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史達祖、吳文英：

詞失之膚淺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南宋詞的整體評價頗低，除了人稱“詞中之龍”的辛棄疾，對其他詞人都多有詆斥，甚至干脆全盤否定。這種觀點提出后，曾引起相當大的爭議，被眾多學者認為是情緒化的偏頗之見。王國維之所以作出這種論斷，其主要標準便是詞之“境界”的高下有無，其實在他這樣的“偏見”背后，隱藏的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持，體現著他對文化的選擇。當我們從文化層面來探討王國維的詞論，可進一步加深對于這位國學大師的理解。

在評論幾位南宋詞人時，王國維是這樣說的：

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雖時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棄周鼎而寶康瓠，實難索解。

對于史達祖、吳文英、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等人，王國維認為他們的詞有個共同點——膚淺，雖是南宋社會風氣使然，但也因為這些人的文才確實有限。近人舍棄真正的大家，而推崇這些平庸之才，令王國維費解得很。

“周鼎”與“康瓠”的差距

“棄周鼎而寶康瓠”一句，出自賈誼《吊屈原賦》：“烏呼哀哉，逢時不祥。……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周鼎乃是國之重器，康瓠不過是價值低廉的酒壺。

王國維的這番感慨，是因近人師法南宋詞而發。史達祖、吳文英、張炎、周密、陳允平等南宋詞人都不過是“康瓠”般的庸才，北宋詞人才是周鼎一樣的良才，可近人居然顛倒價值，對那些膚淺的人頂禮膜拜，實在難以理解。

王國維所說的“膚淺”，應是指他們追求的是形式上的華美，在所謂“寄托”上極為相似，缺少個性化的情緒表達，以致這些作品表面上有所不同，可內容卻驚人的一致。南宋詞的類型化的確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那么為什么會這樣呢？分析其原因，王國維認為大致有兩點：

首先，南宋時期已經不是詞體昌盛的時代了，這些人無力對抗文體始盛終衰的規律；其次，以史達祖、吳文英為代表的南宋詞人們，創作的天資欠佳、才能有限，所以這些人也無法從個人的層面上去超越文體的局限。時代和個人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令南宋詞大幅度地整體衰落。

王國維評斷詞的高下，最看重的當屬“意境”。客觀的外在世界，以及由喜怒哀樂各種感受構成的心境，是境界中不可或缺的兩部分，互為表里。那么，為何南宋詞人會丟了“境界”呢？

以“境界”論兩宋

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對文學的影響，王國維是這樣看待的，他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說：

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后者則稱其學出于上古之隱君子，（如莊周所稱廣成子之類。）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學派，后者遠古學派也。前者貴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義之終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熱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國家派，后者個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與孔子問禮之老聃，系二人，說見汪容甫《述學·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初孔子與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關系，可知之矣。戰國后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雖謂吾國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在對兩種學派作出這番評價后，王國維又進一步指出了雙方在文學上表現出的差異：詩歌為北方學派特有，南方學派僅有散文這種文學形式。這是因為“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北方學派是入世的，要“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持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爭”，憑借對現實生活的深刻體驗，為詩歌創作積累了豐富的題材和情感積淀；而南方學派的理想是遁世，“南方之人，以長于思辨，而短于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

王國維將屈原推為融合了“南方人之想象”與“北方人之感情”的詩人代表。這種南北文化的結合，令屈原成為先秦文學中最閃亮的明星，為后世文學樹立起新的標桿。而將北方學派積極入世的激昂，和南方學派的瑰麗想象，在詞中加以結合的辛棄疾，同樣偉大。“南宋唯一稼軒”，可見王國維對他是推崇之至的。

南宋詞人追求的多為清雅之境，辛棄疾繼承的則是蘇軾的豪放。辛棄疾寫下了許多壯懷激烈的佳作，堪稱豪放一派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作品中我們能看到時代的風云變幻，感受到他的愛國熱情，以及報國無門的惆悵。王國維論詞，看重的乃是其中的文化、精神，而史達祖、吳文英等人欠缺的正是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