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近代散文作品·清代·答沈大宗伯論詩書》簡析

袁枚著。見《小倉山房文集》。沈大宗伯即沈德潛，沈曾任禮部尚書，舊稱為大宗伯。在這封信中，袁枚以“性靈說”與沈德潛的“格調說”展開了一番辯論。沈德潛認為詩“必關系人倫日用”，與封建倫理道德緊密結合，并強調古人格律，以唐以上詩為斷限，賤今厚古。袁枚以性靈論詩，他認為人的個性不同，性情各異，因此在詩歌題材上，除了抒寫有關“人倫日用”的思想道德外，其他抒寫個人性情的題材也不可廢。在古與今、繼承與創新的問題上，袁枚認為格調說，足以壓抑人的性靈。但他并不一概廢棄格調，而反對一味擬古，定于舊框的格調。“格律莫備于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詩歌的藝術形式有其繼承關系，然而“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必同于古人，亦不必貴古賤今。“詩有工拙”之分，而不應有古今的區別。如果襲古人之貌，拘古人之跡，就會湮沒個性，成為“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的鸚鵡。他提倡一個“變”字，所謂“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人學唐變唐”，只有在繼承中有所創新，“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心”，即詩人的個性。袁枚在信中提倡詩在內容和形式上的變與創新的見解，具有辯證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