣化風格,遠不是“豪放”一詞所能涵蓋的,他的一些言情詞、詠物詞就頗多傳統風味。如《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藉詠楊花言情,寫得極纏綿清婉: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M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再如《蝶戀花·春景》: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這是一首傷春詞,“枝上柳綿”二句為廣為傳誦的佳句。王士禎《花草蒙拾》說:“‘枝上柳綿’恐屯田(指柳永)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東坡公但解作‘大江東去’耶?”北宋詞多為應歌之作,而東坡詞大部分沒有歌唱的記載,可推斷并無應歌的創作目的。但蘇軾于詞樂亦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部分東坡詞也曾付之歌喉、被之管弦,如《念奴嬌·赤壁懷古》當時就曾被人傳唱。不過,為了更自由地表情達意,蘇軾作詞是不大顧及合樂情況的,以至被后人視為“皆句讀不葺之詩”。
蘇軾“以詩為詞”的積極意義,在于改變了詞的舊傳統,增加了詞的新內容,豐富了詞的風格,促使詞發展成為獨立的抒情詩體。他為詞這種文學樣式品位的提高開辟了道路,成為詞史上一個詞派的開創者,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揭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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