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帝劉驁
漢成帝劉驁,字太孫,甘露三年(前51)生于長安。出生時,祖父宣帝在位,父親劉奭為皇太子,母親王政君為太子妃。由于是太子長子,所謂“世適皇孫”,宣帝對他特別喜愛,不僅時常把玩于膝下,其名“驁”、字“太孫”亦親自所起。
劉驁3歲時宣帝去世,父親繼位為元帝,他被立為太子。根據漢代通行的《春秋》“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原則,他母親王妃先被立為倢伃,三日后又立為皇后,而外祖父王禁被封為陽平侯。
和其父、祖一樣,在“獨尊儒術”的風尚下,劉驁自小開始讀經。歷史記載他曾向《詩》學大師伏理學習過《詩經》。到青少年時代,他對儒經更加推崇,特別是《詩》,已相當精通。所以其性格也“寬博謹慎”。史書上曾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例:有一次元帝要召他急見,如果爭取時間,他可以橫穿皇帝獨行的“馳道”,很快來到皇宮,但他卻謹慎地繞道而行,很晚才到。成帝這種“寬博謹慎”的性格,對他以后的統治曾產生很大影響。
劉驁的太子地位一直比較穩固,元帝還曾特命附馬都尉、侍中史丹專門照護太子。但是到元帝晚年卻產生了危機。原因有兩方面: 一是成帝長大后生活過于安逸,史載他“幸酒,樂燕樂”。盡管這與他生活優越有很大關系,可在元帝看來,作為皇儲卻不該如此享樂。二是元帝對他的兄弟定陶王劉康有偏愛。成帝有兩個異母兄弟①,一個是少弟中山王劉興,馮昭儀所生,另一個就是劉康。劉康是當時元帝的寵妃傅昭儀的兒子,史載“多材藝”,所以元帝對他特別喜歡: 出則同輦,坐則側席,多次想改立他為太子。到竟寧元年(前33),情況更為嚴重。元帝當時病重,傅昭儀、定陶王勤于侍問,太子很少進見,元帝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即漢武帝)故事”。這表明,元帝已準備仿效景帝廢長立幼,改立定陶王為太子。皇后、成帝及其大舅衛尉侍中王鳳等人極為憂慮,卻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幸虧是史丹直接到元帝的病榻前為太子陳情,加之元帝考慮宣帝曾甚愛太孫,才保住了成帝的太子地位。以后再沒有出現波折。不久,元帝去世,成帝繼承皇位,時年19歲。
成帝繼位的第二年,改年號為“建始”,5年后又改元“河平”,以后每四年改元年號,先后是“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至綏和二年 (前7) 去世,共在位27年。
和所有皇帝一樣,成帝的生活也是相當腐朽的。早在為太子時,成帝就 “湛于酒色”。繼位后,更有很多荒唐之事。他在位的后期曾好為微行,經常帶侍從十余人,便服出入市里。還曾置私田于民間,蓄私奴車馬于北宮。以至許多大臣都為此感到痛心和失望。谷永就曾數次進諫說: “《易經》說 ‘得臣無家’,就是說天子既然以天下人民為臣,也就不再有私家。現在陛下放棄天子的至尊,喜歡普通百姓的賤事;不喜歡高美的尊稱,卻愛好匹夫的賤名;召聚一些放蕩無義的小人,作為私客;在民間購置私田,養私奴、備車馬于北宮; 又往往單身與一些小人日夜相伴,在吏民之家聚成一團喝酒,實在讓群臣感到擔憂和痛心。諸侯做夢獲得了土地,還是國家的不祥之兆,更何況天子置私田財物,做普通百姓的事呢?”但成帝根本不聽。其生活的腐朽由此可見一斑。
成帝共立了兩個皇后: 一個是許皇后,一個是趙皇后。許皇后系元帝時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許嘉之女。成帝為太子時,即由元帝選配成婚。許妃曾生有一男,后來夭折。成帝即位不久,立為皇后,生一女,又夭折。這位許后其人聰慧,善史書,史載“自為妃至皇后,常寵于帝,后宮嬪妃希得進見”。這種無子而專寵的情況,為她以后被廢埋下了禍根。為使成帝早日能有繼嗣,王太后及王氏諸舅對她這種專寵越來越表示不滿。于是就借當時所謂“災異”,指使劉向、谷永等上書陳言其咎。成帝也頗有同感,就采取措施,裁減皇后費用,從而導致了一場皇帝與皇后關于 “椒房”用度的爭論。結果皇后閉門自省。這樣,許皇后就慢慢失寵了,成帝又有了更多的新愛。到鴻嘉三年 (前18),皇后的姐姐許謁為媚道,咀咒后宮懷孕的王美人及帝舅王鳳,事發覺,許皇后受牽連被廢處昭臺宮,在位共15年。
許皇后被廢后,趙皇后繼位。趙皇后號“飛燕”,本長安宮人,后為陽阿公主家舞女,因身輕善舞,故號為 “飛燕”。成帝微行,至陽阿公主家,被她婀娜多姿的舞伎所吸引,便召入宮中。以后聽說其妹貌美,又召其妹入宮,二人均封為倢伃,史載貴傾后宮。這時許皇后已失寵,為了登上皇后寶座,趙氏姊妹參與了對許皇后的陷害。許皇后被廢,飛燕立為皇后,其妹被立為昭儀。趙皇后姐妹以后10年間始終受寵于成帝,但也始終沒有生子。為維護其專寵,她們對后宮有子的嬪妃極力摧殘,以至 “生子者輒殺,墮胎者無數”。當時就有“燕飛來,啄皇孫”的童謠。成帝死后,趙皇后被尊稱為皇太后。盡管當時大臣都要求廢黜趙氏,但由于趙皇后曾力主策立哀帝為太子,于哀帝有私恩,因而只是迫令其妹趙昭儀自殺,哀帝仍然尊她為皇太后。一直到哀帝去世,王莽執政時,以太皇太后的名義廢趙皇后為庶人,趙氏才被迫自殺。
至于成帝的嬪妃,比較有名的則有班倢伃、衛倢伃。班倢伃系東漢史學家班彪之姑,成帝即位之初選入后宮,曾受到成帝特別寵幸,生有一男,數月夭折。衛倢伃,原為侍者,姓李名平,因得幸,成帝比之孝武衛皇后,賜姓“衛”,故謂衛倢伃。無子。自趙飛燕等入宮,班、衛二倢伃即失寵。
班彪曾贊美成帝是“善修容儀”、“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寬納直諫,公卿稱職,奏議可述”。但實際卻是政績平平。成帝繼位后,即尊封母后為皇太后,以大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握朝中實權。特別是成帝生性懦弱,加之王鳳又是其大舅,他在朝政上對王鳳就更加謙讓。如史書記載,成帝有一次想任才子劉歆為中常侍,沒有告訴王鳳,王鳳知道后不同意,他心里雖然不情愿,也只好不了了之。當時的朝政基本是操縱在外戚王氏的手里。他們專橫跋扈,結黨營私,把整個國家搞得一片混亂。所謂“公卿見 (王) 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就是這種狀況的一個側面。
對成帝來說,其足以稱道的政績是減輕賦錢、禁奢侈和強化皇權。前者是在建始二年(前31)實施。這一年成帝始定長安南北郊,為求吉慶,下詔減天下賦錢,人算四十。漢代算賦按制度是人算一百二十,現減算四十,數目雖有限,但對負擔沉重的廣大農民仍不啻是一福音。
成帝的禁奢侈是在永始四年(前13)。這時,統治者已日趨腐朽,他們不再考慮如何勵精圖治,而是爭為奢侈,過著聲色狗馬的生活。例如對外戚王氏五侯,史書記載說:“而五侯群第,爭為奢侈,賂送珍寶者,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列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 大修屋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綿不斷。”為了漢家王朝的長遠利益,成帝在這一年下詔禁止奢侈。這在當時雖然沒有多大的效用,但總有一定意義。
至于成帝的強化皇權,主要是設置尚書和三公。尚書的設置是在建始四年(前28)。這一年,成帝初置尚書5人,1人為長官,稱“尚書仆射”; 4人分為四曹: 常侍曹,掌管公卿事務;二千石曹,掌管郡國二千石官員事務;民曹,掌管吏民上書事務;客曹,掌管少數民族及國外往來事務。尚書的職權范圍很廣,實際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它的設置表明皇帝加強了對朝廷事務的控制。三公制度的實施是在綏和元年 (前8)。這一年,成帝下詔罷將軍官,以大司馬驃騎將軍為大司馬,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封列侯,俸如丞相,標志著三公制的開始實行。因為大司馬、大司空的職權和地位都和丞相一樣,所以和丞相一起合稱為 “三公”。三公制的設置是當時皇權加強、與相權矛盾進一步發展的產物。表面上看,成帝置三公不過是改一丞相為三丞相,但實際上,丞相取權一分為三,三公互不統轄,這必然會加強皇帝的專制獨裁。
成帝一直無子,在位晚期身體多病,自己也意識到了不會再有兒子。在元延四年(前9),他下令朝中議以藩王為太子。當時的人選一個是他的少弟中山王劉興,一個是姪子定陶王劉欣。御史大夫孔光根據《尚書》殷代王位繼承是兄終弟及,認為中山王系元帝之子,可為太子; 而外家王氏和趙皇后則認為漢家制度是父子相繼,定陶王系成帝之姪,宜為太子。最后成帝裁決: 兄弟不相入廟,且中山王不才,而定陶王多才,立定陶王為太子。第二年,即綏和元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征定陶王,立為皇太子。以光祿勛師丹為太傅,立楚孝王孫劉景為定陶王,以奉定陶恭王祀。成帝在立太子的第二年去世,太子繼位,即哀帝。
成帝在位27年,先后曾任用匡衡、王商、張禹、薛宣、翟方進等五名丞相。①除王商系宣帝外家、薛宣淺知經術外,其余三人皆當世著稱的經學大師。這鮮明反映出西漢后期 “士之以儒進”的時代風尚。由于從西漢中期丞相權力就受到削弱,實權掌握在領尚書事的大司馬大將軍手里,因而他們大多是持祿保位,政治上沒有多少建樹。現簡介如下: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縣 (今山東棗莊) 人。幼時家貧,靠傭作為資求學,從師后蒼學《詩》。經苦讀,在《詩》學上有很深造詣。太學諸儒曾贊揚說: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 《詩》,解人頤。”元帝為太子時對匡衡的 《詩》學就很欽賞,即位后任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建昭三年 (前36),任為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即位,匡衡繼任丞相。其政績主要是上疏戒妃配,勸學經學威儀之則,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等。建始三年(前30),他因 “專地盜土”,為有司彈劾,被免為庶人。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 (今河北博野) 人。父親王武,以宣帝舅封為樂昌侯,死后王商嗣侯。元帝時,任右將軍、光祿大夫。元帝晚年,曾護佑太子。成帝即位,任左將軍。匡衡免相后,代衡為丞相。其 “為人質樸有威重,長八尺余,身體鴻大,容貌甚為絕人”。任相時,與大將軍王鳳不和,數有齟齬。終因王鳳指使左將軍史丹等奏王商“有不忠執左道之罪”,而被免相。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縣 (今河南軹城) 人。早年入長安求學,從師沛郡施讎受《易》,瑯邪王陽、膠東庸生受 《論語》。后成為著名的 《論語》大師,有所謂 “欲為《論》,念張文”的美稱。成帝為太子時,任太子《論語》經師。成帝即位,以帝師賜爵關內侯,拜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 (前25)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張禹任相六年,在位碌碌。鴻嘉元年 (公元前19年),以老病上書請求致仕,成帝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相就第。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縣 (今山東郯城) 人。初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后以大司農斗食察孝廉。成帝即位不久,以 “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后出為臨淮太守、陳留太守,入遷為少府,御史大夫。張禹免相后,即任為丞相。其“為人好威儀”,“為吏賞罰明”,但亦有“煩碎無大體”之譏; 又以經術淺,頗為成帝所輕。任相不到三年,至鴻嘉三年 (前18),因鎮壓農民起義不力而被免相。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家世微賤,少年辭母到京師求學,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書。從太學博士受《春秋》,以射策甲科為郎。歷任議郎、博士、朔方刺史、丞相司直、京兆尹、御史大夫。薛宣被免相后,任為丞相。在位九年,史載其“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最突出的政績就是執法刻深,奏免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至綏和二年 (前7),以天譴災異及為昏亂被成帝賜死。
成帝時期,漢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比較友好,因而這一時期也少有著名的軍事將領。唯一可稱為名將的,就是以輕兵定烏孫的段會宗。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今甘肅天水)人。元帝末年任西域都護。為人“好大節,矜功名”,在西域頗有威信。成帝時曾調任沛郡太守、雁門太守。陽朔中,因西域諸國上書請求成帝調段會宗回西域,再為西域都護。元延年間,烏孫國內亂,大將末振將殺死親漢的國王大昆彌,末振將死后立其太子禹丘。成帝當時準備派大軍入烏孫擊番丘。而段會宗怕番丘聞訊逃亡,僅選精兵30騎,直入烏孫,召番丘,手劍格東番丘,凱旋而歸。段會宗后病死烏孫,時年已75歲,西域各國都為他發喪立祀。
成帝時期,天下相對安定,社會經濟又有了一定發展。當時的科技、文化有長足的進步。
在農業生產技術上,成帝時期出現了一部著名的農書—《氾勝之書》。作者氾勝之是山東曹縣人,成帝時任議郎。他曾在京城長安附近的三輔 (今陜西中部地區) 地區指導過農業生產,成效很大,后升為御史。他的 《氾勝之書》總結了西漢時期我國北方特別是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書中對耕作提出了 “趣時” (趕上雨前雨后最合適的耕地、播種時間)、“和土” (耕、鋤、耱平,使土質松軟)、“務糞澤” (保持土壤肥沃、濕潤)、“早鋤早獲” (及時中耕除草和收割) 等基本原則。還列舉了栽培作物十多種,并對每種作物從選種、播種、收獲到儲種,都作了精確敘述。此外,還記載了兩項特殊的農業技術: 一項是關于種子處理的 “種法”, 又一項是能集中使用水、 肥的“區 (窩)種法”。這些都突出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
成帝時期,我國的天文學也有了新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天象記錄上。
河平元年(前28),我國出現了世界上公認最早的太陽黑子記載。如:“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它詳細記載了太陽黑子出現的時間和位置,充分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于天象觀察的細致。不僅是太陽黑子,成帝時還留下了我國古代對哈雷彗星觀察最詳細的記載。“元延元年(前12)七月辛未,有彗星現于東井,踐五諸侯(星名,下皆同),出河戍北率行軒轅、太微,在日后六度有余,晨出東方。13日夕見西方,犯次妃、長秋、斗、填、烽炎再貫紫宮中。大火當后,達天河,除于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攝提,至天市按節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法,56日與倉龍俱伏。”哈雷彗星繞太陽運行周期平均是76年,出現時其形態壯麗,炯然易見。而這段簡潔的文字,則把氣勢磅礴的彗星運行路線、視行快慢以及出現與消失的時間描繪得栩栩如生。這對研究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在文化上,成帝時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圖書收集、整理工作。我國古代的文化典籍原來相當豐富,而到秦代,由于 “焚書坑儒”和楚燒咸陽,很多都已被燒或散佚。漢初廢“挾書律”,民間出現了大量書籍。為此,漢武帝曾制定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收集各類圖書,存于秘府。但仍有很多散佚。所以,到成帝時,他就下詔進行了一次我國最早的大規模的圖書收集整理工作。這項工作由當時的著名學者光祿大夫劉向具體負責。如史書記裁說:“成帝時期,因書籍頗多散佚,使謁者陳農收集天下的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醫術方技。每一書校完,劉向便條其篇目,歸納指意,錄而上奏。”但劉向工作還沒有做完就已去世,后來到哀帝時,他的兒子劉歆繼續工作,才完成他的未竟事業,編成了一部我國最早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七略》現已佚失,其主要內容保存在《漢書 ·藝文志》中。《七略》共收有圖書13269卷,分為7類,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并且在每類之中,又分有子目。可以說,既有其系統性,又有其科學性,確實是當時文化上的一大進步。
成帝時期還有不少事情也值得一提,影響比較大的有定 “南北郊”制、反對外戚專權和階級矛盾的激化。
成帝定“南北郊”制是在建始元年(前32)。所謂“南北郊”,就是在京城南郊祭天,在京城北郊祭地。成帝剛剛即位,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張譚就向他建議在長安定南北郊。他們說:“皇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接受天的指命,而接受天的指命最重要的就是進行祭祀。按照天為陽,南亦為陽,地為陰,北亦為陰,應該在京城南郊祭天,在京城北郊祭地。這樣,上天對于天子,就會在各個不同的祭祀場所接受天子的祭祀。”因此,成帝接受了他們的提議,這一年改于長安作南北郊,同時罷甘泉、汾陰祠(原祭祀天地之所)。第二年,他就開始郊祀長安南郊,并自稱:“不久前把祭天的泰畤、祭地的后土從甘泉、汾陽遷到長安南郊和北郊,我親身在南郊祭祀上帝,皇天立刻報應,神光并現。”
但不久,匡衡因犯法免官爵,朝中有人提出“不當變動祭祀”,成帝又開始動搖。后來因成帝久無繼嗣,就以皇太后的名義下詔罷南北郊,恢復以前的舊制。成帝又親自郊祀,但最終還是沒有得到繼嗣。到成帝末年,朝中又有多人建議以定南北郊為宜。成帝表示贊同,但這一次沒有付諸實施。一直到他死后,為了表示順從皇帝意圖,才由皇太后下詔恢復了南北郊制。
成帝在位27年,外戚王氏始終把持著朝中大權。出于對漢家王朝的忠心和王氏專權的黑暗以及個人的出路,不少地主階級的有識之士都曾大聲疾呼,應罷免王氏。其中,以王章和劉向最為知名。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 (今山東泰安) 人。少以文學為官,成帝即位,征為諫大夫,升為司隸校尉,后選為京兆尹。王章在朝中素以剛直著稱,當時王鳳擅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他就借言日蝕奏封事,提出不可以讓王鳳長久掌權,應把他罷免,選忠賢代替。理由有三條:一是日蝕象征“臣專君”,這本來是指王鳳的專權,王鳳卻把它推到定陶王劉康身上,硬逼著就藩。二是原丞相王商系先帝外家,為人守正,因不肯附合王鳳,便遭陷害,朝中官員和百姓們都為他感到冤枉。三是王鳳知道自己妾妹張美人已經嫁人,按禮不該再送入后宮,卻借口其生育能力強,獻給皇上,為自家謀私。成帝本來就對逼定陶王就國、罷免王商很不滿意,看了王章的上書,決定要罷免王鳳。但消息卻被走漏。王鳳知道后,先發制人。他稱病上疏以辭職要挾,其妹王太后也流淚、絕食向成帝施加壓力。緒果王鳳不但沒有被罷免,王章反而因此獲罪。成帝為安慰王鳳,命尚書劾奏王章 “非所宜言”,逮捕下獄。后王章死在獄中,其妻子兒女被徙于合浦 (今廣東合浦東北)。至于劉向,對王氏的專權更是多次上書反對。劉向,字子政,是西漢的宗室,楚王劉交之后。他博學多識,對王氏專權給漢家王朝所造成的危害看得特別清楚,他多次向成帝進諫要求罷免王氏。成帝雖然認為劉向講得很對,但最終也沒有奪王氏大權。
成帝所以把大權始終交給王氏,有多種考慮。他當然知道要維護劉氏王朝,但他深知士人并不可靠。因為士人執政大多會結黨營私。宦官也不能依靠。元帝曾以為 “中人(即宦官)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任”,但實際他們執政更是結黨專權,為所欲為。在成帝看來,最可靠的還是外戚。因為他能登上皇帝寶座,外戚就為他出過很大力。當然,他對外戚也不是一點顧慮沒有。漢初諸呂叛亂他是深知的,朝中大臣不斷上書反對王氏他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也曾懷疑王氏。他最初接受王章封事并以 “天變”問張禹,就表明了這種心境。但在各種壓力和張禹為王氏庇護的解釋下,加之他生性柔懦、對母舅這種血緣關系還抱有幻想,經過反復猶豫,最終還是打消了對王氏的懷疑。所以,終成帝一朝,盡管反對王氏專權的呼聲此起彼伏,但由于成帝的支持,王氏始終掌握著朝中大權。以至到了王莽,終于另立王朝,取劉氏而代之。
隨著統治階級的逐漸腐敗,在成帝時期,階級矛盾已非常尖銳。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所造成。當時的貴族、官僚、地主都在瘋狂地兼并土地。如丞相張禹,“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 (水)、渭 (水) 灌溉良田,極肥沃高價”。而外戚王立竟公然在南陽霸占草田數百頃,連皇帝出租給農民新開墾的荒地都被他吞并。同時,由于統治者拼命搜括和揮霍,農民的負擔也越來越重。王莽就曾指出:“漢朝說是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實際卻常有更賦,甚至老弱病殘者都要交納。”成帝營作昌陵,花費錢財達一百多億,更給人民造成很大痛苦。因為要修造昌陵,當時挖了百姓幾萬個墳墓,而且工匠的生活也沒有保障,發生饑荒,死亡流離的有幾十萬人。就連劉向都批評說: 這是“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再加上成帝時水災連年,就更使農民難以生存。很多農民紛紛破產,社會上不僅出現大批流民,而且由于破產農民的賣身為奴,也使得奴婢數量猛增。這樣一來,農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從而爆發了連綿不斷的小股農民起義。
成帝初年,在關中南山(今陜西西安南)一帶有棚宗等數百人起義,歷時一年多,以至京城長安都為之震動。
河平三年(前26),東郡薦平(今山東茌平)侯母辟兄弟五人聚眾起義。他們攻燒官府,虜縣長吏,并奪取印綬,自稱為 “將軍”。
陽朔三年 (前22年),潁川 (今河南禹縣)鐵官徒 (被官府罰作冶鐵的刑徒) 申屠圣等180人起義。他們殺長吏,奪武器,起義范圍涉及到9郡之廣。
鴻嘉三年(前18),廣漢(今四川梓潼)鄭躬等60余人起義。鄭躬自稱“山君”,曾堅持斗爭一年多,人數發展到近萬人。
永始三年(前14),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13人起義。樊并稱“將軍”,殺死陳留太守,并奪取地主、官吏的財物。
同年,山陽 (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228人起義。蘇令自稱“將軍”,率眾進攻官府,奪取武器,曾歷經郡國19個,殺死東郡太守和汝南都尉。
這些農民起義最后雖然被鎮壓下去,但表明當時的階級矛盾已經極為尖銳,西漢王朝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統治危機。而以成帝為首的統治集團還在歌舞升平,過著紙醉金迷的腐朽生活,這就不能不使西漢王朝更快地走向自己的末日。
綏和二年 (前7)三月,成帝在長安宮中突然病故,時年46歲。死后葬延陵,謚號“孝成皇帝”。王莽執政時,尊廟號為 “統宗”。
① 劉驁還有一個異母妹妹,傅昭儀所生,即平都公主。① 任丞相的還有孔光。當時成帝已決定拜孔光為相,成帝卻突然病死。孔光的拜相儀式是在成帝的靈前進行的。故本文略去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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