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相平話五種》的主要內容,《全相平話五種》導讀
《全相平話五種》是元代刊刻的5種講史話本。作者不詳。本書包括:《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新刊全相秦并六國平話》、《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這5種平話版式一致,各分上中下3卷,每頁分上下兩欄,上圖下文,圖約占版面的三分之一,所以稱“全相”(“全相”即“全像”,猶今所謂繡像全圖)。每圖有長短不一的題句,其作用類似每段文字的回目。《三國志》書名頁題“建安虞氏新刊”,每卷題“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因此推知這5種均系建安虞氏所刊,刊刻年代為元代至治(1321—1323)。也有人認為至治僅有3年,故5種未必皆刊于此時。從書題刊,這5種平話似乎屬于一套斷代的平話叢書,原來當不止5種,至少還應有 《七國春秋前集》和 《前漢書正集》。《全相平話五種》是今人所起的名字,非原有書名。這5種平話刊本原藏日本內閣文庫,我國久已失傳,也未見有著錄。20年代日本學者鹽谷溫等發現并影印后,始陸續傳回國內,商務印書館曾先后影印《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三國志》和《全相平話四種》。1956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將5種合在一起影印,題為《全相平話五種》。另有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排印本(5種分別單行,后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印)、1989年巴蜀書店校注本 (題《元刊全相平話五種校注》) 等。
《武王伐紂書》別題《呂望興周》,開頭有詩云:“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分吳魏劉,晉宋齊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可見它成書作于宋金之后。上卷敘妲己入宮、西伯諫紂王、太子殷交(郊)反紂事。中卷敘西伯被囚、黃飛虎反紂、比干剖心及姜尚發跡等。下卷敘武王以姜太公為帥大舉伐紂、斬紂王妲己。書中有不少神怪荒誕的情節,后來的《封神演義》是以本書為藍本,增添人物和情節寫成的。
《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后集》寫燕、齊兩國交戰故事。先是齊國用孫子破了燕國,后孫子因故隱居不出。燕昭王任用樂毅伐齊,破70余城,殺齊王。齊太子逃至即墨田單處,單作書請孫子下山助齊。孫子用反間計使燕王召回樂毅,并教田單用火牛陣殺退燕兵。于是燕王再次起用樂毅,與孫子互以陣法和勇將相斗。樂毅的師傅黃伯楊、孫子的師傅鬼谷子也被請下山來助戰。鬼谷子率領5國軍兵90萬攻燕,而秦國白起率兵助燕,7國混戰,殺人無數,黃伯楊終于抵敵不過,遂與鬼谷子講和,各國共尊齊國為上國,眾仙也各各受封歸山,自此天下太平。按史書,樂毅伐齊,復齊者為田單而非孫臏,而本書卻以孫臏為樂毅的對手,與史實全然不符。書中神怪色彩也比《武王伐紂書》更為濃厚。學者們認為此書既然名為 《后集》,當有一部《前集》,而根據《后集》開頭所說“孫子用計捉了龐涓……報了刖足之仇”一段話,可以推知《前集》所寫是孫臏、龐涓相斗的故事。
《秦并六國平話》 主要敘寫秦始皇兼并6國的過程,直到秦子嬰殺趙高、歸降劉邦,但最后還概略地寫及“問楚王項羽于垓下,不五年而成帝業”。這本平話的特點是比較忠實于歷史,只寫人與人之間的爭斗,沒有攙入神怪荒誕的成分。主要人物和事件都依據《戰國策》、《史記》等書,有時盡引原文。全書以詩起,以詩結,前有“入話”,后有史論,似乎原為一部獨立的著作。
《前漢書續集》別題《呂后斬韓信》,所寫為漢高祖統一天下后與呂后屠殺功臣的故事。斬韓信事見于上卷;中卷敘高祖殺彭越、英布,及高祖死后呂后害趙王如意和戚夫人等事;下卷敘呂后專政、諸呂得勢,后劉澤起兵盡誅呂氏,漢文帝登位。書中雖然多依據史實,但也有虛構甚至怪誕的情節,如呂后被韓信陰魂射死之類。本書一開頭就說:“昔大韓五年十一月某日,項王自刎而死,年三十一歲。”故人們推測《正集》當是寫項羽生前的故事。
《全相平話三國志》的開頭有一段類似“楔子”的東西,內容是說東漢光武帝時,有秀才司馬仲相游御園,因毀謗天公教秦始皇為君,天公命他在陰間為君,審理漢高祖與呂后斬韓信、彭越、英布一案,司馬仲相斷定這是冤案。天公認為判斷公平,便命韓信、彭越、英布3人分別托生為曹操、劉備、孫權,高祖和呂后托生為獻帝和伏皇后,教曹、劉、孫三分漢朝天下以報夙仇,同時命仲相托生為司馬仲達,“三國并收,獨霸天下”。整個三國故事由這樁公案引起,然后直接從漢靈帝時寫起。韓信等3人報冤復仇的故事,可能是一個較早的民間果報傳說。《五代史平話》中的《梁史平話》卷上也有類似的說法,不同的只是讓彭越托生為孫權,讓陳稀(不是英布)托生為劉備。全書沒有以司馬氏一統天下作結束,而寫到漢帝外孫劉淵逃于北方,自立國號曰漢,最后滅了晉國,即皇帝位。鄭振鐸指出:“作者似乎仍是持著因果報應的觀念,欲以此劉氏的恢復故物,為后人深惜諸葛之功不就的人彌補缺憾的。”(《論元刊全相平話五種》)《全相平話三國志》被認為是羅貫中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藍本。元代還有一種名《三分事略》的刻本,故事內容和版刻行款與本書大致相同。
《全相平話五種》文字粗疏鄙陋,白字破句很多,如《全相平話三國志》中“諸葛”作“朱葛”,“糜竺”作“梅竹”,“新野”作“辛冶”等等,人名、地名、官職往往多非本字。這是因為這些平話屬于比較原始的民間著作,尚未經過文人學士的潤色加工。正如姜殿揚所說:“作者師承白話,未見史傳正文,每以同音習見之字通用之,省俗形近,傳錄訛舛,又復雜出其間,坊賈據以入梓行,難可校訂。”(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三國志》校字后記)
《全相平話五種》是標準的宋元講史話本,無論從故事源流、話本體制來看,還是從刻板技術來看,它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所以它的發現曾引起許多小說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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