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期間，除了幾個月的幕府生活外，基本上都是在人民中度過的。他愛與勞動人民往來，并有著深厚的情誼。他厭惡官僚，生活上總是向勞動人民看齊，他關心勞動人民的苦難甚過關心自己，并希望犧牲自己換來人民的幸福；他積極參與地方政治，為府主出謀劃策；他依舊心懷國家與朝廷，心懷政治，表現出了杜甫一如既往的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的仁者情懷。這期間，他寫出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杰出詩歌，同時，在詩歌理論上進行了重要的文化開拓工作。

杜甫攜妻帶子，一路艱辛地來到成都。這里呈現出與戰亂的中原完全不同的嶄新氣象，到處都是華麗的房屋，人民穿著干凈的衣服，集市上物資繁榮，人們的生活悠閑，這一切都使杜甫感到很新鮮。杜甫剛從戰亂中歷經艱辛地走來，看到在天下另一方有這樣一處所在，不覺十分的熱愛。

在當時戰前最繁榮的都市中，除去洛陽、長安之外，就算揚州與成都了。當時的西蜀有著豐富的農產、礦產、手工業與商業。安史之亂后，中原民不聊生，但這里卻保持著暫時的安定與繁榮，是戰亂時理想的流亡之所，連唐玄宗也帶領文武百官流亡于此，一般人民流亡到這里的更多。這地方生活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而且這里的景色與氣候宜人，是一塊適合生存的“樂土”，杜甫流亡于此，自然也是看中了這是一個可以永久居住之地。初到這里，他便喜歡上了這里，有了終老于此的打算。

而且，杜甫在成都的人事關系也非常廣，有利于他終老于此。在759年的歲末到達成都的時候，他的好友高適在離成都不遠的彭州當刺史，還有他的從孫杜濟就是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裴冕身邊的一個得意人物。表弟王十五也在這里當司馬。總之，這里要求人接濟也是比較容易獲得的。所以，這更加堅定了杜甫終老于此的決心。

杜甫已經四十九歲，年近半百，滿頭白發，人生進入了晚年。在長安羈絆十年，又在官場的紛爭與安史之亂的顛沛中度過了四年，這時的杜甫已經飽經憂患，身體迅速衰朽，他需要停下來歇息！在平靜中度過余年。況且，這時的杜甫已經具有了平安度過余年的優越條件，他已經寫出了他一生最為重要的那些作品，如《三吏》《三別》《兵車行》《麗人行》《詠懷五百字》《北征》《洗兵馬》等，這些重要的現實主義詩歌已經奠定了他作為現實主義詩人在詩壇上無與倫比的地位。雖然在當時或許并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但有了這些詩歌的成就，他的名聲已經很響亮，名滿天下了。雖然在當時社會上還沒有普遍接納他的詩歌，甚至在他逝世后幾十年內，都得不到應有的地位，但杜甫這時就已經對自己的詩歌成就充分的自信。于是，在為自己建造房舍的時候，也同時考慮要將它建成為一個后世的紀念地，這是杜甫的一個“奢侈”的愿望。

無論從資金來源，還是從名聲、居住地環境來說，都是建一個永久性紀念地的最好時候了。杜甫當然不愿意錯過這個時機，他積極地張羅起來。

杜甫要在成都籌劃建草堂，自然需要大筆資助。杜甫來成都時是兩手空空，但這并不要緊。唐代是詩歌盛行的時代，在那個時代里，詩歌獨領風騷，有著其他文藝種類無法比擬的地位。首先是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裴冕，作為成都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他非常歡迎杜甫的到來。在杜甫一家生活無著落、居無定所的時候，裴冕暗中提出為杜甫資助建一草堂的計劃，他的屬下官員也都紛紛解囊，并為杜甫蓋草堂提供一切方便條件，以求得杜甫在詩歌中給他們一點饋贈，或是提到他們的名字，或是將他們的某件事情寫入詩歌等，這都將是出名的最好方式，也是流傳千古的神奇妙招，所以愿意資助杜甫的人很多。杜甫非常感激，在成都建草堂就成了杜甫入蜀后的第一件大事。

杜甫開始有計劃地一步步營建他的草堂，將草堂地址選擇在成都西邊的浣花溪畔。先在這荒地上開辟了一畝大的地方，在一棵相傳生長了兩百年的高大的柏樹下，杜甫將草堂選址在這里。盡管得到了裴冕等人的資助，但由于他自己沒有任何資金，要真正建好一個草堂是很不容易的。這需要杜甫費盡心血，四處張羅，求人周濟。于是他便顧不得顏面，四處求人施舍建草堂所需要的資金和材料。當然，他對于別人的贈予也表示了最真誠的感激。

有一天他在成都府當司馬的表弟王十五來看他，送了錢來幫助他蓋草屋，他喜出望外，立即寫了詩來表達謝意。詩說：“客里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勞。”這首詩明白如畫，在敘事中表示感謝，烘托出了一種親切友好的氣氛，這就將表弟資助建草堂的功績“名載史冊”了。可見杜甫是很會感謝別人的。

為了修蓋草堂，杜甫還四處寄詩索取各種樹苗以美化環境，索取各種家什以備日用。他寫詩向某縣令蕭實要桃樹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里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意思是說貴縣的桃樹李樹多得數不完，濯錦江邊我這園子里還沒有種滿，請您趕快派人在春前送一百根桃樹苗到浣花村來！他又向綿竹縣令索要該縣所產的綿竹：“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他還向綿竹縣尉何某要幾百根榿樹苗：“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他向縣尉韋班要松樹苗，希望栽下后能長成，蔭垂千載，還作詩曰：“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可見杜甫對自己期望很高，也很自負，要栽這些松樹為千載以后的人留紀念。建草堂的目的自然也是如此。有這樣的想法，誰又不會施予他呢？

由他寫詩四處求人施舍建草堂的物資可以看出，杜甫營建這個草堂就像燕子筑巢銜泥似的，歷時長久，一點一點地將材料累積而成，這實屬不易。杜甫為營造這樣一個草堂可謂煞費苦心。

杜甫的草堂經過三個月之久才落成。這個房子蓋得是如此的別致，就是飛鳥語燕也愿意在這里建新巢，杜甫感到很滿意。杜甫在《堂成》一詩中表達了自己的無比興奮與快意：“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從這首詩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美麗的所在。杜甫說自己無心與揚雄的故宅相比，其實他是在與揚雄之宅相比，希望像坐落在成都的揚雄之宅那樣千古不朽，可見杜甫當時的自負與自信。

杜甫的成都草堂的落成，這個樸素而簡陋的茅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圣地，千百年來人民提到杜甫時，有時竟忽略了他的出生地和死地，但總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可見成都草堂在中國文人心目中所具有的精神價值，也可見杜甫當初在經營成都草堂時的一番苦心。

杜甫苦心營建的成都草堂，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茅屋，簡陋、孤獨，甚至也不是青磚瓦房，更不是樓宇宮殿，在外觀上與普通民宅相似。草堂實為一象征性意象，它是詩人貧困、潦倒、漂泊的寫照。這個草堂也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像安史之亂前后人民的生活一樣。因此，這個草堂集中反映了杜甫內心平民化的精神境界，反映了杜甫內心的人民傾向。也正是草堂的這種樸素、簡陋，與杜甫一生的平民精神，與他“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心憂天下的精神，與他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個人意志等相一致，使得杜甫的一生所弘揚的種種質樸的精神蘊涵在這座普通的草堂之中，永遠為后世所緬懷。人們置身其中，很自然地就把它當成了在精神上躲避世事風雨的一方圣土，當作精神的一次凈化與洗滌，使草堂成為永遠的文化圣地。

隨著杜甫在成都生活的長久，他對成都一帶漸漸熟悉，而且也漸漸融入到當地人民的生活當中，與當地人一起交游，這使他對當地的文化特色有了更多的了解，并產生了熱愛之情，蜀地的文化特色與民族風情自然也融入到他的詩歌創作中來。

杜甫在蜀期間，在詩歌創作上積極學習地方民歌的表現手法，他的《絕句漫興九首》與《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等詩歌，就是他學習蜀地民歌特色而創作出的幾首雅俗共賞的作品。杜甫將自己的詩歌融入當地的民歌特色，開創出一種新的詩歌風格。如同屈原作《九歌》的精神一樣，杜甫也有意識地要像屈原那樣開創出一種新的詩風。杜甫的《絕句漫興九首》在篇目上很明顯和屈原的《九歌》篇目相吻合。

《絕句漫興九首》中有：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

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

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隔戶楊楊弱裊裊，恰似十五女兒腰。

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這些詩句，通過鶯語、桃李、春風、燕子、柳絮、桃花、垂楊等的描寫，像仿古的竹枝詞，跌宕起伏，表達了詩人輕柔、散漫而自由的個性以及纖巧細膩的心思。

顯然，這些詩歌具有當地的語言特色，能夠看到地方民歌的影子，是在吸收當地的民歌特色的基礎上進行的再次創作。這些詩歌都很通俗，以口語入詩，筆調明快，音調抒情意味濃厚，柔媚散漫，信手拈來，很富有生活氣息，顯然適合歌唱，而且詩歌中都有很鮮艷明媚的自然景色描寫和濃烈的情感，顯得艷麗妖嬈，極具感染力，是對民歌在藝術上的進一步深化，比當地民歌更具有藝術性。因此，杜甫的這些詩歌極大地豐富與發展了當地的民歌藝術。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中有：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

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床。

稠花亂蕊畏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

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

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

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

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

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

這七首詩，都是寫花，都寫出了詩人對花的無比熱愛。從思花、覓花、畏春、沽酒賞花、醉臥花叢，對花的熱愛與癡狂一步步深入。這些如夢如幻的花海，把人帶入了一個燦爛真淳的世界，一個花的無比美好的世界。在這種如煙似夢的場景中折射出了杜甫的真情以及他靈魂深處渴望理想生活的夢想。這個世界既是當地人民創造的花的現實世界，也是詩人心靈的世界。杜甫在這些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詩歌中，透露出他對這方土地的熱愛與眷戀。正是基于這種喜愛之情，才使得杜甫關注當地的風情與特色。他以具有鮮明地方民歌特色的詩歌，為當地人民的特色文化生活添彩助興。

在杜甫筆下的地方文化特色中，不但有自然界的動物與植物的美麗描寫，而且有富有生活情趣的地方風情的描寫。如《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踏人床。

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功成事出群。

已傳童子騎青竹，總擬橋東待使君。

這兩首詩歌，是一組富有地方生活情趣的詩歌，第一首寫少年郎的酒醉粗狂，第二首寫接待使君事成歸來的情景。都寫得活靈活現，含有當地人獨有的生活情趣。如粗狂的白面郎反映了當地少年嗜酒而縱情瀟灑的性格，用童子來接待使君的方式反映了當地人的好客熱情而又顯得富有喜劇意味等。這都是地方的民情風格的體現。

地域風情是一個地方最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一種表現。杜甫在從朝廷走向民間的過程中，接觸到了蜀地具有豐富地方色彩和民族風情的文化，并對之產生了熱愛之情，他將這種不入流的俚俗文化進行再創造，使它變得高雅并且更加具有藝術魅力。歷史上許多大詩人都是如此，屈原放逐之后，在流放瀟湘的生活中，把詩歌創作與楚地文化相結合，寫出了《九歌》等極富楚地生活特色的詩歌。還有中唐的劉禹錫，在流放沅、湘之時，自覺地學習當地民歌，并將這種民歌特色融入到詩歌中，創作出了竹枝詞這種獨特的詩歌體裁。這是很多大詩人所共同走的道路。

無論居住在何處，杜甫都是一個質樸的人，待人真誠、友好。他生活在人民中間，絲毫沒有因為自己是聞名海內的名人，而與眾不同或是凌駕于百姓之上，對周圍的人頤指氣使。那些名士們所具有的壞毛病，杜甫身上都沒有，他對于普通的鄰居鄉親們，有的只是平等相待的真誠與友愛。

在成都草堂居住時期，生活上相對而言安定了許多。這時杜甫的聲名已經達到了最為輝煌的頂峰，成為聞名海內的名人，人皆仰慕其名，都渴望與他交往，鄰居四舍自然也把與他交往視為榮幸的事情。

杜甫的鄰居中，大多是村夫野老和不知名的人物。在成都草堂居住時，杜甫的北鄰是一位退職的縣令，此公好風雅，不惜花錢買野竹來栽種，又常頂著貧民用的白頭巾露著額頭在江邊徘徊。此公愛詩能酒，杜甫把他比喻成晉朝的山簡，贊美他的高雅多才，豪放而又富有愛心。此公見杜甫年老多病，就常常踏著蓬蒿來訪問杜甫，有時也拿幾首詩請杜甫欣賞。杜甫出于友好，夸贊他的詩歌跟何遜差不多，鄰居很是高興。

杜甫還寫有《北鄰》一詩，其詩云：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

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皋。

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

時來訪老疾，步屟到蓬蒿。

杜甫的南鄰是朱山人，一位熱情好客的隱士，常常以食來馴鳥，家中不算貧窮。兩家中間隔著竹林，二人在竹林里過從，外人自然不知。杜甫與朱山人經常往來，朱山人渾身有股道氣，對杜甫很有吸引力。有一次，杜甫又到他家水亭上來盤桓了，主人熱情相待，留與飯食，飯后又趁秋水初漲，陪同乘船游覽于水亭之上，幽花滿樹，細水通池，景色很是美好。他們一起痛快地喝了許多酒，然后在陰涼地方歇息。這一次游玩得很是逍遙自在，直到黃昏月上，南鄰才親自送杜甫歸家。詩人還覺得沒有玩盡興，甚至表示以后一定還要隨他一起優游林泉之中。

杜甫在《南鄰》一詩中記敘了這件事，其詩云：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

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

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除了南鄰與北鄰的交往密切之外，杜甫還經常拜訪其他住得比較近的人家。村子里的鄉親們也常給杜甫贈送櫻桃，鄰居家的小孩子還曾替他在夜里將美酒賒來；他與鄰居的關系是如此的親密，在詩歌中也有反映，如《寒食》一詩中說：“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可見他與街坊四鄰的關系親切、真實、質樸，沒有嫌猜，絲毫也不把自己當作一個具有赫赫聲名的人物。

杜甫由于搬遷頻繁，因此，他相處過的鄰居也很多，但無論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夠與鄰居和睦相處，與鄰居們情感真摯，深刻動人。特別是在亂世之中，與鄰居們的深厚情誼就更加珍貴了。

杜甫后來移居夔州，對鄰居也非常友好。鄰人中有一貧苦老婦，杜甫那時經營一片果園，每到果子成熟時，村里有很多孩童都爭相來摘，其間有一鄰居老婦女，也在這些偷果子的人之列。仆人向杜甫報告了這件事情。杜甫特意交代仆人不要驚動老婦人，讓她盡情品嘗園中的果子，直到她吃好為止。后來杜甫離開夔州時，特意囑咐后來接管果園的吳郎也要像他這樣，而且還寫詩相囑咐，名《又呈吳郎》：“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為這樣一件小事特意寫詩相囑咐，可以看出杜甫對待鄰居不論貧富，他都有一副平等、善良而熱情的心腸。正是這樣的好心腸，使他能與人和睦相處。

在處理鄰居關系中，盡可能地幫助別人，是杜甫的一貫本色。“棗熟從人打”“藥許鄰人斫”“拾穗許村童”，這些事情雖小，卻并非好施小惠，而是毫發見真情，體現了詩人與鄰為善、樂于助人的性格。杜甫是慷慨的，當鄰居因賦斂過重而缺糧，他毫不猶豫地把收獲的糧食分給他們。所以杜甫每每離開一處時，當地的鄰居都對他充滿依戀之情。

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起初是美好的，但這樣的生活沒有過多久，就出現了生計問題。靠人接濟，只要一時沒有趕上就揭不開鍋。好在老友高適在離成都不遠的彭州當刺史，于是他就常寫詩催促故人送錢糧來。寫給高適的求救詩極為愁苦：“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年老多病，孤苦無產業，生活的愁苦可想而知。這一段時期，杜甫又因斷糧而常擔心路死溝壑，就像當年在長安過那種貧窮的生活時的擔憂一樣。看來，貧窮的詩人走到哪里都擺脫不了饑餓的威脅。為了解除這種生活貧困的煩惱，杜甫只好寄情于山水，同時也流連于佛門。

在成都，杜甫與跟他有通家之好的蜀僧侶邱師兄交往密切，常到邱師兄的寺院里去和他談佛論道，并且常常一去就是一整天，一直談到深夜，談興還是絲毫不減。常常是聽了邱師兄的話，感到塵世茫茫，爭奪紛繁，一片黑暗，覺得只有佛法才能普度眾生，猶如只有摩尼珠才能照清濁水一樣。邱師兄佛學精深，對杜甫很有啟迪。杜甫每次聽后，似乎覺得惟有佛才能解除世間的災難。杜甫有詩歌記敘與邱師兄談佛論道的事情：

景晏步修廊，而無車馬喧。

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這首詩情景交融，讀來有很強的真實感，仿佛杜甫當年與僧人月下對話論佛的情景仍然在眼前。

杜甫在旅居隴右的時候，就有過與僧人贊公和尚情投意合的交往，從那里尋求到了一絲精神的安慰。這時來到成都，與親人相隔更遠，與戰亂的中原故土相隔更遠，因此他對故國與親人的思念就更加強烈。他雖然在成都有了個草堂的安身之地，但置身和平與山水之中，精神上的痛苦卻絲毫不減。北方胡人的鐵蹄蹂躪中原的慘烈情景還時時出現在他的腦海里。這一切使得身在成都的杜甫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佛門，以尋求精神的慰藉。這是可以理解的。

杜甫在成都草堂時，與王維的弟弟王縉寫詩唱和。王維、王縉以及王縉的好友裴迪等，都是佞佛之人。他們不但自己佞佛，還勸說皇帝佞佛，影響很不好。王維和其弟王縉都是朝廷重臣，也是當時的著名文人。當時王縉在蜀州當刺史，杜甫來成都時，曾與王縉等人相會。王維、王縉等人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杜甫雖然是積極入世的人，但也與這些消極出世的田園山水詩人交往很是密切。特別是在困惑與痛苦的時候，也常常受到這些田園山水詩人的佛家思想的影響。

杜甫在成都時，和裴迪交往很密切，由于裴迪佞佛，所以二人交游時多往寺廟里跑。杜甫在山林古寺中聽蟬聲，看鳥影渡寒塘，聽人談佛論道，精神的痛苦就減輕了許多。由于在寺廟里游玩而舍不得歸，所以他和裴迪常在僧房里隨意地留宿。這樣的情形杜甫也曾寫詩記游。其《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中云：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

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

風物悲游子，登臨憶侍郎。

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唐代是一個尊佛敬佛的朝代，佛教在上層社會里盛行，甚至連皇帝也信奉佛教。唐元和十四年，離長安不遠的鳳翔法門寺的護國真身塔內，發現藏有佛祖的一節指骨。唐憲宗令中使杜英奇率三十多名宮人，前去迎佛骨入京。迎來后，先在宮中供奉三天，然后再往長安各寺院供奉。在君主的帶動下，長安刮起了爭迎佛骨供養的旋風，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競相奔走施舍，甚至有的廢業破產。韓愈在此情景下，冒天下之大不韙，上疏唐憲宗，請停止迎佛。受到唐憲宗的打擊，被貶為潮州刺史。

像韓愈一樣，杜甫對于異國流傳過來的宗教本身是持排斥態度的。杜甫尊王攘夷，對異國傳來的佛教不會真正地推崇，更不會當作濟世良方。當時藩鎮割據，胡人橫行，異族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很大的沖擊與破壞，佛教傳入中國，漸有凌駕于中國文化之上的勢頭，佛教的思想觀念對儒家正統地位形成沖擊。作為一個以復興儒學拯救社會和民族為己任的人來說，杜甫對佛教從理性上來說是拒絕的。杜甫的宗教情懷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因為他對社會的關切太投入，他的心中的悲憤與壓抑太深沉，需要尋找一種解脫，否則無法生活下去。所以經歷了一番感性與理性的沖突，杜甫還是暫時投入佛的懷抱，以尋求精神的安慰。

杜甫接近佛教，李白信奉道教，其實都是現實的苦難與不得志的生活的一種解脫。李白的信奉道教，是一種更深刻的超脫；杜甫的信奉佛教，也是一種解脫，但只是暫時的，遠沒有李白對道教侵淫得那么深。信奉道教使李白生性飄逸，渾身有股仙氣，非凡夫俗子可比。接觸佛教使杜甫從難以擺脫的亂世痛苦中，暫時得到了一絲精神的慰藉，使他暫時得以麻痹某種精神的痛苦。但這種痛苦還是時時籠罩在他的心上，成為他永遠無法擺脫的精神折磨。

從杜甫信奉佛教可以看出，時代加在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身上的精神創傷是巨大的，否則一向具有忍耐精神和堅毅品質的杜甫何以會去放棄理性而與佛為伍呢？時代對杜甫這樣的一個游走于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創傷是如此之深，對下層百姓的創傷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佛教在中唐以后盛行于世是有它的客觀原因的。

經歷了安史之亂后，唐代人民的苦難日益深重，壓迫重重，更需要精神的安慰，所以佛教在中國廣為傳播，《佛經》《心經》《金剛經》從印度傳入中國，對中國的影響極大，為中國帶來了寶貴的佛教文化，人民從中尋找到了一些精神的慰藉，聊以解除人世間的一些苦惱。此外，由于佛教宣揚普度眾生，宣揚仁愛等，這與杜甫的儒家的仁德理想相一致，信奉佛教，也使杜甫更加具有憐憫之心以及憂國憂民的情懷，使他的道德情操更加高尚。因此，杜甫以儒家思想為主，以佛家、墨家等來作為補充，這就使得他的思想觀念大大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更加具有了“兼愛天下”的仁者情懷。

宗教畢竟是虛無的，佛教并不能解除杜甫現實生活上的苦悶。隨著生活的深入，杜甫開始對這里生存的自然環境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憂慮，江南的梅雨是叫人不安的。梅雨連綿不絕，新蓋的茅屋經受不了連綿細雨的浸透，滲水了，屋里也好像下了雨似的，潮氣很重，長久不得干。由于受潮氣的影響，杜甫關節疼痛的病也犯了。

這還不說，更讓杜甫不安的是有時候遇到大雨天氣，溪水暴漲，旋渦滾滾，溝渠里的水已經與岸齊平了，好像水里有蛟龍在翻騰似的。有時候夜里下雨，早晨下得床來便見室內水深盈尺，出門一看，外邊的沙洲都已經淹沒了。這樣的生活使杜甫提心吊膽，不勝驚愕。

即便自然界的威脅并不是天天光顧，但生活上的威脅卻是無時無刻不斷折磨著杜甫的心靈。由于裴冕不久就調離了成都，所以杜甫暫時失去了經濟依靠，而嚴武、高適他們這些闊朋友也不寄信不捎錢來。在失去親友的救濟后，杜甫依舊靠種植草藥和賣藥為生，但收入微薄。孩子們餓得面黃肌瘦，老妻餓得說話有氣無力，自己這把老骨頭也快要路死溝壑了。杜甫的生活異常艱難，前途黯淡，幾乎又墮入了從前在長安干謁時的悲慘處境。

杜甫整天只能在浣花溪畔的茅屋中度過，餓得不敢出門，生怕餓死在路上。轉眼梅雨季節過去，不久就到了秋天，秋風瑟瑟，冷雨凄涼，杜甫的處境就更加凄慘了。有一個夜晚，忽然秋風秋雨大作一團，江翻石走，大風將草堂門前的那棵高大的生長了據說有兩百年的老樹連根拔起，山崩地裂一聲巨響，像死了的龍虎一般倒了下來。萬幸的是大樹沒有砸在屋頂上，而是倒在了荊棘叢中，杜甫聽到那轟然倒地的聲音，仿佛感覺到自己的生命也轟然折斷了似的。

早晨的時候，雨停了，卻刮起了大風，秋風把草堂頂上的三重茅草都給卷走了，茅草有的掛在林梢，有的沉入塘中。一群兒童跑過來，把茅草拾走，杜甫趕緊上去追趕，但他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怎么也追不過那幫孩子。他無能為力，口干舌燥地呼喊，但孩子們不理他，他只能暗自嘆息。由于屋頂上失去了很多茅草，夜里下雨時屋漏如注，被衾冷似鐵，床上沒有一塊干的地方，孩子在被子里又冷又餓，哭哭啼啼，杜甫因屋漏濕而徹夜無眠。此時的杜甫，雖然身處無窮困苦之中，但他所思考的不僅是自己的不幸命運，而是天下寒士的命運。他想，在戰亂之中，還有多少人像他以前那樣流離失所，奔波于道上啊，因此他希望能有廣廈千萬間以大庇天下處于饑寒交迫中的人民，天下的人民都能住進溫暖如春的大廈，歡顏度日，而自己凍死也無憾。于是他寫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詩：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

俄頃風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

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在這首詩歌中，正如他在《鳳凰臺》一詩中說“我能剖心血……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要用自己的心血來孕育大唐中興的征兆一般，為了實現天下人民免于饑寒，他寧可犧牲自己。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已經成了古往今來以天下為己任者的共同愿望。那種囊括天下的宏大氣魄，那種四海皆兄弟的仁者情懷，正是一種“兼濟天下”“天下為公”的君子情懷。而“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則表現為一種悲壯的獻身精神，展示了杜甫人性的光輝與人格的魅力，這就比仁者愛人的圣人情懷更加推進了一步。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正是這種舍己獻身情懷的延續與發展。這兩種情懷是一脈相承的。

杜甫能具有如此深沉博大的人道主義精神，也是根源于自身的悲劇性境遇。在天下困苦的年頭，杜甫同百姓一樣，也是困苦多艱的，他也承受著天下普通人共同的苦難。因此，當他悲憫人民欲犧牲自我的同時，他不是帶著優越感居高臨下的悲天憐人，也不是那種圣人式的“我不下地獄，誰來下地獄”，而是身受同感由己及人。因此，他對百姓的飽含真情的流露是真實可信的，非虛偽的同情憐憫，也非故意想以此來表現自己的崇高，而是親身體驗，感同身受而產生了深切的悲憫與關愛之情。

杜甫并非僅僅在詩中表現這種感情，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也多有這種苦身以利人的行動。例如杜甫在困居長安時，雖然自己生活困苦，但也曾經接濟朋友，如鄭虔等。在夔州時還曾經接濟鄰居老婦人，而后來漂泊湖湘，真正淪落到貧困的底層，自己得不到救濟，但他還常常周濟窮困之人，這種情懷是很難能可貴的。

“藥許鄰人斫”，“賣藥都市中”，都體現出了詩人關愛百姓的真情，體現了詩人樂于助人、仁者愛人的品格，體現了杜甫兼濟天下，深沉而博大的仁愛之情。他也是通過這種方式走入了人民的生活，走入了人民的苦難世界。

杜甫在成都時，由于生活條件的便利，交往的圈子比以往要大了許多。在與人交往過程中，他也并非完全像常人所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樣涇渭分明。這個時期，杜甫與消極出世的山水田園詩人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杜甫與半官半隱的王維交往就比較密切，與淡出江湖的李白的友誼更是醇厚。

杜甫與這些隱士們交往，雖然跟陶淵明的生活環境相近，思想感情相通，而且做了許多田園式的詩歌，但杜甫與陶淵明不同。陶淵明是徹底地退出了政治，不再關心它了。杜甫呢，他一生都是積極入世的，他并非像陶淵明那樣的曠達之人。盡管他遠離了官場，他還是深切地關懷著政治。

上元二年十二月，杜甫的老朋友嚴武任成都尹。嚴武、杜甫都是屬于前宰相房琯一黨，嚴武與杜甫在朝廷時曾經有過交往，后來同時遭到貶謫。這一次嚴武出任成都府尹兼劍南節度使，這使杜甫又有了發揮余熱的機會。

嚴武來成都后的第二年春天，便寫詩邀請杜甫去他那里。詩云：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

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冠。

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后衣醫靜處看。

興發會能馳駿馬，終當直到使君灘。

詩的大意是說，你經常在江邊釣魚，懶洋洋地躺在江邊的草地上欣賞溪水。你切莫仗著自己有彌衡那樣的才華而不去朝廷做官。你要是一時興起，就飛快地騎馬到我這里來吧。

從這首風趣幽默的詩歌可以看出，嚴武與杜甫之間的私人關系是比較親密的。嚴武愛惜杜甫的才華，勸杜甫出山效忠朝廷與國家，相當于一個邀請函。杜甫接到詩后心領神會，于是很快就回了一首詩《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

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

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疏。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這首詩是杜甫對于嚴武的回答。說自己甘于隱居山水，無復出之愿了，而且也已經習慣這種隱居生活了。又說自己跟阮籍一樣，為禮法之士所不容。只希望嚴武能常來草堂坐坐，也能寒室生輝啊。

這樣婉拒，并不是表明杜甫就沒有出山之意，恰恰相反，這是杜甫的一個小小聰明之招，試探嚴武到底是否有誠意邀請自己出山，是空口說說臉面的話還是真心實意地邀請自己。杜甫暫時還拿不準，所以他要進一步地觀望嚴武的態度。因為杜甫已經上過一回那個同谷縣宰的當，所以這回在老朋友那里要特別謹慎一點。這種做法正如諸葛亮的策略一般，待到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看到是真心邀請他，真心愛惜他的才華，他在劉備那里得到了足夠的政治資本后才肯出山。杜甫也是如此，這一策略有利于在嚴武的幕府里獲得更高的地位，以便更加有效地參與到決策中。

果然不久，嚴武就帶著隨從來到了杜甫草堂做客，場面很是排場，杜甫很感動。自從嚴武來草堂歡聚后，杜甫跟嚴武的交往密切了，同嚴武唱和與寫到嚴武的詩歌也多了起來。盡管暫時還沒有到嚴武的府中任職，但杜甫對嚴武多了贊譽和褒獎，以及殷切的希望。杜甫稱贊嚴武的文韜武略，希望他安邊報國，建立功勛。嚴武聽了這樣的一番恭維自然很高興，也因此更加想拉攏杜甫進入其幕府，也好表示自己親近文人，為自己的臉面上貼金。

嚴武第一次來拜訪杜甫后，雖然暫時沒有達到目的，但并沒有放棄。他明白像杜甫這樣的在仕途上具有遠大志向的人絕不會拒絕他的，很快就第二次來拜訪杜甫了。這一次嚴武自帶了廚子來，備了酒宴來訪，甚是隆重。在竹林里洗盤作饌，旁邊站立著許多金鞍馬，場面比第一次更加排場。

杜甫在《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一詩中，對這一次嚴武的來訪寫道：“竹里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征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這意思是說，這并非使君急著要征用我，而是因為將軍太講禮的緣故。這些婉轉的說法，其實就表達了杜甫急于想到嚴武幕府中任職的意圖，只是正話反說而已。

有了嚴武兩次訪問，杜甫已經身價倍增，他想嚴武是確實希望自己出山的，否則公務繁忙的嚴武不會無故來多次隆重訪問他。也就不再半推半就，便到城里去拜訪嚴武，表達了自己出仕的愿望。杜甫很快就成了嚴武幕府中的成員。

杜甫成為嚴武府上賓后，更加關心戰局，勉勵嚴武勤覽地圖，留心邊事，并以自家遠祖杜預的事業相期許。有一次，杜甫與嚴武在西城眺望晚霞，夕陽美景無限，兩人一時興起，寫詩記事，嚴武先寫了一首，杜甫和其詩。杜甫拿出了他的祖先杜預來勉勵嚴武，在《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中說：“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這是杜甫以自己家的老祖宗對嚴武進行勉勵。希望他能勤奮觀地圖，能夠成就像他的祖先一樣的大事業。

最難能可貴的是，杜甫除了寫詩表達對嚴武的特別勉勵之外，敢于向嚴武陳述關于當時蜀地重大事件的觀點，并積極向他做出有利于人民的正確勸導。例如杜甫針對蜀中大旱，寫有《說旱》一文。杜甫見蜀中冬旱嚴重，就趁嚴武下車伊始，有意改革弊政之際，寫了這篇短文，向嚴武提出建議決獄疏怨以求雨。雖然杜甫的這一看法在現在看來有點迂腐，但古人是非常重視“天人感應”之說的。所以杜甫的這一建議，在當時是有道理的。接著肯定嚴公上任之初，對軍政勞命之事已在著手解決，惟獨未聞決獄疏怨，應立即進行。最后還提出了減免苛捐雜稅，優待軍人家屬等問題。這三點關于決獄、輕賦、敬老的建議，表達了杜甫對民生疾苦的無限關懷。這是杜甫積極參與地方政治的一個例子。

杜甫從朝廷到地方，雖然離君主很遙遠，他無法實現上達天聽的愿望，但為了實現兼濟天下的大志，他還是努力為地方官僚諫言獻策，發揮了自己的作用，積極與地方官員配合，或出入幕府，直接參與重大決策，或以詩歌勉勵袞袞大員，激勵他們報效朝廷，盡忠國家。這表明杜甫的歸隱并非真正的對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漠不關心，而是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發揮余熱。

杜甫這一時期在嚴武的幕府里，生活還是比較順心的。嚴武鎮蜀，邊塞相對平靜，所以政務繁雜的事情不多，使得杜甫有很多時間陪同嚴武游宴，私人感情增加，杜甫甚至希望嚴武回朝時自己能夠與他一同回朝廷任職。

杜甫在嚴武幕府任職期間，唐玄宗和唐肅宗兩位君主在一月內相繼病死，代宗即位。對于唐玄宗與唐肅宗的病逝，杜甫心里涌起非常復雜的感情。兩位君主都沒有等到平息安史之亂就駕崩了，這是巨大的遺憾。但杜甫對于兩位君主的感情是不相同的。對于玄宗，曾經因為他昏庸而導致了安史之亂，但杜甫對他的感情怨中帶有感激，因為畢竟玄宗曾經欣賞過他的才華，而且曾經創造了令世人回味無窮的開元盛世。而對于肅宗，杜甫則只有怨恨，這位君主在位時似乎沒有任何成就，而且剛愎自用，毫無政治遠見卓識，還差點將杜甫殺掉。肅宗去世，杜甫并沒有太多的悲傷，相反還有些期待。昏君已去，他對新君抱著巨大的幻想。

果然代宗即位不久，朝廷的人事就有巨大的變動，房琯一黨又重新受到重用，嚴武也被朝廷重新委以重任。杜甫對這一切好勢頭充滿了期待，希望嚴武到朝廷后能夠有所作為。

嚴武回朝廷時，杜甫一直送他到一百多里外的綿州，這才和嚴武依依告別。嚴武臨走時杜甫還叮囑他到了朝廷后，若是登上了臺府之位，要為國多謀事，不要顧惜自己，對嚴武充滿了期待。

送走嚴武，杜甫想回成都草堂依舊過他相對平靜的生活，安心地做學問，整理一下自己的詩歌，同時對當代的詩歌創作道路進行批評和指點，但這樣良好的愿望卻被徐知道在成都的叛亂打破了。

嚴武走后，朝廷派高適出任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見強硬派的嚴武已經離開成都，認為應該輪到自己來做成都府尹了，哪知朝廷又派了另一個人來，這使徐知道非常不滿，于是自封為成都府尹，把嚴武過去的官銜全加在自己身上，自稱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并派兵往北斷絕劍閣的道路，還聯絡少數民族，導致了成都大騷亂，大肆燒殺搶掠，城內火光沖天，血流成河。其混亂的狀況不亞于安史之亂中的長安與洛陽，成都人民死亡無數。后來徐知道被高適擊敗，隨后又被他的部將李忠厚殺死。

杜甫想返回成都，卻因為徐知道叛亂而被滯留于道上，就這樣被隔斷在綿州，這一隔就是一年又九個月。這期間，他與草堂以及妻子兒女音訊斷絕，生死不明，這使他心里無限的焦慮。同時，西蜀一帶武人的叛亂此起彼伏，每次叛亂的平復都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蜀中局面混亂，道路艱險，杜甫從綿州到東川節度使所在地梓州去。他獨自一人在東川的山中行走，一路上，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他便感覺到四周都有亂箭會向他射來，內心憂懼不已。到了梓州，他得了個機會，回了趟草堂，將妻子兒女都接了過來。

西蜀的情形不容樂觀，這時全國的情形更是混亂。公元761年三月史朝義與他的部下合謀殺死了史思明；第二年十月，代宗長子李適為兵馬大元帥，借助回紇的兵力，收復了洛陽。回紇進入洛陽之后，又是燒殺搶掠，比757年攻克洛陽時更為殘酷，死者以萬數計算，火十天不滅。唐軍也在洛陽、汴州、鄭州、汝州一帶任意搶掠了三個月，幾乎沒有一家幸免，人們都穿著紙做的衣裳。直到763年正月，史朝義縊死，他的部將們紛紛投降，長達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才宣告結束。

盡管杜甫遠在梓州，還處在流亡狀態，但他聽說了史朝義自縊身亡，官兵收復河南河北的消息，得知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愿望終于變成了事實，忍不住歡喜欲狂，喜極而泣，熱淚直流，直奔進屋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妻子兒女，妻子兒女也都喜形于色，往昔在臉上的愁云都消散了。杜甫不由得想回老家洛陽，結束這么多年來在戰亂中流離失所、輾轉道路的生活。于是興沖沖地到書房里去將詩書都卷起來，收拾好準備回去，詩人越想越興奮，不禁縱情地喝酒并放聲高歌起來。想到和幾個難友一起結伴還鄉，就更加心曠神怡了，心也變得年輕了。他想象回家的旅程，穿巴峽巫峽，從襄陽到洛陽，一種興奮、輕快的感情蕩漾在心間。

杜甫立即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這一首千古名作：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首詩不知打動了多少后世流亡者的心，它不斷地被后世所傳誦，給多少流亡者的心靈點上了一盞明亮的燈。這首詩之所以深得人民喜愛，正因為詩人表達的是對經久未息的戰爭的詛咒，對早日結束戰爭的欣喜。

盡管蜀地依舊戰亂不已，但安史之亂的結束，似乎掃去了詩人心頭的陰霾。綜觀杜甫后半生漂泊的命運，都與安史之亂有著巨大關系。安史之亂，使他踏上了半生漂泊的旅程，也從此踏上了一條不歸路。這是國家的不幸命運給他個人帶來的深重災難，正因為這不幸，才使得杜甫更加深切地盼望著國家早日結束戰亂，他的期盼與等待才是如此的深情。

作為一個心懷天下的偉大詩人，杜甫總是能自覺地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與國家同悲歡共命運。在安史之亂發生后，杜甫因戰亂而四處漂泊，寫下了許多反映安史之亂的偉大詩篇，構成一部關于安史之亂的史詩。在安史之亂結束時，杜甫又是以一首這樣悲喜交集的詩歌，來表達他在戰爭結束時的無比激動與喜悅的心情。這些詩歌是詩人與時代血肉交融、同悲歡共命運的產物，是他愛國憂民思想的精髓。

杜甫與高適，自從青年時代相識于汶上就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他們曾在山東的密林里一起過著呼鷹逐鹿、對酒當歌、吟詩唱和的生活，他還與高適等人北上邯鄲，登上戰國時趙王的叢臺，高歌懷古；在與李白相聚的短短三個月中，高適也和他們始終在一起；在長安，在成都，高適與他都常有詩歌唱和，而且高適是他的少數幾個救濟者之一，他們的友誼不可謂不深刻。但在當高適的行為與國家利益不相符合或沒有維護國家利益的時候，杜甫還是直言不諱地指出，表現出對待朋友上的嚴肅與真誠。

嚴武回朝后，朝廷派高適出任成都尹、西川節度使，但高適在這個位置上并沒有良好的表現。嚴武走后，先是徐知道叛亂，后是李忠厚叛亂，兩次大的叛亂，給成都帶來的災難不亞于安史之亂中的長安與洛陽所遭受的災難。這兩次大的叛亂，高適都沒有能夠及時鎮壓下去，而是任其泛濫，不可收拾。

而且，吐蕃趁此機會，大舉進攻西南邊疆。起初杜甫聞知高適為西川節度使時，對高適充滿了信心，對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盼他能夠控制邊疆，并相信被敵軍圍困的松州城定能解圍。但不久吐蕃陷隴右，逼近長安，高適率軍攻吐蕃南境，本想從旁節制，不料到了十二月，松維保三州和西山城戍均被吐蕃攻陷，蜀軍失利。吐蕃對成都、長安構成了包圍，杜甫原先希望高適能為國效力驅逐達虜的愿望破滅了。

由于高適在軍事上的失利，朝廷將高適招回，另派人選鎮邊。

杜甫對高適在軍事上的失誤極為不滿，對老朋友高適在出任西川節度使時的喪師失地多有抱恨之語。他在《奉寄高常侍》中說：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

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

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詩的意思是說，回想起我青年時代壯游時與您相逢于齊魯汶水之上，至今已經歷很多年。您現在如此的飛黃騰達我真無法企及，您先后在蜀楚兩地作淮南、劍南西川節度使，該完全施展出您的武略吧？您的文章可以與曹植、劉楨并駕齊驅那也不為過，今日朝廷需要像西漢汲黯那樣的人，所以招您回去，中原的將士也很想念您這位當今的廉頗。這會兒我正在天涯傷春嘆老，惜別之淚流個不停，增添了遙遠的錦水的波瀾。

這首詩中雖然提到更多的是惜別的情誼，但也涉及了高適喪師失地所犯下的錯誤。“總戎楚蜀應全未”一語，說高適大概沒有施展出他的全部才能吧，這是對高適的委婉的批評，其意是說他沒有完全為朝廷盡力盡忠導致喪師失地。“中原將帥憶廉頗”，這既是對高適的鼓勵，也是對高適的勸勉，希望他能發揮出像廉頗那樣的才能來，當然這話的意思也是對他過失的不滿，希望他能引以為戒，像古代的常勝將軍廉頗學習。

從中可以看出杜甫對待高適在喪師失地，使國家蒙受巨大損失與災難時的態度。這時，他對好友是毫不留情地持批評態度的。這反映了他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而不徇私情，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反映了他對國家的忠誠。而且不但如此，他看到高適在抗擊吐蕃的無能時，還建議朝廷重新考慮西川節度使的人選，這更是完全以國家利益為重了。

杜甫在《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中，認為應以“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倉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出任劍南節度使。為了國家的利益，杜甫希望朝廷能重新考慮節度使的人選，并指出了選擇的范圍，應該在那些德高望重并具有豐富經驗的大臣中選擇，這更是對高適的批評。

杜甫對待朋友，是以一顆赤誠之心相待的真正的摯友，既敢于為朋友的名譽而斗爭，敢于為朋友的命運的不平而吶喊。同時，他還敢于批評朋友的錯誤，是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前面提到杜甫對李白的偉大友誼，其中就有對李白的諫言。“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是對李白豪放而目中無人的好言規勸，希望他不要太任性，應該收斂些。杜甫對李白如此，對高適也是如此。

當朋友的行為與國家利益相沖突的時候，作為其朋友，是徇私情，還是敢于批評朋友，這很能反映一個人的內心品質。若是一個人始終有以國家利益為上的崇高思想，那么他就不會隱瞞朋友的缺點錯誤，而是勸慰朋友，批評朋友，努力使其改正缺點。這也是真正對朋友負責的態度。俗語說，“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若不是朋友的善意的提醒，或許某些錯誤就永遠得不到根除。

杜甫一生交友眾多，好友遍天下，他對待朋友，更多的是褒揚與夸耀，并深以他們為榮耀，但有時在某些問題上，也敢于直言朋友的錯誤。這并沒有引起朋友的反感，相反使他們的友誼更加牢固。因為杜甫是以一顆具有強烈正義感的心來批評朋友，是為了他們的行為更加符合國家的利益，使他們能在事業上有所作為，這是對國家對朋友的負責任的態度。

安史之亂既已平定，杜甫當然最想回到老家洛陽，看望中原親友。想到洛陽的田園，一時興奮，好像立刻就可以起程回家了，但仍然是沒有旅費，一步也走不動。他思歸的心情愈來愈迫切，真恨不得能插上翅膀飛起來，飛越巴山蜀水，回到他向往苦望多年的故土洛陽去。

但就在杜甫想要攜家眷走長江東下而去的時候，他的好朋友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而且嚴武還推舉他為京兆功曹、工部員外郎等職。他雖然對朝廷這個任命并不感興趣，但嚴武又回到成都，而且他還盼著有朝一日隨嚴武回京，這使成都草堂又在他的心中加重了分量，他于是收起了回歸的心，于暮春三月，率妻子回到了成都。

有一年零九個月沒有回到成都了。這一年多時間里，成都經歷了幾番軍閥蹂躪，人民死去不少，城內城外到處都是被軍閥們焚毀的痕跡。成都城失去了往昔的繁榮，市面上也顯得非常蕭條。杜甫回到成都草堂，發現草堂在兵亂之中幸而得以保全，只是由于長久無人居住，顯得特別荒涼，推開堂門，滿地的野鼠奔竄，打開書卷，里邊是些干死的壁魚，藥欄和水檻都傾斜破毀，只是那只狗還認得主人，汪汪地叫，很是親切地徘徊在他的腳跟前。鄰居們也都攜了酒葫蘆來訪，成都尹嚴武聽說杜甫回來了，遣了使者來問杜甫需要些什么，城郭的人也都聽說杜甫回來，賓客一時充滿了杜甫家巷。草堂里又熱鬧起來了。

杜甫本想在嚴武的資助下，和從前一樣，在草堂里住下去，過耕作的生活，但是沒有過多久，嚴武就來邀請他出任節度使署中的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并請求朝廷賜杜甫緋魚袋。這樣大的幫助，杜甫當然不好推辭，也不能再辜負了老友的一番苦心，于是就離開了草堂，遷到成都節度使署。

杜甫在嚴武的幕府里任職當是很賣力的，而且在其位也頗有貢獻，因此獲得了劍南節度史嚴武以及后世的承認。

嚴武再度鎮蜀，使得吐蕃震懾于嚴武的威望，不敢來侵犯。杜甫到嚴武幕府之時，嚴武正加緊訓練士兵備戰以抵御吐蕃。杜甫陪同嚴武參與閱兵等事宜，穿著軍裝，陪坐在威風凜凜的嚴武身邊，看著嚴武指揮閱兵的場景。

夏天里風清氣爽，公府里非常肅靜。在閱兵儀式上，將士們都穿上了一色的新軍裝，列陣于廣庭之上，雄姿英發。接著由六名騎兵護送大旗入場，由健勇之卒簸將起來，只見旗子回轉時如飛蓋偃仰，飄忽處如流星迸落，乍來如奉馳之急，倏忽如山勢之傾，馬上俯身則旗尾掠地，如虹霓在臥而舒卷隨人，非常好看！杜甫看到如此威武雄壯的軍容，心想收復三州，西逐吐蕃，平定巴蜀，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他非常佩服嚴武的治軍有方，寫下了《揚旗》一詩，詩云：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馀清。

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

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

庭空六馬入，揚旗旌。

回回偃飛蓋，熠熠迸流星。

來纏風飆急，去擘山岳傾。

材歸俯身盡，妙取略地平。

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輕。

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

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

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

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杜甫在嚴武的幕府中對治軍的關心與觀察的仔細，并可見政治上的精明眼力。嚴武的備戰不僅得到了杜甫的好評，而且得到了實際的效果。史載由于嚴武連戰連捷，“蕃虜亦不敢犯”，嚴武對安定巴蜀做出過貢獻。他再度鎮蜀，首戰吐蕃，破七萬眾，拔當狗城，再度安蜀，這也正在杜甫的預料之中。這說明杜甫在做幕僚時是很用心的，并非是為了拿薪水而頤養天年，身在其位，必謀其政，必思主慮，這是杜甫一貫的作風。

杜甫在幕府位置上，還就安定巴蜀寫了《東西兩川說》，向嚴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看法。一是認為蜀中的漢兵和地方武裝力量足以抗擊吐蕃。二是建議要迅速選擇將領做軍中統帥。三是建議新的兵馬使到任后，應令松、維、蓬、恭、雅、黎、姚、悉八州兵馬皆受其統轄，不使部落酋長專權。四是應撫恤流民，穩定民心。五是應在政治上保持穩定，要約束誅殺，平均賦稅，選擇賢良。這些建議都很中肯，可見杜甫對西南防務的重視，對嚴武平定巴蜀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

杜甫還與嚴武唱和，鼓勵嚴武在軍事上的奮勇之功。如嚴武的部下擊吐蕃于西山，連拔數城，攘地數百里，嚴武親自到西山前線巡視，慰問立下戰功的驍勇之將，因為旗開得勝，胸中豪氣頓生，作《軍城早秋》一詩：“昨夜秋風入漢關，朔云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這詩寫得是何等的氣魄，嚴武覺得如此好詩老友杜甫不讀，就枉負此詩，于是讓人快馬加鞭地將此詩送往成都。杜甫在成都幕府收到嚴武從前線寄來的詩后，深感老友的豪邁氣息，又因老友旗開得勝，不免要勉勵他幾句，希望他能夠再接再厲，為國再立戰功，多收復城池，所以立即寫詩《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附和，其詩云：“秋風裊裊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云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有人認為這首唱和之作不如原詩，其實也可稱得上乘之作。論氣魄和英武當不如前詩，但若論精細嚴謹則更勝一籌。

杜甫在嚴武幕府中，除了協助嚴武處理軍事事務和日常應該分擔的政務之外，作為幕僚，重要的事情還有要陪同嚴武宴飲游玩唱和，這雖非杜甫所愿意，但杜甫還是多有陪玩的唱和之作。當然，這些唱和之作并非一般的宴飲，而是夾帶了深刻的時代意韻，這是杜甫作詩的特色。即便是游山玩水，還是不忘憂國憂民。如在《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一詩中說：“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意思是看到異地的景象不覺動了關山之思，至于鄭公您，雖同我一樣在蜀地淹留，但已建立了赫赫戰功，那景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是杜甫在陪同嚴武宴飲時的感嘆，其中有對嚴武所建立的赫赫戰功的仰慕，也表達了自己對國家的強烈責任感與使命感。

杜甫在嚴武幕府中任職的時間雖然很短，但對于杜甫的一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由于任職的時間短，而且遠沒有進入朝廷的核心統治階層，因此他在死后不可能得到朝廷的縊號，惟有在嚴武幕下的檢校工部做過員外郎，后世遂以杜工部稱之，其詩集被稱為《杜工部集》，這為杜甫贏得了一個正式的稱謂。

唐代幕府的生活是很嚴格的。每天都是天剛亮就入府辦公，夜晚才能出來；杜甫因為家住在城外，往來不便，便長期住在府中。不但生活呆板，而且西川節度使府畢竟是一個大的府，幕僚與各級官吏都很多，府中的人事也非常復雜。那里的文武官員因為中原變亂，無法生存，西蜀可以勉強維持生計，所以彼此勾結阿諛，或是相互傾軋，爾虞我詐，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杜甫這年已經五十三歲，滿頭白發，穿著狹小的軍衣，在幕府里與那些相互猜疑、相互攻擊的幕僚周旋，時日稍久，心里便充滿了難言的憂慮和苦楚。但他還勉強自慰地對自己說，不要責怪那些幕僚們，記住他們的缺點這種小事不是高賢所為。所以他在幕府里盡力克制自己的沖動，忍受著他們的攻擊。但幕府里的生活實在是令人窒息而規矩眾多，須時時小心謹慎從事。這對于一個五十多歲的飽經滄桑的老人來說，實在是難以支撐的。又加上他早年就有肺病、瘧疾，現在又患上了風痹，精力實在跟不上了，于是這些幕府中的后起之秀們就更加排擠他了。

嚴武雖然關照杜甫，但他越是給予特殊照顧，越是引來同僚的妒忌，這使杜甫在嚴武的幕府里感到很是難堪。而且，面對幕僚們的攻擊，嚴武并沒有出面調解、緩和杜甫的這種尷尬處境，而是任由他的部下們排擠和傾軋杜甫。或許嚴武認為這些小事不值得他去調和，或許是他公務繁忙，自然想不到杜甫的處境。杜甫一方面想到自己當參謀而不能為主將分憂，不能報效國家，另一方面又想到同僚們對他的傾軋，不免感覺到被遺棄，內心充滿了孤苦。

杜甫在幕府中與同僚之間相處得的確很不愉快。那些年輕同僚爾虞我詐，態度強橫，都想在亂世中升官發財，對杜甫這樣迂腐、忠厚、老態龍鐘，企圖以正道來澄清渾濁官場的老人非常討厭。杜甫面對這種情形，寫了《莫相疑行》一詩，其中有：

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

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這首詩中可看出雖然他在做幕僚期間確實受到了排擠，但他并不厭惡他們，而是以長者的身份奉勸他們以和為貴。盡管杜甫對同僚如此寬宏大量，同僚們對待他的態度卻不曾有任何好轉，這使得杜甫逐漸對同僚們心生憤怒。

杜甫在《赤霄行》中也寫過屈居幕府的憤慨：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抵觸。

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

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卻落羞華屋。

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

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這首詩寫在幕府中的不愉快光景，把幕府中的人排擠輕謾他，比喻為牛觸孔雀，淘河嚇燕。而杜甫由于愛惜自己的名聲，猶如孔雀愛惜自己的金羽毛，不屑于與人爭鋒，認為與小人相爭非賢人所為，也不去責怪他們，最后還是自己主動去職。

正是在這樣的處境下，他產生了歸隱田園的念頭。再入幕府這年的立秋，天下著雨，杜甫將幕府里的公事處理完，回到宿舍休息。夜里聽著雨聲瀟瀟，江喧林響，杜甫感覺到了秋的凄清，不覺想到了自己的悲慘處境，深愧日暮途窮。又想到自己偌大年紀，當個參謀，每天早上還得花許多功夫上衙門進謁，卻不能為府主想出多少良策來助其成功，心里感到有負知己厚望。還想主將將來定要入朝為相的，自己仍舊要回老地方隱居，心里不覺越來越感覺前途黯淡凄涼。

又是一個清秋的夜晚，杜甫獨自住在江城的幕府中，蠟燭點殘了，井欄邊的梧桐陰暗森森，深夜里的畫角聲聽起來格外的悲涼。杜甫獨自一人在這方小院里徘徊，并自言自語，當空的月色是如此的美好，可是整個幕府中卻沒有一個人陪他來看。杜甫望著月亮，感覺非常凄涼孤獨，想著戰亂連綿的家鄉的音信早已斷絕了，關塞蕭條旅行可真難，要回到故鄉真不容易啊！自從安史之亂起這十年，多少苦難都承受了。勉強當個幕僚，不過是想暫借一枝來棲身罷了。杜甫于是寫下了名作《宿府》一詩：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這首詩寫出了詩人在安史之亂后這十年來的苦悶與形影自憐，從中也可見杜甫在嚴武幕府中內心的隱痛。這種幕僚生活并非杜甫所向往的，只不過出于友情和生活的需要而暫時寄居于此罷了。“束縛酬知己”，這是杜甫內心的真實表白，可見杜甫在幕府中并沒有得到嚴武的重用，只不過把他當作一個文化的點綴品而已，好為自己撈得親近文化人的美名。中天月色好，卻無人欣賞，也就是在感嘆自己的懷才不遇了，做幕僚與他的兼濟天下的鴻鵠之志相距甚遠。所以，杜甫最后離開幕府是必然的事情了。

杜甫前不久因嚴武重來鎮蜀所產生的熱情和希望衰減了，淡漠了。不久，他為了解悶，也為了探家，請假回了一次草堂。他看到他的莊稼沒有人管，到處都長滿了灌木亂草，再次享受到他田園生活的美好，想到幕府生活的拘束與艱難，不覺更加有了辭歸草堂的念頭，只是因為沒有報答嚴武的知遇之恩，所以不好輕易說出口。在草堂和幕府兩種極不相同的生活中間，也就是在從事農田耕作和與幕僚相周旋的中間，他的心情充滿了悲憤。

就在杜甫在家享受難得的自由時光的同時，得知老友蘇源明和鄭虔去世的噩耗，不久又知高適去世，杜甫內心很是悲傷。朋友凋零，物是人非，這些曾經共患亂的朋友一個個都走了。杜甫因老友的死一下子蒼老了很多，繼續在幕府里與那些官員周旋下去的心思也沒有了。

就在第二年的暮春，杜甫托病辭歸草堂，而嚴武也緊接著在這年的四月去世了。

杜甫之所以決定辭歸草堂，除了在政治上對嚴武感到失望之外，還因為杜甫不愿意喪失自己高貴的人格尊嚴。盡管進入幕府是一條比較好的求生之路，但畢竟要在嚴武的管轄之下，與舊日的朋友在尊嚴上不是處于平等的地位，另外也因為政見等飽受同僚的攻擊而使尊嚴受到了傷害，這使杜甫感覺到人格上受到了某種褻瀆。

杜甫為人樸訥，拙外而慧中，內心世界極為豐富，有一大片錦繡且澄明的天地。杜甫的心靈極為敏感，自尊心極強，他懶于在小人之間周旋，感覺此舉有損于他的謙謙君子的風范，最后不得不出走。因此，他的出走幕府也反映了他對待小人的態度：疏而遠之。其謙謙君子的自重之風范令人敬佩。他最終走出幕府，正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品格和崇尚自然、追求獨立不羈的真人胸懷的展示。杜甫活得很認真很坦白，也很累。他曾在幕府或是干謁中說過一些違心之言，因此自疚自責不已，這正說明了他的認真的生活態度。“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杜甫可貴之處在于，他總是能戰勝困惑，在獨立與依附之間作出理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