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論》的主要內容,《中論》導讀

《中論》是東漢時期的一部政論性著作。徐幹撰。曾收入《漢魏叢書》(明萬歷本)、《兩京遺編》(明萬歷本)、《四庫全書》(子部 ·儒家類)、《小萬卷樓叢書》、《龍溪精舍叢書》、《四部叢刊》 等?！端鍟?·經籍志》、《唐書·經籍志》、《崇文總目》均稱有6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和陳振孫 《書錄解題》卻記作2卷，與今存本相合。故有人認為該書 “恐為宋人所合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該書原本有20余篇，宋曾鞏校書時，僅存20篇。其中 《復三年喪》篇、《制役》等篇亡佚。清王仁俊曾輯佚文一卷。

徐幹(171—218)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昌樂)人。漢魏之際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建安七子”之一。出身于庶族，東漢末年“閉戶自守”，“以六籍娛心而已?！?中論 ·原序)曹魏時曾官至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因病去官后，“潛身窮巷，頤志保置。”“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三國志 ·魏書 ·王粲傳)養浩然之氣，習羨門之術，除儒家外，又受道家思想的影響。著作除 《中論》 外，后人輯有 《徐偉長集》。

現存 《中論》為上、下兩卷，每卷各10篇，共20篇，約22800字。上卷篇目為 《治學》、《法象》、《修本》、《虛道》、《貴驗》、《藝紀》、《核辨》、《智行》、《爵祿》; 下卷篇目為 《考偽》、《遣交》、《歷數》、《夭壽》、《務本》、《審大臣》、《慎所從》、《亡國》、《賞罰》、《民數》。其內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道德、學術等各個方面。它值得重視的有以下諸方面：首先，《中論》提出了樸素唯物主義的天道觀。徐幹先受王充思想的影響，他否定天有意志，有目的，能主宰人事。他認為人的壽夭并不由天的意志來決定，而是與人的心理、修養聯系在一起的。文章考察了歷史上許多人壽夭的情況，認為“考其年壽不為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天雖欲福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它還提出世間的事物有“常道”，有“變數”，“圣人取大略以為成法”，即為 “常道”，但也不能排斥有反常現象、偶然性和盲目性，即為 “變數”。人們觀察事物，分析問題不能為偶然性、盲目性所迷惑，“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在“治世”正常情況下，“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在“亂世”不正常的情況下，結果恰恰相反，但 “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應 “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在不可捉摸的命運支配下，人們遇到不同遭遇，也應堅持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主張“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守其所志而已矣?！本硬荒芤驗橼吀１艿湺淖冏约旱纳菩?，“歲之有兇禳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貸者，非良賈也;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其次，該書提出了重才智、輕德行的人才觀。書中認為在漢魏之際，統治者只有本大義，重才智，才能御萬國，臨四海。然而德行和智慧二者，孰為重要?儒家傳統的觀點一直是重德行而輕智慧，可是《中論》在提出 “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圣人將何取?”的問題后明確回答：“其明哲乎!失明哲之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辈胖侵克钥少F，在于他們能建功立業，有益于世。他們能 “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禍于忽秒，求福于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不僅能明哲保身，而且能經世濟民，其作用是志行之士所無法比擬的。從這一點出發，書中還進一步提出反對崇尚孝廉之風，認為“治國致平”應重于“孝悌忠信”。對于才智之士來說，只是才智多，志行少的問題，并非全無德行，故不能以小疵而妄加貶抑。其三，解決土地兼并的主張?！吨姓摗诽岢鰱|漢末年社會貧富不均、士人貧困不足，均由于大地主、大官僚和貴族掠奪和兼并土地造成的，書中說： “戶口漏于國版，夫家脫于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競生，偽端并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因此他提出要把隱庇逃亡的農戶從官僚貴族的田莊中爭奪過來，“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只有這樣才能 “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才能 “事役既均”、“民盡其力”，“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蓖瑫r他還提出對紆青拖紫的貴族加以限制，“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

《中論》以 “中”為宗旨，強調 “言有序”，“不失事”、“不失其節”，一切都要處置得 “所”，“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全書含有樸素的辯證法的因素。它否定天有意志、能主宰人事，它的天道觀和禍福觀表現出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傾向，這些都豐富了我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寶庫。書中提出限止兼并和蓄奴，反映了漢魏之際社會進步發展的客觀需要，也反映了庶族地主中下層“治國致平”、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精神。特別是重才智輕德行的人才觀，對閥閱世族勢力的陳腐觀念和用人標準提出了挑戰，對才智之士及其社會作用的論述振聾發聵，對傳統儒學是一個巨大的沖擊，有利于人們從虛偽、僵化的儒家經義、教條中解脫出來，具有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為后來曹操推行 “唯才是舉”，選拔“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的革新政策作了理論、思想準備，為庶族、平民出身的士人躍登政治舞臺鋪平了道路，對社會進步起了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 1. 徐幹:《中論》,見《古今圖書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版。
• 2.祝瑞開:《兩漢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