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變記》的主要內容,《庚子國變記》導讀

《庚子國變記》是最早系統(tǒng)記述義和團運動的一部紀事本末體歷史著作。清李希圣撰。該書所記多為作者親身經歷和見聞，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研究義和團運動的重要文獻。最早版本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初刻本，另有民國十二年(1923)抱冰堂刻本，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一冊全文收入，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 (下冊) 亦收入。

李希圣(1864—1905)，湖南湘鄉(xiāng)人，光緒進士，義和團運動時期官刑部主事，后任京師大學堂提調。在士大夫中間，他屬于傾向維新的一派，《王先謙致繆荃孫書》中諷他“學問可惜，而不足于鄉(xiāng)評，殆亦好新之累。”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時，他曾聯(lián)系當時在京的清廷官員于式枚、黃石孫等人，往見美國傳教士李佳白、丁韙良以及美國駐華公使康格，謀劃營救光緒皇帝。《庚子國變記》系他根據(jù)這一時期的日記改編而成。傳世著作另有《庚子傳信錄》一卷，所記內容與《庚子國變記》大體相同，惟字數(shù)僅及原書的三分之一。此外，尚有署名小山秉信著的 《庚子傳信錄》一卷，明治三十五年(1902)東京嵩云書社鉛印本，內容與李撰《庚子傳信錄》完全相同，惟增松平直三郎序及作者自序。據(jù)羅惇曧云：“亡友湘鄉(xiāng)李希圣亦元，庚子在圍城中，所記日記極詳雅，以觸犯多，不肯示人，有竊錄之者，署名日人小山秉信著，稱《庚子傳信錄》付印，較原著不及十之四五。”果如羅氏之言，則此書即李希圣《庚子傳信錄》之節(jié)本。羅惇曧亦著有《庚子國變記》一卷，其內容大抵取材于李撰《庚子國變記》。

《庚子國變記》共一卷，約一萬八千余字，以年月日為序記述，起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迄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二十日，以下原文闕失。開篇從慈禧太后預謀廢光緒立載漪之子溥㑺為大阿哥寫起，對義和團進入畿輔、帝后兩黨主戰(zhàn)與主和之爭、后黨集團招撫和利用義和團、向列強宣戰(zhàn)、攻東交民巷和西什庫教堂、主剿派五大臣被殺、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出逃西安、沙俄出兵入侵東北、東南互保協(xié)議、李鴻章奕劻為全權大臣簽訂《辛丑條約》、慈禧太后與光緒回鑾行至河南開封等歷史事件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述。全書采用夾敘夾議的寫作手法，在記述歷史事件的同時夾以評論，寓褒貶于敘事之中，觀點表現(xiàn)在字里行間，被認為是當時“傳誦”的佳作。

《庚子國變記》對義和團持否定態(tài)度，書中充滿了對義和團的誣蔑之詞。認為義和團是“拳匪”、“拳禍”，“公為寇盜，虜掠殺人，協(xié)取財物不能應，輒夷其宗，喜縱火延燒，常數(shù)百家。”書中甚至還出現(xiàn)了義和團兩次殺人各達“十數(shù)萬人”的記載。這種任意夸大和缺少具體內容的記載，說明了作者本人的立場觀點。相反，對義和團英勇抗擊八國聯(lián)軍的歷史史實，書中卻沒有記載。可以看出，在對待義和團的問題上，作者是和主剿派的觀點一致的。

《庚子國變記》對帝后兩黨褒貶分明，褒帝黨而貶后黨。贊同帝黨集團和洋務派官僚反對宣戰(zhàn)、鎮(zhèn)壓義和團的主張，對主剿派失勢和五大臣被殺表示惋惜和同情，認為“天下冤之”，對東南各省督撫與列強的互保協(xié)議推崇備致，認為是“雖用以自全，然國亦蒙利矣。”對慈禧太后及其后黨官員則頗多譏諷。如記義和團“慘酷無復人理，而太后方日召其黨，所謂大師兄，慰勞有加焉”;“自有書契以來，蓋未聞奉詔而為官寇，寇而獎為忠義，如今是者也。”對后黨集團的愚昧無知、官場的腐敗黑暗、慈禧太后回鑾時的揮霍鋪張、地方官員的阿諛奉迎等都作了較為詳盡的記述，其嘲諷之意充滿字里行間。

《庚子國變記》是以清政府為中心記述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著作，內容側重于對清朝統(tǒng)治集團活動的記述，而對義和團則涉及不多，記述甚為詳略。對義和團的源起、組織形式以及在山東、京津等地區(qū)的發(fā)生、發(fā)展狀況幾乎沒有什么記載，所記內容多為義和團 “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等迷信活動以及在北京城內攻使館、攻教堂的活動，史料價值不高。其具有史料價值的部分是對清政府和列強活動的記述。如對清朝統(tǒng)治集團內部帝后兩黨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帝后兩黨對義和團和列強的態(tài)度、后黨集團招撫和利用義和團對外宣戰(zhàn)的原因、列強的侵略活動和內部之間的矛盾等問題的記述，都是研究義和團運動所必須掌握和了解的重要史料。

《庚子國變記》也有許多記載失實和不確切的地方。如記西摩爾爾聯(lián)軍進犯北京，認為是因“眾少不得達，至落垡而還。”而實際情況則是因為義和團和清軍的阻擊，西摩爾聯(lián)軍“兵敗不能進”，被迫退回落垡。西摩爾也不得不承認：“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則所率聯(lián)軍必將全體覆沒。”又如記沙俄出兵東北，認為是清政府陰嗾黑龍江將軍壽山挑釁和盛京副都統(tǒng)晉昌“縱拳民大掠，殺俄護道兵”而致。類似這樣不確切甚至錯誤的記載書中不止一處。

《庚子國變記》刊行以來，以其重要的史料價值而受到普遍的重視。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義和團》將其作為第一篇史料收入，大量的有關研究義和團運動的著作、論文等吸收和采用了該書的觀點和史料，影響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