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陵潮》簡介|鑒賞
社會小說,一百回。李涵秋著。原名《過渡鏡》,清宣統元年 (1909) 開始連載于漢口《公論新報》,僅得五十二回。民國元年(1912)《震旦民報》曾刊第五十三回。 民國三年(1914)易名《廣陵潮》,又在上海《大共和日報》從頭登起。民國四年(1915)上海國學書室出版單行本初、二、三集,每集十回。隨將版權轉讓上海震亞圖書局,陸續分十集出版百回足本。 民國三十五年(1946)上海百新書局重印出版四冊本。
揚州秀才云麟和表妹伍淑儀從小青梅竹馬,稍解人事后,互相愛慕,感情日篤。兩家父母也有攀親之意。但是伍淑儀的祖母嫌云麟家境清貧,借口算命先生說云麟有“三妻之命”,執意反對,后又作主將淑儀配給表親富玉鸞為妻。云麟大失所望,勉強參加玉鸞淑儀的過聘儀式,舉止失態。玉鸞見此生疑,追問之下,云麟遂向玉鸞和盤托出他和淑儀的感情及婚變原因。富玉鸞為人正直、豪爽,了解真情后,決意退親,成全云麟與淑儀的好事。誰知遭到各方面的激烈反對,大忿之下,玉鸞削發出家天寧寺,以明不娶淑儀之志。玉鸞母親因此遭受刺激,郁郁而亡。玉鸞草草葬母后,散盡家財,東渡日本留學,投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云麟失去淑儀后,結識了妓女紅珠。紅珠愛慕云麟儒雅誠實, 以真心待之,兩人交往日密。云麟將少年赤熱之情,都移注到紅珠身上。紅珠怕云麟過于認真,沉湎不拔,決意疏遠冷淡云麟,后又嫁給南京制臺意海樓為妾。云麟心灰意懶,娶了同學柳春之妹為妻,然與淑儀的感情一直藕斷絲連,抱著破鏡重圓的幻想。
富玉鸞回國后,在揚州聯絡會黨,準備發動武裝起義,與武昌起義相呼應。不料被林雨生告密出賣,被捕犧牲。淑儀遂成寡婦。云麟也因革命黨一案被捕,后被紅珠救出。辛亥革命發生后,意海樓出逃,后客死上海,紅珠遂歸云麟。淑儀與云麟雖兩情纏綿,但比翼無望,終日郁郁寡歡, 自傷身世,不久病懨而亡。
作品圍繞著云麟、淑儀、紅珠、柳氏及富玉鸞等人的愛情糾葛,塑造了一群個性各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寫了他們在清朝末年至“五四”運動前夕這三十多年間幾次重大的歷史事件中的態度和行為,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國中下層社會的面貌。
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劇,清朝統治者的腐敗無能日益暴露,以及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傳播影響,中國各階層人士的思想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階段,中國的社會政治也處在一個急劇動蕩的時代。社會變革的大浪潮洶涌卷來,未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各種各樣的人物急于登臺表演,革命者有之,保皇者有之,投機者有之,徬徨者亦有之……一時間轟轟烈烈,光怪陸離,歷史的長劇出現了一個高潮。李涵秋身逢這樣的時代,抱著“改良社會,喚醒人民”的宗旨,力圖對這一時代的蕓蕓眾生相作出一個全景式的描繪,小說《廣陵潮》正是他這一創作思想的結晶。清宣統元年(1909),李涵秋最初在漢口《公論新報》上連載這部小說時,取名《過渡鏡》,就指明這是一面反映晚清民初這一過渡時期社會面貌的鏡子。由于小說描寫的背景地點主要集中在揚州,作者后來又將書名改為《廣陵潮》(廣陵是揚州的古稱),然而,以點概面,寫的雖集中于揚州,反映的卻是中國整個社會動蕩變革的狂潮。
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晚清后期,中國的社會政治是十分黑暗的。在晚清小說中,《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小說都作了深刻的揭露,開了近代小說史上譴責小說的先河。李涵秋的創作明顯受到《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影響,在《廣陵潮》中,花了很多筆墨描繪辛亥革命前夕的揚州城,形形式式官僚、土豪、流氓、騙子、教堂、妓院、煙館、賭攤……具體入微地展現了一幅晚清社會充滿罪惡的畸形圖畫。
清朝后期,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侵略的不斷加劇,戰爭延綿,經濟衰微,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而那些掌握著地方政權、對平民百姓操有生殺大權的清政府地方官吏,只知道搜刮民脂, 中飽私囊,他們勾結地方豪紳,狼狽為奸,魚肉百姓,成了勞動人民最直接的壓迫勢力。《廣陵潮》中的江都知縣畢升,就是這種貪官污吏的典型。地痞黃天霸殺了人,被捕收監,地方豪紳石茂椿帶口信給他,要求放人,畢升認為,“寧可得罪百姓,不可得罪鄉紳”。于是含糊審了一通,草草結案,將人放了。
清朝末年,清王朝由于它自身的腐敗,已經瀕于滅亡,維持封建統治的封建道德觀念也已經崩潰。在這具瀕死的封建社會的腐敗軀體上,孳生出一大批流氓、地痞、無賴、騙子、他們充滿瘋狂的金錢欲望,巧取豪奪,卑鄙無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為了錢,田福恩甘當死人的干孝子,不憚毒死親生父母;劉祖翼讓女兒當暗娼;楊靖甚至愿意做六十多歲老太婆的小丈夫。這些地痞流氓還投靠西方教會,憑借洋人勢力,狐假虎威,作威作福,連縣官也奈何他們不得。市井無賴顧阿三入了天主教,圖奸王衡興的侄女喬大姑娘,王衡興欲告顧阿三,坊保冷笑道:
“你老人家息一息氣。論理我不該阻攔你,但是顧阿三這廝,我們卻沒本事看管他。 ……你有多大的勢力,能強過他呢?”
王衡興不甘心,還是告了。縣官收審顧阿三,正待行刑:
忽見大堂上走來一人,持了一封書信,函上隱隱約約畫著一行洋文。縣官扯出信來看了一番,皺著雙眉長嘆一口氣,便命左右放阿三起來,草草退堂。(第十七回)
這正是帝國主義勢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土地上橫行不法的真實寫照,也進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
當時,清朝政府的統治已經受到大多數中國人民的不滿和反對,李涵秋也是深痛極惡,借著小說中人物之口直呼:“大清帝國久已黯無天日!”(第四十二回)因此,辛亥革命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在《廣陵潮》中,作者塑造了一個完美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形象——富玉鸞,借此表明了作者對辛亥革命的支持和頌揚。
富玉鸞本是個宦家子弟,由于深受《民約論》等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響,毅然散盡家財,救濟窮人,只身東渡日本留學,投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說:“北美西歐,誰也不想來瓜分這中國?我們救死的計策,只有一著,便是出洋留學。”(第三十九回)回國后,他在揚州組織武裝起義,不幸被林雨生告密出賣,被捕入獄。他在清政府面前表現得大義凜然,視死如歸,被打得“血花飛濺,頓時成了一個血人”,仍然“咬牙忍受,不則一聲”(第五十五回)。最后壯烈犧牲。
富玉鸞不但立場堅定,為了革命能“置生死于度外”,而且見識超群,品質高尚。為了成全云麟和淑儀的婚姻,他寧可犧牲自己的幸福。富玉鸞這個形象無疑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也是對現實生活中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中優秀人物的藝術概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作者在《廣陵潮》中還廣泛地描寫了廣大人民群眾對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重大事件的態度,從中反映了辛亥革命是一場得人心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體現了它的進步性。如寫武昌起義爆發后,揚州的百姓“手里各執一個紅燈籠,大街小巷,排列得如同白晝”,“恭候革命黨大駕來臨。”(第五十七回)張勛復辟失敗后,揚州人民“莫不欣喜非常,大呼民國萬歲!”(第八十六回)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但是,辛亥革命畢竟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投身這場革命的人物也良莠不齊、魚龍混雜。推翻滿清統治的目標一旦達到后,那些投機分子便以功臣自居,伸手要錢要官,作威作福,成了勞動人民新的壓迫勢力。作者對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時期的黑暗政治顯然是極其厭惡的,因此,在《廣陵潮》中也作了尖銳的揭露。那些前清的舊官僚,搖身一變,便鉆進了革命隊伍,甚至依舊掌握了各級政權。“清朝那些紅頂子、藍頂子的大老官兒,丟掉了清朝,他們一般的仍有本事在這民國里騎馬的騎馬,坐轎的坐轎,依然轟轟烈烈。”(第五十九回)如原江都知縣畢升,“依舊做了民國的官員”。那些地痞流氓,也借革命以發財,如無賴田福恩用錢收買選民當了鄉里的初選議員,然后利用初選議員的權利去索賄、賺一把:
田福恩也笑起來說:“我這議員,還不配做大人老爺呢。老實告訴你,我此番趕到這上海,同人接洽好了,
不久還要進省去當‘轎夫’。”見眾人疑惑不解,田福恩又自己解釋道:
“我說的‘當轎夫’這句話,豈是當真去替人家抬轎子?不過我們是初選當議員,規矩是必須經我們手里,再舉出省議員來。若是有人愿意當省議員,必須先拿錢給我們,請我們選舉時辰好舉他。一個省議員,必須好些議員公舉。譬如這省議員就是坐轎子的,我們這些選舉他的人就是抬轎子的。我的志氣小,也不想充當省議員,所以說是去做‘轎夫’。”(第六十三回)
李涵秋用“藩鎮縱橫, 內閣更代,什么國利民福,簡直拿它做著招牌,各營私利”來概括民國的黑暗政治,可謂一針見血。
由于作者本身的思想局限,《廣陵潮》也有比較嚴重的思想缺陷。在暴露清末民初的黑暗政治的同時,小說對廣大人民群眾、對參加辛亥革命的會黨分子的落后性,也作了夸大性的描寫,有些地方甚至是嚴重的歪曲,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歪曲了辛亥革命。這也是民初“譴責小說”的通病。《廣陵潮》的個別篇章格調不高,對最后的結局把握不住,以至于只得襲用因果報應的舊套,顯得虎頭蛇尾,軟弱無力。
不過,總的來說,在同時代的小說作品中,《廣陵潮》的藝術成就還是比較突出的。作者從《紅樓夢》和《官場現形記》等小說中吸取了描寫技巧,寫兒女私情,家庭瑣事,往往運用白描手法,而在揭露社會黑暗、人心險惡方面,往往采用漫畫式的夸張手法。如寫地方豪紳石茂椿拜見江都縣知縣畢升時說:
“上月里承你情,替我重重辦了那個佃戶郭三,后來郭三果然來補足了我租錢五十六文。誰知郭三他不記得五百小板子的厲害,昨晚敝處管田莊的又來告訴我,那側首田里,春間曾經種了一千枝桑秧,前日一數,只剩了九百九十九株,問著郭三,他說是被牛啃了。便是牛啃,也該有個形跡。又說是枯死了。便是枯死,也該有個根株。我氣極了,特來奉拜,務求老父臺再替我辦一辦。”
這段對話,用極夸張的手法,將一個想在“鷺鷥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的地方豪紳的貪婪本性刻劃的入木三分。
第六十五回寫辛亥革命成功后,揚州城何其甫等五個遺老商量集體自縊明倫堂“殉國”,他們排香案、分次序、發腐論、哭“皇上”,搞得烏煙瘴氣,結果還是色厲內荏,貪生怕死,拖拖延延,被一個婦人芮大姑娘大罵一場攪散,五個遺老乘機下臺階溜走,一個未死,“殉國”壯舉成了一場鬧劇。作者借小說中人物罵道:
“大清亡國,與秀才什么相干?他們偏要烏煙瘴氣的,向這明倫堂上來尋死覓活,還編出一個殉節大題目來騙人。我們小百姓們,都只當既是殉節的人,自然是些正人君子了,卻料不到正人君子做的事,便連我們小百姓也還不如。偏生天理昭彰,叫他們當場出丑!甚么正人君子呢,怕的連屁也不值!”
作者冷嘲熱罵,對這班假道學的封建遺老,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李涵秋對群眾語言十分熟悉,《廣陵潮》的語言藝術頗有特點。作者在運用漫畫化的夸張語言上,掌握得十分純熟,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最精采的是大量的人物語言,各具個性化,對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女秀才”朱二小姐的刻薄,潑婦周氏的無恥,云麟妻柳氏的賢惠,從她們各自的語言中都能反映出來。云麟言談中顯出一種書呆子氣,玉鸞則豪爽痛快, 也都特征鮮明。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里批評近代“譴責小說”的毛病時指出:“詞氣浮露,筆無藏鋒,甚至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于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在藝術上,《廣陵潮》也有這方面的缺點。這一方面是作者本人思想局限所致,一方面也是受《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影響的結果。然而,從作品的整體來看,仍不失為一部反映清末民初中國中下層社會面貌的優秀小說,在同時代的作品中,它算得上是一部比較成功的作品,在近代文學史上的影響很大,作者李涵秋也因此成名,被譽為“第一小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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