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現形記》簡介|鑒賞

譴責小說，五編六十回。南亭亭長(李伯元)著。初連載于1903年4月至1905年6月的上海《世界繁華報》，同時由世界繁華報館陸續分編出版，每編十二回，有三編本、四編本、五編本。較早的翻印本有粵東書局石印本、 日本知新社鉛印本、崇本堂石印本。

本書寫作情況，魯迅曾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道： (寶嘉)“撰《官場現形記》，擬為十編，編十二回，自光緒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編，后二年又成二編，三十二年三月以瘵卒，年四十 (1867-1906)， 書遂不完”。所謂“擬為十編，編十二回”的說法，與原書第六十回的一個寓言故事有關，寓言寫一班人正在校對圖書，忽而失火，“他們校對的那部書，只剩得上半部。原來這部教科書，前半部是專門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導他們做官的法子。如今把這后半部燒了， 只剩得前半部……”而有人認為，這個故事只是小說家的故弄玄虛，并非真有寫一百二十回的計劃。此外，胡適在1927年為《官場現形記》作序時說：“……后二年，又成一編。次年他就死了。此書的第五編也許是別人續到第六十回勉強結束的。”然而，事實上作者逝世之前，已經有了1906年正月的世界繁華報館的六十回本，所謂第六十回后數回由別人續完的說法，根據不足。

作品是晚清暴露小說中最為著名者。魯迅稱此類小說為“譴責小說”，并且指出了它們得以產生的社會條件和它們的主要思想特征：“光緒庚子(一九○○)后，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 回)，亦屢挫于外敵(英、 法， 日本)， 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 或更擴充， 并及風俗。”(《中國小說史略》)《官場現形記》正是其中揭露官場惡形丑行的代表作品。書前有茂苑惜秋生所作序，對于當時的官僚，痛加指斥。魯迅則把全書所寫大小幾百個官僚的種種丑態歸結為：“凡所敘述，皆迎合、鉆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于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中國小說史略》)幾乎是一部當時官場生活的百科全書。其中給人印象最深、最具有普遍意義的是無恥之徒不擇手段的撈官。有假造大官信札抬高自己的(第二十三回)，有假手洋人推薦的(第五十六回)，有“順應時勢”，借辦洋務當官的(第七回)，有唆使老婆給上司的小姐作“干女兒”而當上官的(第三十八回)，有買通上司姨太太的(第三十七回)。當上了官還得時時提防丟了烏紗帽。書中揭發的“保官”的花樣也很多。

“官”的職位，之所以如此吃香，是因為千行百業之中，官位最尊，獲利最大。滿清朝廷開創鬻官制以來，官吏素質日壞;既然出錢買了官， 自然更要“理直氣壯”地在任職期間大加搜括，以期撈回本利。“千里做官只為錢”是中國歷來一句老話。小說中大小官吏的鉆營作惡，多半是圍繞一個“錢”字展開的。他們有的匿喪趕收錢糧(第四十一回)，有的貪污公款(第七回至第十回)，有的借查辦大肆敲詐(第十五回)，有的借助權勢，搜括“朋友”遺產(第四十九回)。而形形色色的送禮行賄也使人大開眼界。第二十五、二十六回講到賈大少爺正為買官無門而發愁之際，經黃胖姑指點，來到一家古董鋪，此店的實際主人正是他想巴結的當朝大臣華中堂。黃胖姑道：“……你就去照顧照顧，至少頭二萬兩銀子起碼，再多更好。無論什么爛銅破瓦，他要一萬，你給一萬，他要八千，你給八千。你也不必同他還價。你把古董買回來，自然還你效驗。”賈大少爺就從這店里買了一對古董呈送華中堂，華中堂示意再要同樣的一對;賈大少爺只好又到此店，鋪主又拿出一對，卻正是上次自己送給華中堂的那對，要價卻比上次更高。黃胖姑又開導賈大少爺：“你既然認得就是前頭的一對，人家拿你當傻子，重新拿來賣給與你，你就以傻子自居，買了下來再去孝敬，包你一定得法就是了。”這個故事一方面揭露了華中堂以官經商、敲詐下屬的卑劣手段，一方面寫出了奔走鉆營之徒的無恥行徑。第四十八回講的是另一個故事：刁邁彭為求做官，急欲巴結上司。他打聽得撫臺大人正為一筆債務發愁，便暗中代他還清了債。怎樣既能使他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而又不露痕跡呢?托人去通知他，不妥; 自己當面去說，怕他惱羞成怒，“反為不美”。后來總算想到一法。次日，他攜上一卷條陳，來見撫臺。撫臺展閱時，只見“都是老生長談，看不出什么好處。撫臺正在看得不耐煩，忽地手折里面夾著兩張紙頭，上面都寫著有字。……急展開一半來一看，原來那張信紙寫的不是別樣，正是他老人家自己欠人家銀子的字據……卻早已寫明‘收清’涂銷了。……隨時心上亦就明白過來了。”作者對官場習俗可謂相當熟稔，方能寫出花樣繁多的行賄故事。

作者在小說中還暴露了官吏的其他惡行。這里有做梁上君子的文武官員(第十六回，第五十五回)，懵懂受騙的徐大軍機(第五十二回)，枉斷案情的昏官(第二十二回、第四十回)，以“剿匪”為名，濫殺無辜的胡統領(第十二至第十八回)，等等。尤其是胡統領的故事，寫得有聲有色，層次分明。先寫他接到往嚴州剿匪的命令，心中發慌，而又不得不去，于是故意拖宕緩行。并在所乘的“江山船”上挾妓享樂。及至聽到匪去，才加快船速趕到嚴州。其實，嚴州本無巨匪，是地方官員謊報匪患。胡統領此時反而神氣十足，故作不信此地無匪，定要大兵進剿。于是，嚴州境內，大兵橫行，官兵奸殺搶掠，無所不為。而將無辜充作強盜，胡亂殺戮，拿去報功。結果是統領升官，百姓遭殃。這個故事是全書所寫的重點之一。寫出了封建社會中官兵的反動本質和官匪一家、荼毒百姓的殘暴情景。

《官場現形記》為批判性地暴露社會黑暗，尤其是官場弊惡，開了風氣，使得晚清小說中“暴露官僚的一類”數量最多。作者對于政治，抱著改良主義的態度，他自稱攻擊官員和官僚體制，是“含蓄蘊釀存其忠厚”，以作為改良官制吏治的先聲。然而，在實際寫作過程中，作者不僅常常“忘記”蘊釀和忠厚，且在許多故事中表現出對大小官吏的極度鄙視和無情嘲諷。作者還將攻擊的矛頭指向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第二十五回，賈大少爺正為買官發愁時，黃胖姑傳出黑大叔(時人皆知影射李蓮英)的話：上頭現在有一個園子已經修得有一半工程了，但是款項還缺不少。“有什么外省引見人員，以及巨富豪商，只要報效，他都可以奏明上頭，給他好處。朝廷還怕少了錢蓋不起個園子?不過上頭的意思，為的是游玩所在，不肯開支正帑”。這“上頭”，當然指以慈禧為首的最高統治者。作者在小說中，借具體的形象的描述，表現了先進知識分子對腐敗的滿清政府的不滿、失望和憤慨;他雖然沒有直接提出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口號，然而，在實際上為否定這一制度的革命運動作了輿論準備。

在大多數情況下，作品對于官僚生活的描寫，具有相當大的現實主義成就。這首先表現在書中所寫的大小幾百個官員，縱然有“大同小異”之處，甚至使人產生“千篇一律”之感，畢竟仍有不少具有自己個性的人物形象。如第二十二回描寫的那位“破衣署院”，其行徑無異顯得奇異新鮮：“若從外面子上看他，卻是真正的一個清官：照壁舊了也不彩畫，轅門倒了也不收拾，暖閣破了也不裱糊。……一個堂堂撫臺衙門，竟弄得象破窯一樣，大堂底下，草長沒脛，無人剪除;馬糞堆了幾尺高，也無人打掃”，自己的穿著，竟同當差的一樣。透過作者有限度的夸張，可以看到的是“這一類”表面清廉，沽名釣譽的官員。人物描寫方面，寫得最圓熟老到的是下層雜吏佐班，從他們的個人生活，寫到家庭矛盾，寫到內心世界。這班佐雜人員，每天守在衙門里聽傳呼，傳到的或許可能有委以職務的好事。有一天，大人傳令，今后入見，一例賜坐，竟使這班人受寵若驚，顛顛樂樂： 申守堯“一進門，拍手跳腳，竟把他興頭的了不得。太太見了反覺稀奇，問他：‘為什么大早的回來?’他說：‘好了，好了!我們做佐班的……有了出頭之日了! ……藩臺見制臺也不過有個坐位，如今我們佐班竟同藩臺一樣，你想這一跳跳的多高!’太太聽了，尋思了半天，說道：‘慢著!你從前不是對我說，你們做官的并不分什么大小，同制臺就同哥兒兄弟一樣?怎么你今兒又說從前都是站著見他呢……’申守堯臉上一紅，一時回答不出。”第二天，大家起了個早，換好衣帽，等在衙門外，等到晌午，制臺才傳令接見三十個佐班，“某人某人，叫著名字，叫了上去，依著次序，魚貫而入，不得攙前落后。各位太爺雖然高興，畢竟是第一次上臺盤，由不得戰戰兢兢，上下三十六個牙打對。還有幾個名字在后的，恐怕不能露臉，便越過幾個人跳上前去;前頭的人又不答應，便上前去拉他們;后頭的不服，又同前頭吵鬧起來。”到得堂上，制臺說聲“坐”，“有些人兩只眼睛只管望著大帥，沒有回顧后面，也有坐在茶幾上的，也有一張椅子上已經有了人了，這人又坐了下去，以致坐無可坐，又趕到對面，在廳上兜了一個大圈子的。亂了半天，方才坐定。”到得喝茶，申守堯又歡喜過度，打碎茶杯，弄得滿堂尷尬。真是出盡了洋相。窮官吏參見上司時張皇失措的心情和舉止，被作者刻劃得維妙維肖。

小說在藝術上也存在若干不足之處。其一是結構上“頭緒既繁，腳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這種結構，一方面，能最大廣度地展示官場的種種“現形”，另一方面，則由于是由幾十個互相獨立的小故事串成的一部長篇，因而難免影響對人物形象的深入刻劃。其二，也正如魯迅所說，有一般譴責小說的通病：“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這在本書， 自然也有顯露。這種“為揭發而揭發”“為諷刺而諷刺”的創作心態，確實使得作品的思想內涵和人物形象缺乏蘊含的深度。然而， 總的來說，瑕不掩瑜，《官場現形記》畢竟是晚清文壇上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有相當成就的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