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尺度：

歷代尺度與社會

王國維治學嚴謹，涉獵廣泛，在古文字學、敦煌學、古器物、漢魏碑刻、商周史、漢唐史等古史研究方面均有深厚造詣，對歷代尺度，特別是對唐宋尺度亦做過縝密的考證。唐代是我國歷史上極具代表性的一個時期，也是王國維很感興趣的研究方向。他將在日本與中國境內出土的尺度文物相互考證，并將唐尺與之前、之后的歷代尺度進行比較，探究其增長率，并以此評價各朝時政，在古器物和歷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

唐之尺制全出周隋

對古器物制度的研究從宋代就已開始，到了清代變為彝器款識古文字之學，涌現出多位以古器物研究尺度的著名學者。王國維為了深入研究古史，也很留意禮器百物制度。他的古器物制度研究，深受清代金石學家程易疇、吳大澂的影響，廣泛收集從漢到清歷代古尺實物，詳加比較后對歷代尺度的增長率作了全面的分析評論。

王國維的《六唐尺摹本跋》撰于1922年，到1926年寫《記現存歷代尺度》等跋論時，他所掌握自漢訖近世歷代尺度實物、拓本、摹本，遠比吳大澂要多，這對他開展唐尺和歷代尺度的系統比較大有助益。在王國維以前，少有對唐尺長度及其與前代尺度淵源、比例的記述，王國維在《六唐尺摹本跋》中首先提出唐代尺制完全由周隋而來的說法，“《隋志》謂開皇尺，即后周市尺，當后周鐵尺一尺二寸。周、隋時，以鐵尺調律，以市尺當官尺供公使用。唐制即出于此”。

吳大澂與王國維都曾親測唐尺，但差了6厘米。這并不是錯誤，而是唐尺有大小之分的緣故。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度量衡制很復雜，直到商鞅變法時才統一了秦國的度量衡。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后，以商鞅制定的秦國的度量衡制為標準推行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統一了中國的度量衡制。秦漢時期，征收賦稅主要收的是谷物和錢幣，尺的用途主要是調樂律、測晷景、制冠冕等，要維護禮制的準確，尺自然也得穩定。南朝蕭梁時，調律用的表尺和民間常用的俗尺開始有所區別。后周時大尺、小尺并用，隋代尺制承后周舊制，同樣是大、小并用，唐代的尺制又承周隋舊制，依然是大、小并用。所以吳大澂與王國維算的都沒錯，小尺是用來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制冠冕的，大尺則是內外官司和民間日用的常用尺，即王國維在《唐用開皇官尺》一文里所說的：

漢尺傳世者雖有二種，有唐一代之尺，則反無存，史亦不言唐尺與前代尺之比例，余其即用開皇官尺。何以徵之？《唐六典》金部郎中職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云云，“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

尺度與社會

王國維在對唐以前和唐以后的歷代尺度進行比較研究時，注意到一個現象，從漢到明清歷代尺度越來越長。在唐以前的階段，東晉后魏之間的增長速度尤其快，而隋唐，一直到唐以后增長得則較為緩慢。

王國維在《記現存歷代尺度》一文中提到，根據《隋書·律歷志》的記載，他將魏晉至后魏之間歷代尺度與晉代之前的尺度作比較時，列了一個增率表，發現“其增率之速，莫劇于東晉后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那么，東晉后魏之間的尺度增長率如此急劇，是為什么呢？清代學者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商周兵器》中說：“古度量衡短小且輕，今度量衡長大且重，又何也？自古利權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征銀帛粟米也，未有不求贏者，數千年遞贏之至于如此，此亦不得然之勢也。”王國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認為東晉后魏間尺度之所以快速增長，和權衡量的增率一樣，都源于盤剝人民的租調制度以及征收租調的貪官污吏。魏晉以后，內亂外患相繼爆發，封建統治者的需求越來越高，而貪得無厭、目無法度的官吏又橫征暴斂，于是租調定額總是有增無減。

過去的布匹，以二尺二寸為幅，四丈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后來隨著政治腐敗，就不依照尺度了，而且愈演愈烈。到了北魏初年，官吏橫暴，甚至將絹布匹長從原來的“四丈”增至“七丈”“七、八十尺”，還借口“懼其短耗”，在“增匹”的同時又“增尺”，人民苦不堪言。終于，孝文帝元宏改制，在延興三年（473）秋七月，要求嚴立制度，《魏書·高祖紀》載“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于天下”，并提出“違者罪，各有司不檢舉，與同罪”。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下令輕簡課役，將原來四丈為一匹的調絹減為二丈，唐尺承周隋尺之舊制，隋唐以來雖然百姓負擔減輕不多，但“增匹”“增尺”這樣的弊政要少得多了。唐宋和魏晉南北朝同樣施行的是征收絹布的庸調制，但在尺度的表現上卻大不相同。這是因為，唐代的中央對地方的統治能力較強，對各級官吏能夠嚴密控制，社會比較安定，正如《宋史》所說：“有唐享國三百年間，其間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