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意識與漢魏六朝志人小說的發展·漢魏六朝小說虛實相間的特性

我們知道，一個學派的形成必須有幾個基本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共同追求的學術目標。東觀著作所追求的就是史家的風范。其影響所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最直接的影響是在這種風氣的帶動下，各種雜史、筆記相繼而出，中國古典小說由此而興。《論語·雍也》：“文勝質則史。”集解引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質少。”《禮記·聘記》：“辭多則史。”鄭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可見，在中國歷史著述的傳統中，“文多”乃是基本特征之一。所以歷來文史不分，大約始于此。故《韓非子·難言》：“捷敏辯給，繁于文采，則見以為史。”賈誼《新書·胎教》就征引了《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的《青史子》作為論題的佐證。章太炎說：“疑《青史子》即左氏所著書，《左氏》故稱《青史》也。史之所記，大者謂《春秋》，細者謂小說，故《青史子》本古史官記事也。賈生所引胎教之道云云，是禮之別記也。”可見，史與小說家自古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東漢以后，這種關系似乎更為密切。我們注意到《隋書·經籍志》的著錄，《漢書》和《東觀漢記》之后，出現了所謂古史34部、666卷，雜史72部、917卷，霸史27部、335卷，舊事篇25部、404卷，雜傳217部、1286卷。這種分類其實非常混亂，但是，無論怎樣分類，其中有許多后來稱之為小說的著作，如趙曄《吳越春秋》歸入雜史類，《漢武故事》《西京雜記》等歸入舊事類，《宣驗記》《應驗記》《列異記》《述異記》《異苑》《搜神記》《志怪》《齊諧記》《幽冥錄》《洞冥記》《冤魂記》等等小說歸入雜傳類。至少，在隋唐士人心目中，這些均可歸入史類的著作。劉知幾《史通》具體將其歸入史學著作的“補注”一類，以為“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眾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所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一篇就說：《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類所錄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者也”。

另外一個影響就是辭賦創作所追求的實錄風格。我們知道東觀的建立首先是修國史，故前期的創作以史傳為主。譬如班彪、班固父子修撰《漢書》;后期以劉珍、張衡、蔡邕等人修撰《東觀漢記》，形成了一個嚴謹征實的創作傾向。故《史通·內篇·載文》稱：“漢代辭賦，雖云虛矯，自余它文，大抵猶實。”就是所謂“虛矯”的辭賦，東漢以后也發生由虛矯而質實的變化。《后漢書·班固傳》：“自為郎后，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李賢注：“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并以諷喻為主也。”鐘肇鵬《王充年譜》據其賦中“寶鼎見兮色紛紜”、“獲白雉兮效素鳥”二句，考訂見寶鼎在永平六年，獲白雉在永平十一年，故確定“賦必作于此時(永平十一年)”。但是，此說未必準確，因為賦有“遂綏哀牢開永昌”句。據李賢注：“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則事在十二年。王觀國《學林》卷七“古賦題”以為“兩都賦”實為一篇，“昭明太子乃析而為《西都賦》《東都賦》，誤矣”。可見，《兩都賦》約作于明帝永平十二年(69)前后，其時正在著作郎任上，故創作上表現為按實而錄的色彩。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張衡的《兩京賦》、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等踵事增華，變本加厲，使得東漢辭賦創作表現出一種與西漢迥然有別的時代色彩。對此，以往的論著似乎還未給予充分的關注。

因為當時文人認為自己的修史，哪怕是野史，也是本著實錄的原則，因此，我們所說的漢魏六朝小說，實際上，創作者并沒有把它們視之為街談巷議的無聊之作，而是非常認真，認為確有其事，才形諸筆端。因此，這些小說，同時也就具備了相當的史料價值。對此，曹道衡《王琰及其〈冥祥記〉》有過精彩的論述，可以參看。這里就不擬展開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