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中庸”

◎中華文明，源起何時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S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致在北緯30度上下，亦即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這一時期，是整個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軸心時代’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有趣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相隔千山萬水，但它們同時在‘軸心時代’開始了對‘終極關懷的覺醒’。換句話說，人類的幾大古老文明都在這個時期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同時也產生了宗教。它們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不同的文明走向，一直影響著整個人類歷史進程和每個人的生活?！?/p>

這就是今天廣為流傳的“軸心時代”理論，由德國思想家、歷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他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谶@一流行的歷史觀念，許多人將中國的“軸心時代”——“百家爭鳴”時代視同為中華文明的源頭。

更為現實的一點是，在對我國夏、商、周三代的研究中還有無數的問題等待著被發現和解答。這直接影響到社會大眾歷史觀的形成。因為為了保證審慎與準確，我們的歷史教材對于春秋戰國之前的歷史文明只能提供最確定也最簡略的梗概，這又更加加深了我們認為“百家爭鳴”時代是中華文明起點的印象。

而事實上，春秋戰國之前中國的上古文明就已經有了巨大的成就，中華文明的起源遠遠早過春秋戰國。“中華文明是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這句話的意義也正在于此?？鬃诱f：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周代文明是整個中華文明的底色，這一點已經是學術界的共識。周代文明之所以偉大，正在于周人既有自己的創造，更善于承認和繼承先輩的優秀之處，避免了一代代先輩積攢的經驗教訓遺散在改朝換代的紛爭里。從這個角度來說，孔子的偉大與智慧正表現在他和他的“偶像”文王、武王、周公一樣，善于繼承、改進與發揚前人的歷史經驗：

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

◎孔子的創新

隨著時代的變化，西周初期確立起來的禮樂社會，漸漸失去了活力和秩序，最終在周幽王手中遭遇大敗。周天子東遷，威嚴掃地。天下大亂，風起云涌。時代走進了孔子所在的春秋。

為什么人類先賢早就提醒過我們的問題，我們卻會在上面一錯再錯，弄得歷史好像在不斷循環？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心理學理論，對這種全世界都不能避免的“圣賢之說的墮落化”有所解釋：任何圣賢的教諭，源自他們自己真誠的生命體驗。而任何后人同樣能體驗到這種對人生的超越性的、本質的感受，即我們今天常講的有了“境界”。這時后人對先哲開始產生共鳴，理解他們的思考。

而當人們長期地再也沒有獲得過這種體驗時，才會希望將它記錄下來，甚至變成教條，為“做到”而去執行?？墒?，如果它只是教條，不能與自己真誠的體驗產生共鳴的話，很快就會變成名實不符的虛偽做作。這就是所有圣賢之說墮落的軌跡。

西周禮樂文明的失落，就是同樣的原因。牟宗三先生講道：

這套周文在周朝時粲然完備，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文發展到春秋時代，漸漸地失效。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這套禮樂，到了春秋的時候就出問題了，所以我叫它作“周文疲弊”。諸子的思想出現就是為了對付這個問題。

……周文之所以失效，主要是因為這些貴族生命腐敗墮落，不能承受這一套禮樂。因為貴族生命墮落，所以他們不能夠實踐這一套周文。不能來實踐，這一套周文不就掛空了嗎？掛空就成了形式，成為所謂的形式主義（formalism），成了空文、虛文。

形式主義這種高級一點的“面子問題”，在諸侯爭霸、生死存亡的年代里自然變成了一種羈絆，一種需要舍棄的東西。墨家與道家思想的出發點，也是看到這種形式化導致的僵硬無用的一面，主張徹底否定這種“虛文”。孔子則認識到周代禮樂文明的合理成分，不能“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了”。在吸收周代禮樂文明的基礎上，孔子開創了新的思想流派——儒家。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獨創，在于強調了“仁”的核心作用：

孔子也知道貴族生命墮落，當然周文也成了掛空，但是孔子就要把周文生命化。要使周文這套禮樂成為有效的，首先就要使它生命化。這是儒家的態度。

那么如何使周文生命化呢？孔子提出“仁”字，因此才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及“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這些話，人如果是不仁，那么你制禮作樂有什么用呢？可見禮樂要有真實的意義、要有價值，你非有真生命不可，真生命就在這個“仁”。所以仁這個觀念提出來，就使禮樂真實化，使它有生命，有客觀的有效性（objective validity）。……所以儒家并不是抱殘守缺，死守著那個周禮。周文本身并不是不實用，如果你本身有真生命，它一樣可行的。

儒家對人類的貢獻，就在他對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開始作一個反省，反省就提出了仁的觀念。觀念一出來，原則就出來。原則出來人的生命方向就確立了。所以他成為一個大教。這個大教，我平常就用幾句話來表示，“開辟價值之源，挺立道德主體，莫過于儒”。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的本質意義（essential meaning）就在這里。

所以我們說，中華文明的源起，當然遠早于孔子。周代禮樂文明“損益”了夏商文明，孔子通過強調同理心與同情心的“仁”，又“損益”了周代文明，中華文明至此又迎來一次大發展。

◎朱熹與《中庸》

研讀《中庸》，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人，那就是朱子——南宋的朱熹。

在漢唐，《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五經”是儒家典籍的核心?！吨杏埂放c《大學》還僅僅是《禮記》里的一篇，其價值尚未受到人們特別的重視。自唐以來，儒家思想愈加受到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強烈沖擊，引發了儒家士人對儒家學說的深刻反思。程顥、程頤及他們的后學朱熹，開始重視與發掘《大學》《中庸》的思想價值。朱熹深入研究《大學》《中庸》，將兩者與《論語》《孟子》并列，合稱為“四書”。至元代恢復科舉考試，將出題范圍劃定在“四書”之內，“四書”更成為之后六百年間天下學子最基本的讀物。所以說漢唐是“五經”時代，宋之后是“四書”時代。而這一轉變就是由朱熹促成的，因此我們研讀《中庸》（和《大學》），必須重視朱熹的觀點。

明郭詡繪朱子像

第一，朱熹將《中庸》劃分成了三十三章，明確了《中庸》內部的邏輯結構。后來人的研究，都要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第二，朱熹重視《中庸》，在于他發現《中庸》講述了儒家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等哲學層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在其他儒家典籍中，都沒有講得如此明確且集中，因此朱熹對《中庸》的解讀，特別強調《中庸》在這些問題上的價值，這也是我們讀者所要注意的。第三，朱熹對《中庸》的解讀，并不追求“原意”，而是加入了他自己的思想觀念。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因此我們既要重視朱熹對《中庸》的理解，但又不可完全以此為準。

◎“禮”“仁”“中”

話回到“中”道本身來。在西周文化里，“中”的思維與“禮”的外在形式就已經緊密結合在了一起：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兇。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三），無中曰兩。兩爭曰弱，參和曰強。（《逸周書·武順解》）

“禮”是為了達到“中”道境界的一種途徑和外在形式，這一點孔子表達得很清楚：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弊迂曉较鴮υ唬骸案覇柡稳纾俊弊釉唬骸熬炊恢卸Y，謂之野（粗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諂媚）；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忤逆）?！弊釉唬骸敖o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弊迂曉较鴮υ唬骸案覇枌⒑我詾榇酥姓咭玻俊弊釉唬骸岸Y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保ā抖Y記·仲尼燕居》）

如前面說的，因為孔子的“仁”是他學說的中心概念，所以如果我們對孔子、對儒家學說了解不多的話，可能想到的首先是“仁”“君子”“王道”等關鍵詞。其實在《論語》中，孔子就多次提到“中”：

柳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論語·微子》）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保ā墩撜Z·先進》）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保ā墩撜Z·子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

當然最能體現孔子重視中庸之道的，還是我們在開頭提到的：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

所以說，追求“中”道的精神，在中華文化中是一以貫之，并由儒家發揚光大的。

◎“五經”與“中”道

時代動蕩，“樂經”可能早早亡逸了。或者，“樂本無經”——根本就不存在“樂”之“經”——如清人邵懿辰在《禮經通論》中所說：“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詩經》三百篇本來就是可以入樂的。

儒家六藝在秦朝之后存有“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后世學者認識到《五經》雖然各有側重，代表了儒家修行不同的方面，但是，追求“中”道的精神內核是一致的。

隋朝王通專門著有《中說》一書，阮逸在為其寫的《中說序》里指出，“中”是《五經》的大要義：

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于虛無，下不局于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

明朝學者刁包也說道：

“允執厥中”一言，萬世心學之宗，亦萬世經學之宗也。如《易》只是要剛柔得中，《書》只是要政事得中，《詩》只是要性情得中，《禮》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賞罰得中?！爸小敝蛔?，便該盡《五經》大義矣。

相對于中國“文學始祖”的《詩經》、“史學始祖”的《春秋》等來說，最接近“哲學”的《周易》里面尚“中”求“中”的思想尤其明顯。錢鍾書之父錢基博在《四書解題及其讀法》中指出：“《周易》尚中和”，“《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

《河圖》《洛書》

清代學者惠棟，其祖周惕，父士奇，三代人皆研究《周易》之學。他直接概括說：

《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

可見，《周易》的哲學，就是關于“時中”的哲學，即如何根據時間、時機的變化來調整，時時秉持“中”道。

“十三經”是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現，而“十三經”是由“五經”逐漸增加、演化而形成的，“中”道思想又是“五經”的精神核心。由此，“中庸”之德在整個儒家思想中的位置和重要性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