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著作·詩經通論

(清)姚際恒撰姚際恒(1647—約1715)清安徽新安人，字立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字善夫)，號首源。長期居住在浙江的仁和。康熙時諸生。與毛奇齡同時，也是毛在學問上的諍友。少折節讀書，泛濫百家，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于經。閱十四年而成《九經通論》。此外并有《古今偽書考》、《好古堂書畫記》、《庸言錄》等著作。據閆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與張穆《閻潛邱先生年譜》所載，閻若璩對于偽古文《尚書》的考證，多引證姚際恒《尚書通論》的見解。毛奇齡 《西河詩話》也盛稱其經學根柢的深厚。可見在清初，姚際恒即以博淹通敏與大膽疑古為學術界所見重。其所著除《九經通論》 中的《詩經》、《儀禮》兩種，以及《古今偽書考》、《好古堂書畫記》等幾種外，大多已亡佚。姚際恒的 《詩經通論》在《詩經》研究中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宋代開始，學者對“傳”、“箋”、“詩序”的本身發生懷疑。最初是歐陽修的《毛詩本義》和蘇轍的《詩經傳》，后來又有鄭樵的《詩辨妄》和王質的《詩總聞》，而集大成的是朱熹的《詩集傳》。宋代以后，又有一些祖述毛、鄭的人，據《詩序》來攻擊朱熹，如馬端臨明白地提出“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在清朝漢學大盛的時候，像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篇》、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等都是以攻朱尊序著名的。尊序與宗朱，是幾百年詩經學研究中激烈爭論的中心。在這期間，能夠不牽涉到這個議論紛爭中去，而能從詩的本義說詩的，只有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等幾個人。《詩經通論》的可貴之處，在于它不依傍詩序，不附和集傳，能從詩的本文中探求詩的意旨，從而對詩經的內容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解釋。作者在自序中謂“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擺脫漢、宋人的門戶之見，大膽地懷疑古人的說法，置詩經于平易近人之境，這種自由立論，不拘泥于樸學家繁瑣饾饤的考據，開辟了說詩的新風氣。姚氏指出 《集傳》雖然表示力反序說，但因襲舊說之處仍然不少，甚至于“時復陽違之而陰從之”。元、明以后，朱熹的《詩集傳》被封建朝廷定為科舉取士的準則，同樣成為拘囿知識分子頭腦的工具，姚際恒的這種抨擊，客觀上起了一種啟蒙破惑的作用。當然，姚際恒終究是一個封建時代的讀書人，他不能不受到封建禮教思想和傳襲的 《傳》、《疏》學說所局限。對于一些天真活潑的男女戀歌，他都認為是“刺淫之詩”。對于一些男女相思之情的作品，姚氏同毛、鄭一樣，硬加上君臣或朋友思念等等的封建教條，將正面的描寫說成反面的諷刺。可見他雖然可以攻詩序、攻朱熹，而對于封建社會的基本倫理系統是不能打破的。本書有道光十七年(1837)韓城王篤刻本;又有1927年雙流鄭璋覆刻本;顧頡剛先生曾據王刻本加以校點，1958年中華書局采用此本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