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學人詩的反思
袁枚性靈詩學在乾隆后期的廣泛影響,使當時詩壇無論是推崇者也好,排詆者也好,都不能無視它的存在。它鮮明的獨創性與反傳統色彩,更形成后世截然對立的正負兩種評價,這在王建生《袁枚的文學批評》中已有詳細列舉(王建生《袁枚的文學批評》第五章“當時人及后人對于袁枚和他的文學批評的批評”)?,F在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袁枚詩學在明清詩論史上的意義。
日本學者松下忠曾從補古文辭格調說之短,救公安、竟陵派矯枉過正之弊,彌縫神韻說的弱點三個方面概括袁枚詩學的歷史意義,認為三家詩說的對立到袁枚這里趨于緩和,形成交匯融合的特征(松下忠《江戶時代的詩風詩論》,范建明譯,學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4頁)。臺灣學者張健思考袁枚詩學的時代特征,認為明代以來的宗唐派詩學到沈德潛是一個結穴,主宋派詩學到翁方綱是一個結穴,無論是宗唐還是主宋,都是趨古,而袁枚則跳出了宗唐主宋的樊籬,其審美趣味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從古典詩學的立場看,袁枚詩學有其俚俗色彩,是對古典詩學主流精神的一種叛逆,其思想傾向及審美趣味顯示出古典傳統的蛻變,但還不屬于近代的范疇,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性,是古典到近代的過渡
(張健《清代詩話研究》,第781頁)。盡管這一論斷很給人啟發,但我還是覺得袁枚詩學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他天才論的思想方式,將詩學的關注由外在規范和技巧引向內在的主觀條件,同時也使批評由基于客觀標準的得失評價轉向出于主觀趣味的鑒賞。這不僅是中國文學批評的重大轉型,也標志著文學的時代劃分。W.J.貝提在他的《批評闡要》中劃分西方文學批評史之古典和現代的依據,正是十八世紀末浪漫主義思潮的立足點由外在的絕對標準轉向內在的主觀條件,即柏拉圖的“理念”為盧梭的“情念”所取代,從而開了主觀主義批評的先河(Watler Jackson Bate,ed. 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 Enlarged ed.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中西文學思想、批評史在此出現驚人的相似,同樣是在十八世紀的乾隆末年,袁枚的性靈詩學開啟了中國批評史的一個新時代。
不過這些對袁枚來說都太遙遠了,不光他本人不能預見,就是生活在后一個世紀的論者也不會理解,袁枚嵌入古典詩學乃至文化史如此之深。
還是讓我們回到乾隆時代。根據我的考察,袁枚成為詩壇重鎮并產生重要影響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后。學界一般都將袁枚的性靈詩學視為沈德潛詩學的反撥,說“袁枚與沈德潛論詩的根本分歧,其性質實際上是一場創新與守舊之爭”(嚴明《中國詩學與明清詩話》,第419頁),從后設的角度或許也可以這么看,但如果回到歷史過程中,則袁枚與沈德潛的交鋒只能說是虛晃一槍,略比劃兩下就收手了。他清楚風燭殘年的沈德潛已不足以成為他的對手。所以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高密詩人李憲喬“憂近今詩教有以溫柔敦厚四字訓人者,遂致流為卑靡庸瑣”,希望袁枚與他一起挺身而出,共挽狂瀾時,袁枚根本不認可他的想法,說:“夫溫柔敦厚,圣人之言也,非持教者之言也。學圣人之言,而至庸瑣卑靡,是學者之過,非圣人之過也。足下必欲反此四字以立教,將教之以北鄙殺伐之音乎?”在袁枚看來,詩教本身并不錯,只不過被一群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他最擔憂的是,“近今詩教之壞,莫甚于以注疏夸高,以填砌矜博,捃摭瑣碎,死氣滿紙。一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令人舌口呿而不敢下,于性情二字,幾乎喪盡天良。此則二千年所未有之詩教也,足下何不起而共挽之?”(袁枚《答李少鶴書》,《小倉山房尺牘》卷八,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5冊。又見李憲喬《與袁子才論詩教》,《山東文獻集成》第三輯,第47冊)時已七十九歲的袁枚,親歷乾隆詩壇由格調詩風漸趨于學人詩風的轉變,對乾隆后期流行的以考據入詩的風氣深惡痛絕,以為力摒這種習氣才是挽救詩教的當務之急。當時學人之詩的代表不光有翁方綱等一批京師達官,還有厲鶚等活動在江浙一帶的浙派。學界都認為袁枚對“夫己氏”的批評是指翁方綱,卻很少意識到袁枚對浙派詩的不滿。《隨園詩話》提到其鄉人的浙派詩,從來都沒有好評。如卷四言:“陸陸堂、諸襄七、汪韓門三太史,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袁枚《隨園詩話》卷四)所以當李憲喬復函挑明前札是針對沈德潛而發時,袁枚更覺得很無謂:“當歸愚極盛時,宗之者止吳門七子耳,不過一時借以成名,而隨后旋即叛去。此外偶有依草附木之人,稱說一二,人多鄙之。此時如雪后寒蟬,聲響俱寂,何勞足下以摩天巨刃,斬此枯木朽株哉!”(袁枚《再答李少鶴尺牘》,《小倉山房尺牘》卷十,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5冊)相比趙執信之于王漁洋,落水狗勿打固然是袁枚宅心仁厚之處,但根本在于,他認為學人詩才是一代詩運隆替所系。近日詩教之壞的焦點——“于性情二字,幾乎喪盡天良”意味著明代以來流行的“詩以道性情”之說已失去規范詩歌本質的力量,“性情”概念更是已陳之芻狗,毫無內涵的空洞概念。因此他重新拂拭“性靈”這一同樣古老的概念,以取代“性情”。從這個意義上說,袁枚與乾隆前期的性靈派詩家,雖然都用性靈論詩,基本觀念相通,但兩者所處的詩學語境、所面臨的對立面是不一樣的。后者面對的是神韻詩風和格調詩風,而袁枚面對的卻是翁方綱代表的學人詩風。袁枚的性靈詩風應該比學人詩風興起得更早,但《隨園詩話》作為性靈派的理論總結,寫作、出版卻遠在學人詩風興起之后。它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行十六卷本,五十七年刊行補遺四卷,嘉慶元年(1796)刻完補遺八卷,直到袁枚下世后家人才陸續刻成二十六卷足本(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9期,2013年11月)。這一過程正是袁枚與李憲喬論詩的前后幾年,其中對“性靈”的詮釋體現了乾隆末袁枚對學人詩流弊的反思及理論對策。這是我們談論袁枚詩學及乾隆朝詩學的歷史展開,首先必須意識到的問題。
二、 對同時詩家的影響
袁枚門人孫原湘曾說:“吳中詩教五十年來凡三變。乾隆三十年以前,歸愚宗伯主盟壇坫,其時專尚格律,取清麗溫雅近大歷十子者為多。自小倉山房出而專主性靈,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為勝,而風格一變矣。至蘭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后進,而風格又一變矣。近則或宗袁,或宗王,或且以奇字僻典闌入風雅,而性靈、格律又變而為考古博識之學矣?!保▽O原湘《籟鳴詩草序》,《天真閣集》卷四十一,嘉慶刊本)這里將袁枚主導詩壇的時間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與我的結論相去不遠。從孫原湘的敘述可見,性靈說最初只是在江南流行的詩學思潮,但很快就成為當時詩壇的主潮。而到他寫作該文時,袁枚詩學“專主性靈,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為勝”,已成為詩壇的一致看法。何承燕說“近代談詩者好尚不同,彼此齟齬,各持偏見,惟簡齋太史論詩最為得中”(何承燕《春巢詩鈔》自序,嘉慶二年刊本),應該代表著詩壇相當一部分作者和讀者的看法。當時及后來擁躉及響應性靈說的著名詩人,王英志先生曾舉出蔣士銓、黃景仁、李調元、陳文述、宋湘、法式善等人(王英志《袁枚》,《揚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程美華《乾嘉之際詩風的異動——以孫原湘與袁枚關系為例》,《安徽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這里還可以補充杭世駿、程晉芳、洪亮吉、張問陶、方薰、吳文溥等。王文治也被袁枚引為論詩同調(袁枚《隨園詩話》曾再三引述王文治論詩語,其中“詩稱家數”一則,袁枚舉同葉燮語相提并論,最見其見解共鳴處),雖然他形諸文字的議論不多。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性靈派詩人都像袁枚這樣喜歡宣揚自己的詩歌主張。比如胡天游就絕口不談詩,偶為人作詩序,也只是敘交誼,從不標榜其詩歌觀念,但這不妨礙他以性靈派的作風來寫詩。又如程晉芳,洪亮吉稱其“性靈句實逼香山”,但他也只承認己詩“多平易近情語”(程晉芳《臥云山人詩序》,《勉行堂詩文集》,黃山書社2012年版),并未提到過近似性靈的概念。
其實在許多時候,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根據某個詩人是否言必稱性靈來判斷他是否屬于性靈派。正如前文提到的,性靈派和格調派的差別在于論詩立場的破與立,凡論詩必誡人應如何如何的多為格調派,而論詩誡人無須如何如何的多為性靈派。如陶元藻《鳧亭詩話》卷上云:“余生平最不喜回文、雙聲、疊韻等詩。蓋作詩者詞以就意,故能自抒己見;若此等詩,皆以意就詞,則必不能暢所欲言,而性靈晦矣?!庇衷疲骸皩W江西勿就,必槎枒不材;學西昆勿成,必饾饤難化。吾勸作詩者,只須就自己本色寫去,到得佳處,亦無不傳,何苦別求宗派?!保ㄌ赵濉度阍娫挕犯剑憬偶霭嫔?015年版,第5冊)這都是誡人作詩無須如何如何,即便他不提性靈二字,也知道是性靈派。陶元藻是袁枚很欣賞的詩人,《隨園詩話》再三稱道不置,程晉芳也許其詩“出語必自己,雕刻萬物情”(程晉芳《邗上酬陶篁村六十韻》,《勉行堂詩文集》),視之為性靈派同道是不用懷疑的。又如桐城吳詢,其《畫溪草堂論詩》謂“做文字而無本者非也,做文字而必求有本者亦非也”;又謂不讀書不可為詩,然“讀書萬卷而不識一破字,則下筆必有魔”;又謂論詩忌道學氣固非也,然如《擊壤集》又過矣。這都很像袁枚,持論不執一偏,力破執著之見。至于說“觀飲食男女之情,可以知王道之本;聽草野鄙俚之曲,可以悟正始之音”,“宋人知詩言志而不知歌永言,唐人知永言而言志則未足,故曰正心誠意者,詩之命脈也;風雨露雷者,詩之鼓吹也;飲食男女、或歌或泣、愚不肖之性情話言,皆詩之妙境也”(吳詢《畫溪草堂論詩》,《畫溪詩集》附,乾隆刊本),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性靈派立場。
談到袁枚對乾隆詩學的影響,除了性靈派內部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群體與他密切相關,但歷來的研究者都未予注意。一個是高密詩派,一個是桐城派。高密詩派之出名,首先與袁枚對李憲喬兄弟的表彰有關,這個問題在后文論述高密詩派時將專門討論。桐城派表面看來與袁枚關系不大,姚鼐的詩學觀念似乎也與袁枚異路,但我們不能忘記,姚鼐是為袁枚撰寫墓志銘的作家,他們的關系會一般嗎?近年已有學者注意到袁枚和桐城派的關系(周新道《袁枚詩論初探——兼論與桐城派的關系》,《江淮論壇》2001年第6期),這也是需要專門討論的問題。如果我們考慮到袁枚在乾隆后期無遠弗屆的影響,就可以將一些看似無關的議論與袁枚的性靈詩學聯系起來。但這需要廣泛的閱讀,更深入地發掘史料。
三、 對清代后期詩學的影響
一個挑戰各種流行學說并且與傳統觀念為敵的藝術家,最終通常也會淪為后輩敵視的異類。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奈晚年,當屬于新時代的畫家們眾叛親離紛紛棄他而去時,他卻懷著喜悅和深深的滿足說:“我的自豪僅此而已——當今這個新時代的人,以我為敵?!痹缎疫\地沒看到舉世以他為敵的那一天。在他生前,除了一些正統文人對他的生活作風有所不滿,有些規勸甚至要給予某種制裁外,沒有人否定他的詩歌成就。其性靈詩學在乾隆后期更是風靡一世,就像郭紹虞先生說的,“在當時,整個的詩壇上似乎只見他的理論;其他作風,其他主張,都成為他的敗鱗殘甲”(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66頁)。隨著《隨園詩話》的陸續刊行,袁枚詩學的影響在乾隆末嘉慶初達到頂峰。近年學界已注意到,《隨園詩話》一書乃是清代版刻史上的一個奇跡,竟然刊行不久即出現翻印本。袁枚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作《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近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詩云:“自梓詩文信未真,麻沙翻板各家新。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保ㄔ丁队嗨鞒郀┰娫挶蝗》褰剛}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三)《詩話》補遺卷三也提到,“余刻《詩話》《尺牘》二種,被人翻板,以一時風行,賣者得價故也”(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三)。嘉慶九年(1804)即日本文化元年,神谷謙、柏昶就根據乾隆五十七年刊十六卷補遺四卷本,重編《隨園詩話同補遺》十二卷,去行世僅十三年,可見行銷、流播之速。道光末李樹滋撰《石樵詩話》,曾提到:“近日詩話之盛行宇內,無如袁簡齋《隨園詩話》,幾乎家有其書矣。”
(李樹滋《石樵詩話》卷三,道光二十九年湖湘采珍山館刊巾箱本。按:書中曾記道光二十六年(1846)晤李湘山事,知撰于道光末)晚清吳趼人所著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25回也提到袁書是“人人都看見過的”。迄止清末,《隨園詩話》至少已刊行三十多種版本,另有多種鈔本、改編本傳世。其版本之多,在經書之外,堪與《三國志演義》《紅樓夢》《聊齋志異》并列為清代四大暢銷書(王學泰《隨園詩話趣談:清代中葉暢銷書趣談》,《人民日報》2010年6月14日),無可爭議地是清代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詩話。其影響不只限于中土,也波及鄰國?!峨S園詩話》補遺卷四已載朝鮮史臣樸齊家以重價購《小倉山房集》,其性靈詩說也隨之流傳于朝鮮,對朝鮮詩話產生一定影響(袁枚詩學對朝鮮的影響,崔日義《韓國朝鮮后期詩壇接受袁枚詩學之狀況》[《蘇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一文曾涉及,可參看)。
但同時袁枚也是身后遭受唾罵最烈的文人,錢鐘書《談藝錄》曾專門指摘清人對他的批評。凌廷堪《絕句四首》有云:“自怯空疏論轉嚴,儒林文苑豈能兼?不聞盧駱王楊輩,樸學曾將賈馬嫌?!边@是批評袁枚鄙薄從事經學考訂之士。戚孝標《袪惑》也有“人品不足齒,詩文亦何論。況觀所論著,無一究根源”的叱責(戚學標《景文堂詩集》五古,乾隆刊本)。劉廣智甚至曾撰詩話一卷專詆袁枚,見王昶《湖海詩傳》。此外像查梅史斥之為風雅罪人,譚獻斥之為文妖,不一而足。就連一生追慕袁枚的俞樾,《春在堂隨筆》卷十論及袁枚紀游冊,也很不以狎褻為然,遑論他人?晚清朱庭珍概括袁枚性靈詩學流行的原因,說,
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為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游戲為風趣,粗惡頹放為雄豪,輕薄卑靡為天真,淫穢浪蕩為艷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一盲作俑,萬瞽從風,紛紛逐臭之夫,如云繼起。因其詩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疏易于效顰。其詩話又強詞奪理,小有語趣,無稽臆說,便于借口。眼前瑣事,口角細言,拈來即是詩句。稍有聰慧之人,挾彼一編,奉為導師,旬月之間,便成詩人;鈍根人多用兩月工夫,亦無不可。于彼教自雄,誠為捷徑矣。(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第4冊)其影響波及之久,直到朱庭珍評述性靈派名家之得失,猶不能不深惡痛絕,視同仇讎,稱“學者于此等下劣詩魔,必須視如砒毒,力拒痛絕,不可稍近,恐一沾余習,即無藥可醫,終身難湔洗振拔也。予固知今人多中彼法之毒,其徒如林,此論未免有犯眾忌,將為招尤之鵠。然為詩學計,欲扶大雅,不能不大聲疾呼,痛斥邪魔左道,以警聾聵而挽頹波!”(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第4冊)感覺其恐懼仇視之甚,不亞于當年長老之嚴誡子弟不許接近金圣嘆。對袁枚的思想、文學、詩論給予好評,甚至封為意識超前的進步思想家,都是民國以后的事了。這對袁枚恐怕也是不虞之譽,當其撰著詩文詩話時所始料不及的。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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