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生辰綱》簡介|介紹|概況

節選自《水滸傳》第十六回。元末明初施耐庵、羅貫中作。清金圣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說：“蓋我讀此書而不勝三致嘆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于內，蒞事于外，竭忠盡智，以圖報稱，而終亦至于身敗名喪，為世謬笑者，此其故，豈得不為之深痛哉!夫一夫專制，可以將千軍，兩人牽羊，未有不僵于路者也。獨心所運，不難于造五鳳樓曾無黍米之失，聚族而謀，未見其能筑室有成者也。梁中書以道路多故，人才復難，于是致詳致慎，獨簡楊志而畀之以十萬之任，謂之知人，洵無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與兩虞侯乎?觀其所云另有夫人禮物，送與府中寶眷，亦要楊志認領，多恐不知頭路。夫十萬已領，何難一擔，若言不知頭路，則豈有此人從貴女愛婿邊來，現護生辰重寶至于如此之盛，而猶慮及府中之人猜疑顧忌，不視之為機密者也?是皆中書視十萬過重，視楊志過輕。視十萬過重，則意必太師也者，雖富貴雙極，然觀此十萬，必嚇然心動，太師嚇然心動，而中書之寵，固于磐石，夫是故以此為獻，凡以冀其心之得一動也。視楊志過輕，則意或楊志也者，本單寒之士，今見此十萬，心嚇然心動，楊志嚇然心動，而生辰十擔，險于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兩虞侯為監，凡以防其心忽一動也。然其胸中，則又熟有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成訓者，于是即又偽裝夫人一擔，以自蓋其相疑之跡。嗚呼!為楊志者，不亦難哉!雖當時亦曾有早晚行往，悉聽約束，戒彼三人不得別拗之教敕，然而官之所以得治萬民，與將之所以得制三軍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楊志，一都管，又二虞侯，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軍，豈有得乎?《易大傳》曰：陽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書徒以重視十萬輕視楊志之故，而曲折計劃，既已由于小人之道，而尚望黃泥崗上萬無一失，殆必無之理也。故我謂生辰綱之失，非晁蓋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軍之罪，亦并非一都管、兩虞侯之罪，而實皆梁中書之罪也，又奚議焉?曰：然則楊志即何為而不爭之也?圣嘆答曰：楊志不可得而爭也。夫十萬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腦竭，并中書相公之心血竭矣。楊志自惟起于單寒，驟蒙顯擢，夫烏知彼之遇我厚者之非獨為今日之用我乎?故以十萬之故而授統制易，以統制之故而托十萬難，此楊志知所深知也。楊志于何知之?楊志知年年根括十萬以媚于丈人者，是其人必不能以國士遇我也。不能以國士遇我，而昔者東郭斗武，一日而逾數階者，是其心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諸飼鷹喂犬，非不極其恩愛，然彼固斷不信鷹之德為鳳凰，犬之品為騶虞也。故于中書未撥都管、虞侯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須一個人和小人去。夫一個人和小人去者，非請武陽為副，殆請朝恩為監矣。若夫楊志早知人之疑之，而終亦主于必去，則固丈夫感恩知報，凡以酬東郭驟遷之遇耳，豈得已哉!嗚呼!楊志其寓言也，古之國家，以疑立監者，比比皆有，我何能遍言之。”今人歐陽健、蕭相愷卻說：“吳用是個不安于自己職守的村學塾師。他除同本村的土豪地主晁蓋為至交外，還同石碣村的漁民阮氏三兄弟有過交往，但尚不曾達到真正相知的程度。倒是江州那個刻意盤剝囚徒的兩院押牢節級戴宗，同吳用卻是‘至愛相識’。這些就是作品關于吳用的社會關系的全部材料。看來農村中嚴酷的階級壓迫與剝削的現實，并沒有引起吳用的注意與關切，黑暗的封建社會暫時也沒有把災難降臨到他頭上;相反，由于他同晁蓋是同鄉至交，對于以晁蓋為首的游民無產者的若干非法活動，則是理所當然地積極參與了的，并且還扮演著出謀劃策的搖鵝毛扇的角色。……智取生辰綱，雖然是一種合伙搶劫，但由于劫取的是封建官僚詐人民的‘不義之財’，所以《水滸》對此抱著支持和贊賞的態度。可是，就在這一吳用的全部活動的起點上，實際所顯示出的他的精神境界也是不高的。他既不具備農民的淳樸憨厚，也沒有游民無產者的率直磊落。……不僅不具備‘反對封建統治階級，贊同農民造反的鮮明立場，’而且還暴露出陰暗的內心世界和唯利是視的短淺目光’;“吳用基本上不是根植于深厚的現實土壤之中的人物形象，而是按照作者市民階級的世界觀虛構出來的策士。他有智術，有權謀，一切唯權衡利弊得失而后行之。 ‘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利，不僅是吳用的根本信條，一切行動的出發點，而且是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慣于使用的手段。在他身上，既反映了市民階級的靈活機變的手腕，也暴露了他們的唯利是圖、目光短視的固有的劣根性。”(《水滸新議·吳用論》)關于藝術技巧：今人周嘉向說：“智取生辰綱，關鍵在一個‘智’字。因此，作者雖然在這回書里寫了諸多的英雄好漢，但主要突出的還是智多星吳用腹有奇謀、料事如神的性格。……著意要寫吳用，可書中卻只見楊志如何‘委紙領狀’得了押送生辰綱的差事，他路上如何小心謹慎，以至于和眾軍卒、老都管等人發生矛盾;晁蓋七人怎樣扮做販棗商人，在路上劫了生辰綱等等事情，主角吳用卻幾乎沒有露面!——雖然沒有露面，卻似乎處處有吳用，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這里，作者使用的就是我國古典小說常用的‘虛筆寫人’的手法。”(《中國古典小說六大名著鑒賞辭典》)今人孫一珍說：“場面描寫并非平鋪直敘，猝然完成，而是從遠到近迤邐寫來。就象長江九派，匯往東海，從不同的方面收攏來再聚集到一個地方”;“紅花有賴于綠葉的陪襯。越寫楊志的精干、警戒，越發顯示吳用的睿智、高明。作者好比一位才華洋溢、理絲有緒的導演，盡管自己不必出場，而他的創作意圖和愛憎感情卻全部借人物的行動和語言得到完美的體現。”(《〈水滸傳〉藝術論》，《水滸爭鳴》四輯)“智取生辰綱”通過對楊志押運生辰綱失敗經過的記述，反映了封建統治下復雜尖銳的階級矛盾，表現了起義英雄在反抗斗爭中偉大的智慧和力量。從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中刻畫人物性格，是其主要藝術特色。無論對楊志的謹慎、精明、橫蠻的個人性格的刻畫，還是對八條好漢足智多謀、隨機應變、團結戰斗的集體的描寫，皆把他們放在錯宗復雜的矛盾沖突之中，通過其自身的言行來進行的，作者絕不下一按語，而人物形象已躍然紙上，形神畢肖。其次，對典型環境的描繪，不僅烘托氣氛，有助于刻畫人物性格，而且還直接推動著故事情節的展開。如作品對天氣炎熱的著意描寫全是為“智取”服務的。清金圣嘆贊其“耐庵妙筆，真是獨有千古”(《第五才子書水滸傳》)，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