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學叢書》的主要內容,《農學叢書》導讀

《農學叢書》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傳統農學和實驗農學交匯時期編譯的一套農學叢書。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康有為為首的“公車上書”中提出，振興農業要譯外國的農書，還要效法外國，在各地建立農學會。1896年夏秋之際，羅振玉、徐樹蘭、蔣黻、朱祖榮等在上海發起組織務農會。并把編印《農學報》和翻譯東西洋各國農書，作為務農會的主要工作。自1900年起，譯書印報更成為務農會的唯一業務。《農務報》創刊于1897年4月;初為半月刊，1898年起改為旬刊;至1906年停刊，前后共出了315期。《農學報》內容大致分為3類：1. 各省農政，即國內各級地方官員關于農業方面的奏折、公牘和官廳擬訂的有關農業章程規劃;2. 各地農事消息和務農會活動的情況;3.從外國農業報刊上翻譯的文章，也為《農學報》的主體。從1900年起，第二大類內容完全取消，每期只分 “文篇”和 “譯篇”兩大部分。直至停刊，《農學報》每期后面所附1、2萬字左右的外國農書譯文，比正文多得多，一般為4倍。后來將這些譯文抽出，匯訂成冊，就成為 《農學叢書》。從1887年到1905年，共出 《農學叢書》7集。

負責編譯出版《農學報》和《農學叢書》的農學報館，主要由羅振玉負責。為培養翻譯日本書報的人才，1898年，羅振玉創辦了 “東方學社”。《農學報》和《農學叢書》中有半數以上文章為該社畢業的沈纮、樊炳清、王國維、薩端等所翻譯，尤以沈纮翻譯的最多。1905年，兩江總督端方向清廷進呈有關《農學叢書》的奏折中說，羅振玉“家本寒晙”，而所印《農學叢書》裒然成帙，其印刷費用等都是由羅振玉一人所張羅，官府未給予固定的經費。羅振玉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為復雜的人物。字叔言，又字松貞，號雪堂，浙江上虞人。1866年生于江蘇淮安。1896年到上海，常與維新人士來往，“抵掌談天下事”。又因辦《農學報》而為湖廣總督張之洞所賞識。1900年，應張之洞之召，赴鄂主持湖北農務局和農務學堂。1901年11月，由張之洞、劉坤一派去日本考察教育。次年回國，先后任南洋公學監督，創辦江蘇師范學堂，任學部二等咨議官以及京師大學堂的農科大學監督等職。1911年，辛亥革命后，羅振玉離國去日本。從此完全拋棄了原來在農業教育方面的志趣。在日本旅居10年中，從事甲骨文研究，一時頗負盛名。無疑，羅振玉在中國早期農業教育和學術上是有所成就和作出貢獻的。而另一方面，他竭力擁護皇權，特別是在喪權辱國、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他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相勾結，參與偽滿洲國的建立等活動，從而成為中華民族的罪人。1940年病死于大連。

《農學叢書》署“江南總農會編”。7集中包括有233種譯著(一說235種)，600余萬字。其內容極為龐雜，有10余萬字的長篇譯著，也有一、二千字的短文。大部分文章編譯自外國農書，內容包括農業各門學科，另外還翻譯了一定數量中國優秀的古農書和當時某些州縣對本地土產和實業的調查報告。有人統計：7集《農學叢書》所刊載的文章，譯自日本農書的篇數有134種，譯自西洋農書的篇數為18種，選自中國古農書和調查報告為77種，來源不明者6種。日本農書雖占絕大多數，但其中有一些是歐美著作的日譯本。中國農書占有一定比重，表明當時的士大夫認識到，改進中國農業，引進外國農業技術固然很重要，但中國的傳統農業技術也不可偏廢。

《農學叢書》匯集了不少中國古代農業科學技術要籍和民間生產調查內容，反映了當時中國傳統農業的趨勢;同時，它又通過譯述歐美、日本農書，引進了實驗農學。所以，它可算得是中國傳統農學和實驗農學重要交匯的體現。在向中國介紹外國農業科學技術方面，《農學叢書》并不是首創，但前此譯著的內容，很少有像它密切結合國情進行系統分析的，如譯自英國的《農學初階》一書，不僅結合中國傳統農學，強調農事以辨土性為第一;書中并列有“以格致考泥”，“化學考泥”等節，對土壤具體進行理化分析。又《人造肥料品目效用及用法》一書，羅振玉在“編者識”中竭力主張生產和使用化學肥料。說：“人造肥料有數益，功效宏一也;體積減，便運輸二也，可按物之特征而施所嗜之要素三也。”在其他專著和文章中，有提倡引進良種和科學育種的，有宣傳種植牧草以興牧業的，有建議建立病蟲害防治研究機構的等等。其次，《農學叢書》還大力提倡加強商品生產。在《戊戌中國農產物貿易表》一文中說：“表中所載農貿出入，了如列眉，其持論謂中國農事之不修，由于士大夫不講農學，及無工商輔農。”又說：“日本以機器入口，制造其土產為物品輸出之。中國則以原料輸入他國，他國以制物品復輸入焉”。指出了需要加強商品生產，并要進行加工出口的問題。在當時中國傳統農業主要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能夠提出加強商品生產和出口競爭的看法，實屬難得。

參考文獻

• 1. 章楷:《務農會、〈農學報〉、〈農學叢書〉及羅振玉其人》,刊于《中國農史》1985年第1期。
• 2. 楊直民: 《中國傳統農學與實驗農學的重要交匯》,刊于 《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