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主要內容,《詩經》導讀

《詩經》是我國最古的一部詩歌總集。它是西周初至春秋末(約前1066至前541)的詩歌選錄，共305篇。原稱《詩》、《詩三百》或《三百篇》。編者是周代樂師。編定成書的年代約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之后，才出現《詩經》之名，一直沿用至今。漢代傳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漢書·藝文志》均有著錄。漢代以后，齊、魯、韓等三家《詩》相繼亡佚，只有《毛詩》完整地保存下來，其主要注本是漢毛亨的《詩故訓傳》，漢鄭玄的 《毛詩傳箋》以及唐孔穎達的《毛詩正義》。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六朝和唐朝的寫本《毛詩故訓傳》的殘卷;它和晚唐開成石經暨孟蜀 《毛詩》殘字拓本二卷，是現存比較早的毛詩傳本。唐代曾把十三經都刻在石碑上，《詩經》也包括在內，至今保存在西安市碑林。《毛詩正義》的通行本有 《四部備要》本和 《十三經注疏》本。而三家 《詩》的異文別辭都集錄在清人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一書中。該書有民國四年 (1915) 虛受堂家刻本，1987年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了170多片 《詩經》漢簡。經考證，它不合乎 《毛詩》的序列(詳見胡平生等《阜陽漢簡詩經研究》1988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能是三家 《詩》 系統的遺物。

《詩經》當初都是配樂的歌詞，其作者姓名已不可詳考。只有極少數的詩篇可以憑借詩篇的內容和有關資料，考證出作者的姓名。例如《鄜風·載馳》是許穆公夫人所作; 《小雅 ·節南山》是周幽王時的大夫家父所作;《小雅·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大雅·嵩高》和《大雅·烝民》是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所作，《魯頌·閟宮》是魯國的公子奚斯所作等等，而這些作者的生平事跡也所知甚少。

關于《詩經》的編纂者和編輯過程，說法不一。但編纂者是周王朝各個時期的樂官，孔子對《詩經》做過重新校訂的工作，已為多數人所接受。《詩經》中詩篇的來歷有三：《詩經》中的民歌是周王朝從民間和士大夫手上搜集來的。周朝的樂官叫 “太師”，由它派人到各地采風，把各地的歌詞記載下來，收集起來，這是主要的來源;其次，“獻詩”也是搜集詩歌的渠道之一，天子周圍的公卿列士在一定場合要給天子獻詩，上面提到的 《雅》詩中的 《節南山》、《巷伯》、《烝民》、《嵩高》等篇，都是通過“獻詩”的渠道集中到樂師手里的。此外，各諸侯國的樂官，有時把自己所掌握的本國樂歌，派人送給周王朝。三，周王朝的貴族為了某種目的(例如祭祀鬼神、夸宗耀祖)制成樂歌，交給樂官。《周頌》中的某些詩篇，就來自這種渠道。通過上述三種渠道，周王朝樂官掌握的樂歌，經過演奏和潤色，最后編選為《詩經》。漢朝司馬遷等認為《詩經》是經過孔子刪定過的，由3000余篇刪削成305篇(見《史記·孔子世家》)這基本上是不可信的。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這只能證明孔子對《詩經》歌詞的樂譜作過核定工作。

現存的《詩經》即《毛詩》，共305篇(小雅中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等6篇有題目沒有詩，未算在內)，34500多字。其結構分為 《風》、《雅》、《頌》 三部分：

“風”原為地方樂曲的通名。《詩經》中的《風》詩包括周南、召 (shao) 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國國風，共160篇。所謂“國風”，就是指中國周代15個不同地區(主要為黃河流域)帶有地方色彩的樂曲。例如《鄭風》就是鄭國(今河南省鄭州一帶)的曲調，秦風就是秦國(今甘肅天水至陜西一帶)的曲調。國風都是用地方曲調演唱的詩歌，又因為各地區的民情風俗往往在地方樂曲中得到反映，所以朱熹說“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見《詩集傳·國風序》)《國風》中保存了不少民間的口頭創作，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的作品。其主要內容有四個方面：一，反映愛情、婚姻和家庭狀況的詩歌。《周南》 中的 《關雎》、《桃夭》，《召南》中的《摽有梅》、《野有死麇》，《邶風》中的《匏有苦葉》、《靜女》，《鄘風》 中的 《柏舟》、《桑中》，《衛風》 中的 《氓》和 《木瓜》 以及 《鄭風》 中的 《將仲子》、《女曰雞鳴》、《狡童》、《褰裳》、《野有蔓草》、《溱洧》等都是代表作。此類作品的數量占《國風》的一半以上。二，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狀況及反抗情緒的作品。《豳風·七月》寫農奴一年十二個月的艱苦勞動，《周南·芣莒》寫婦女采集車前子的勞動場面。《邶風》中的《擊鼓》和《式微》反映了兵役、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王風 ·君子于役》表現丈夫服役之后妻子獨自勞動的辛酸。《魏風》中的 《伐檀》和 《碩鼠》更加直率地表達了勞動者對剝削者的憤怒與譏諷。三，揭露統治階級丑惡面目的詩歌，《邶風·新臺》、《鄘風·墻有茨》、《陳風 ·株林》，分別揭露了衛宣公、衛公子頑和陳靈公等統治者的荒淫無恥。四，少數愛國主義的詩篇。《秦風·無衣》寫秦國人民慷慨從軍、共同抗敵的愛國壯舉，《鄘風·載馳》寫許穆夫人為拯救祖國危亡而積極求援的愛國熱忱。“二雅” 中的《出車》、《六月》、《采芑》和《江漢》、《常武》等分別歌頌了周人討伐嚴允、淮夷和徐方的勝利，表現了民族自豪感，也具有愛國主義的因素。

《詩經》中的 《雅》是西周 “王畿”(即直屬周天子的地區) 的樂曲。它包括 《小雅》 (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小雅》和 《大雅》又稱“二雅”。“雅”是“夏”的假借字，“夏”是西周王畿的舊稱，是西周貴族的聚居之地，是當時政治文化中心。“雅言”是指在王畿方言基礎上形成的普通話。在王畿地區流行的 “雅” 曲，也就成了樂歌的正宗。《詩經》 中的《雅》是配有 “雅”曲的唱詞，多數是貴族的作品，只有小部分來自民間。從內容上看，除了上面提到的具有愛國主義因素的史詩之外，《大雅》中還有一部分反映周部落起源、發展的史詩： 《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是代表作。在 《二雅》中，政治諷刺詩占重要分量，總數有20多首。《大雅》 中的 《桑柔》、《板》、《民勞》、《瞻卬》，《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旻》等都是這樣的作品。《二雅》 中還有一部分描繪宴飲和有關祭祀的詩。

《頌》是廟堂樂章，是用于宗廟祭祀的樂歌。《頌》分《周頌》 (31篇)、《魯頌》 (4篇) 和 《商頌》 (5篇)三部分，合稱“三頌”，共40篇。在周代，“頌”、“容”二字可以通用，有人便把“頌”和 “舞容”聯系起來(詳見阮元《研經室集·釋頌》);還有人把“頌”和 “禮容”聯系起來，證據均不足。其實，“頌” 與“鏞”通，“鏞”是一種樂器 (大鐘)，后來引申為“曲調”之名。“頌”就是贊美、歌頌的意思，《三頌》的內容全部是為統治者及其祖先的歌功頌德之作。《周頌》是西周時代的作品，或祭祀祖先，如 《武》、《桓》、《賚》等篇，或祈年報賽 ( “報賽”是答謝神佑的意思) 如 《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商頌》是周代宋國的作品，宋君是商王的后裔，所以宋詩稱為“商頌”。《魯頌》與《商頌》是春秋時代魯國和宋國的宗廟祭歌，只有《魯頌》中的《泮水》和《閟宮》是例外，它們是魯國臣屬對國君的歌頌。總之，《風》、《雅》、《頌》不但所配音樂各具特色，而且在內容上也各有側重。《風》、《雅》中的優秀詩篇較多，而《頌》的文學價值不高，但具有史料價值。《詩經》基本上是四字句，隔句用韻，在章法上，采用復沓形式，即每章結構和大意基本相同，只換個別詞語，反復歌詠。《詩經》的表現手法，有賦、比、興三種： “賦”是直接敘述，“比”是比擬和譬喻，“興”是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喻之意。吳毓汾認為“蓋好惡動于中而適觸于物，假以明志謂之興”(詳見陳奐《詩毛氏傳疏》引)。大抵說來，《國風》 和 《二雅》 中多用 “興”，有114次之多，“比” 在 《國風》 中也很多，而 “賦” 的手法，《風》、《雅》、《頌》 中都有，以 《大雅》 最多。

從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歷程看，《詩經》是中國文學的光輝源頭。它真實地反映了從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這500多年的社會風貌和社會矛盾，展現了周代各階層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的生活畫卷，為中國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基礎。《詩經》中的表現手法，特別是比興手法，也為后世詩人所效法。明人方孝孺在《談詩》中寫道：“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 《風》、《雅》 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辭。”此外，《詩經》還反映了周代的典章制度、歷史傳說、風俗習慣、語言文化以及自然科學等方面的豐富資料，它對文學、歷史學、哲學、政治經濟學、考古學、語言學、古生物學以及自然科學史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價值。梁啟超說：“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 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見《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充分肯定了《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詩經》的誦習與研究，從古至今，源遠流長; 研究著作汗牛充棟。漢學、宋學與清學是《詩經》研究中的三個重要階段。前文已說過，漢代傳授《詩》，分齊魯韓毛四家。三家《詩》從漢武帝置博士起，一直到東漢，地位尊顯。東漢鄭玄為《毛詩故訓傳》作箋之后，毛詩盛行，三家《詩》逐漸衰亡。魏晉時代，雖有關于毛傳鄭箋的是非爭論，但 《毛詩》已成為誦習《詩經》的主要讀本。唐代孔穎達以北朝劉焯的《毛詩義疏》和劉炫的《毛詩述義》為底本，纂成《毛詩正義》40卷，由于唐代與宋初的科舉考試以《毛詩正義》為準，所以使得 《毛詩》的尊顯地位更加牢固。

宋代疑古風氣盛行。他們懷疑《毛詩序》為后人偽作，不足為據。南宋朱熹作 《詩集傳》，對《詩序》作了總的清算。該書解詩就詩文本身探究主旨，既博采眾長，又簡明扼要。元、明、清三代科舉取士，改以《詩集傳》 為準。

清代漢學盛行，在《詩經》的詞義、句式和韻讀諸方面都有較大的進展。在疏解《詩經》毛傳、鄭箋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有陳奐的《詩毛氏傳疏》和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后者兼采眾說，對三家《詩》遺說也有所引證，精到之處比前者更多。至清代后期，三家《詩》的輯佚工作，進展甚大。陳壽祺、陳喬樅的《三家詩遺說考》、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是其中的代表作。此外，像姚際恒的《詩經通論》，方潤玉的《詩經原始》，都企圖擺脫漢學、宋學的門戶之見，力求就文學的角度講詩，創獲頗多。方潤玉“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成績斐然。林義光的《詩經通解》和吳闿生的 《詩義會通》在《詩經》 的闡釋方面頗有新意。

“五四”運動以后，《詩經》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第三冊下編，收錄了51篇關于討論 《詩經》的論文和書信，顯示了20年代研究《詩經》的業績。而收集在《觀堂集林》中的王國維的 《說〈商頌〉》等論文，引證了甲骨文的新材料。郭沫若的 《卷耳集》，開始把 《詩經》譯為白話。聞一多的《風詩類鈔》、《詩經通義》、《詩經新義》的學術貢獻尤大，它涉及到民俗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解放后的《詩經》研究著作主要有高亨的《詩經今注》、陳子展的《詩經直解》、余冠英的 《詩經選》、于省吾的 《澤螺居詩經新證》以及余冠英、季長之、金啟華、袁梅、袁愈嫈等對《詩經》的白話翻譯。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以及其它的文學史，對 《詩經》作出了新評介。1980年出版的王力的 《詩經韻讀》是用現代語音科學理論和現代人研究先秦古韻的成果來全面分析詩經用韻的著作。1986年出版的向熹的 《詩經詞典》是解釋《詩經》 詞語的專書語文詞典。

參考文獻

• 1. 高亨: 《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河南中州書畫社,1982。
• 3. 向熹: 《詩經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4. 袁梅: 《詩經譯注》,山東齊魯書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