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鐘》的主要內(nèi)容,《警世鐘》導(dǎo)讀

《警世鐘》是20世紀(jì)初年與 《猛回頭》齊名的著名愛國主義宣傳著作。陳天華著。1903年繼 《猛回頭》之后出版于日本東京。有1903年初版本和1904年增補本兩種。通行本系根據(jù)曹亞伯著《武昌革命真史》所收文字排印，經(jīng)考訂，屬初版本。后全文收入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陳天華集》中。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劉晴波、彭國興編校的《陳天華集》第2版，又將《警世鐘》再版本增補內(nèi)容，標(biāo)明注出，可作對比閱讀，為當(dāng)前較完整版本。

陳天華(1875—1905)，原名星宿，字星臺、過庭，別號思黃，湖南新化人。母早亡，父為鄉(xiāng)村塾師，家境清寒，十五歲始入蒙塾。后經(jīng)人資助入新化資江書院、新化實學(xué)堂及長沙岳麓書院就讀。1903年以官費東渡留學(xué)日本，入弘文學(xué)院師范科。不久即積極參加?xùn)|京拒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活動，并于這年秋天寫下了《警世鐘》。

《警世鐘》開頭即以 “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xiāng)誰遣警鐘鳴?”詩句向同胞宣傳中國已面臨滅亡的局勢，中國人民“從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鍋子里的魚肉，由他要殺就殺，要煮就煮，不能走動半分”，“槍林炮雨，是我們同胞的送終場;黑暗牢獄，是我們同胞的安身所。”

陳天華指出造成這種亡國滅種局面的主觀原因，在于清朝政府和頑固黨“不于變法”和“遇事阻撓，以私害公”。他抨擊清政府直到辛丑條約以后，才被迫“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實何曾實行過，不過借此掩飾國民的耳目，討討洋人的喜歡罷了。不但沒有放了一線的光明，那黑暗倒反加了幾倍。到了今日，中國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癥”。

他接著指出中國眼前已遇到了真實的被瓜分的形勢，但痛心于有些中國人“倒幫著外國人殺中國人，全不要外國費力”。他更恥于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淪落，“到如今，由頭等國降為第四等國”，甚至做了帝國主義的“牛馬還不算，還要滅種，連牛馬都做不著”。

陳天華并沒有完全陷入悲痛而氣餒。為了避免被瓜分的命運，追求近代民族獨立的精神，他以豪邁勇敢的氣概號召人們： “洋兵不來便罷，洋兵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語句沉痛，無愧處于當(dāng)時反侵略前列的氣度!

《警世鐘》的后半部分系為了 “救我中國”這一目的，提出了 “十個須知”和 “十條奉勸”，作為具體的愛國步驟。

“十個須知”強調(diào)瓜分之禍?zhǔn)?“亡國”“滅種”，侵略的各國仍然支持清政府壓制人民; 指出救亡的緊迫性，“只有死死苦戰(zhàn)，才能救得中國”。要求認明 “種族”和 “國家”“人人有份”; “國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個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資本的東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要著急，東家越加要著急”。要求若拒外人“要先學(xué)外人的長處”，首先學(xué)習(xí)其 “愛國、有公德、不做外種的奴隸”的精神，還要去掉我們民族自己的短處，要“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蠻排外”。這些都強調(diào)了民族獨立、愛國和為之犧牲的精神。

十條“奉勸”是向全國各階層的人們進行號召。奉勸做官、當(dāng)兵的人，要 “盡忠報國”;貴族要 “毀家紓難”;讀書士子，要 “會說”“會行”，富的 “舍錢”，窮的 “舍命”; 勸新、舊兩黨，各除意見，都要愛國; 會黨要“文明排外”，教民要“愛國為主”，婦女“也要想救國”。

在愛國的前提下，各階層一致對外以救亡，這是陳天華敲響警世之鐘聲的主要內(nèi)容。這是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呼喊。也不可避免地帶來當(dāng)時的幼稚和弱點：有強烈的反侵略要求，但缺乏明確的途徑;揭露清政府的腐朽和主張反滿，但尚未能達到以革命推翻專制制度的認識。雖然如此，在當(dāng)時革命宣傳中影響很大，為辛亥革命準(zhǔn)備階段的重要讀物之一。

參考文獻

• 1. 劉晴波、彭國興編校: 《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版, 1982。
• 2. 陳匡時: 《 〈猛回頭〉 和 〈警世鐘〉 的寫作年代》,1963年4月25日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