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詩論· 說詩菅蒯》新詩鑒賞

詩論，一卷，清吳雷發撰。雷發(生卒年不詳)字起蛟，號夜鐘，又號寒塘，江蘇吳江人。諸生，康熙、雍正間人。

全書共三十九條，以探討詩歌原理為主，很少涉及具體作品和詩事。

吳氏主張“詩以道性情，人各有性情，則人亦各有詩”。詩是性情的自然流露，“非有意為之，實無心得之”。故曰：“詩來尋我，方覺下筆有神，詩固以興之所至為妙。”至于“性情”是否應符合某種規范，作者認為不必強求。他說：“詩本性情，固不可強，亦不必強。近見論詩者，或以悲愁過甚為非;且謂喜怒哀樂，俱宜中節。不知此乃講道學，不是論詩。詩人萬種苦心，不得已而寓之于詩。詩中所謂悲愁，尚不敵其胸中所有也。《三百篇》中豈無哀怨動人者?乃謂忠臣孝子，貞夫節婦反過甚乎?金罍兕觥，固是能節情處，然惟懷人則然，若乃悲愁之境，何嘗不可一往情深?”

對激憤之情，他也不一律反對：“從古詩人，大約憤世疾邪者居多。今人作詩，切戒罵人。勢必爭妍取憐，學為妾婦之道。宜乎詩稿中無非祝頌之詞，諂諛之態，而氣骨全不見也。但刺譏之中，須隱而彰，始為得體耳。至于深可憎惡者，原自不妨痛快。即《三百篇》中，何嘗無痛罵不留余地處，以后又不必論矣。”這是對于鼓吹“溫柔敦厚”詩教者的反擊。

吳氏不主張在攄寫性情時強制規范性情，但他又反對詩中充滿了“腥穢之氣”。因此，要做詩人還須“洗心”“養氣”。所謂“洗心”便是“洗滌俗腸”。所謂“俗”在作者看來主要是富貴名利。如何“洗滌”?游覽山水，體會山林之氣是一法;“虛心下氣”，聽“街談巷議”，又是一法;與“牧豎耕夫”往來，亦是一法。另外好詩亦可以醫俗。

在詩歌藝術上吳氏指出：“文辭一道，唯其是而已矣。是則生澀者欲自掩其陋劣，而丑狀愈不可耐矣。吾謂善用者，雖鄙語恒言，俱臻妙境;不善用者，雖經史所載，但覺陳腐而已。”

這里提出了“是”，也就是藝術上的“度”的問題。爽直與粗率，生澀與陋劣，僅有一步之差，關鍵在于要掌握好這個“度”，過與不及都不合乎要求。為了把握好“度”，他又說：“從事于詩者，其要有三：曰高、曰細、曰熟。所謂熟者，乃漸老漸熟之謂，非眾人習經也。”這些意見也就是：見識要高，辨析毫芒，最后到熟練掌握。

書中還論及各種詩體的特質，亦多有得之見。

總之，這是一介平民的論詩之語，其中觀點與主流社會的文人士大夫有許多不同之處，雖然淺顯了一些。

此書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清詩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