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各體論·樂府·流變

《宋書·樂志》 曰： 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然后被于聲，于是有采詩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職。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嘆，皆詩人六義之余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系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俗之薄厚。當是時，如司馬相如、曹植之徒，所為文章，深厚爾雅，猶有古之遺風焉。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寖微，風化不競，去圣逾遠，繁音日滋。艷曲興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于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郭茂倩《樂府詩集》 卷六一)

世之言樂府者，知其起于漢魏，盛于晉宋，成于唐，而不知其源實肇于虞舜之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及《益稷篇》敘舜與皋陶賡歌之詞，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歌詩之作自是而興。至孔子刪《詩》定《書》，取三百六篇，當時燕饗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之，樂府蓋取于此。而議者以謂自漢高祖作《大風歌》，使沛中小兒和而歌之，乃有樂府，是不然。《雉朝飛》者，齊宣王時牧犢子之所作也。《薤露歌》者，田橫死而門人作此歌以葬橫也。《秋胡行》者，秋胡子妻死，后人哀而作焉; 秋胡子，魯人也。《杞梁妻》者，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 杞植戰死，而其妻哭之哀，植亦齊人也。凡此之類不一，皆見于春秋戰國之時，則其來遠矣。魏晉宋歷唐，而其作益多。后人之作，其不與古樂府題意相協者十八九，此蓋不可得而考者，余不復論。獨恨其歷世既久，事失本真，至其弊也，則變為淫言，流為褻語，大抵以艷麗之詞，更相祖述。至使父子兄弟不可同席而聞，無復有補于世教。……然而歌詞之麗，如梁簡文、陳叔寶輩，皆以風流婉媚之言，而文以閨房脂澤之氣，婉而深，情而有味，亦大有可人意者。至唐而諸君子出，乃益可喜。余嘗評諸家之作，以謂李太白最高而微短于韻，王建善諷而未能脫俗，孟東野近古而思淺，李長吉語奇而入怪，唯張文昌兼諸家之善，妙絕古今。近出張右史，酷嗜其作，亦頗逼真。余嘗見其《輸麥行》 自題其尾云：“此篇效張文昌而語差繁”，則知其效籍之意蓋甚篤，而樂府亦自是為之反魂矣。(周紫芝 《太倉稊米集》卷五一《古今諸家樂府序》)

漢武帝立樂府官采詩，以四方之音，被之聲樂，其來遠矣! 后世沿襲，古意略存，或因意命題，或學古敘事，尚能原閨門袵席之遺，而達之于宗廟朝庭之上，去古雖遠猶近。唐世述作者多，繁音日滋，寓意古題、刺美見事者有之，即事名篇、無復依傍者有之。大歷以還，古聲愈下，獨張籍、王建二家，體制相似，稍復古意，或舊曲新聲，或新題古義，詞旨通暢，悲歡窮泰，慨然有古歌謠之遺風，皆名為樂府。雖未必盡被于弦歌，是亦詩人引古以諷之義歟，抑亦唐世流風之變而得其正也歟? (高棅《唐詩品匯·七言古詩敘目》)

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艷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 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 (胡翰《胡仲子集》卷四《古樂府詩類編序》)

《三百篇》 亡，而后有騷賦; 騷賦難入樂，而后有古樂府; 古樂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絕句為樂府; 絕句少宛轉，而后有詞; 詞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 北曲不諧南耳，而后有南曲。(王世貞 《曲藻》)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圣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為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 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于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 《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 《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后儒遂以樂府之名起于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為樂府令，豈武帝始為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品： 一曰 《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 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 三曰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 四曰 《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后，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吳訥《文章辯體序說》)

按樂府者，樂官肄習之樂章也。蓋自 《鈞天九奏》、葛天《八闋》，樂之來尚矣。《咸池》 以降，代有作者，故六代之樂，周人兼用之，時世雖更，而玄音不廢，乃知周公制禮之功，于是為大也。秦有《壽人》之樂、《五行》之舞，大率準周制而為之。漢興，樂家有制氏，世世在太樂官，雖曰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然古樂猶有存焉。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其后過沛，自制“風起”之詩，令僮兒歌之，是為 《三侯》之章。而《房中樂》則命唐山夫人造辭，傳至于今。孝惠時，以夏侯寬為樂府令。迄于文景，習常肄舊，無所增改。至武帝立樂府，乃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可謂盛矣。然延年以曼聲協律，司馬以騷體制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 《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時有河間獻王奏雅樂而不用，惜哉!哀帝惡其聲而罷之，良有以也。東漢明帝分樂為四品： 一曰 《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 二曰 《雅頌樂》，辟雍饗射用之; 三曰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 四曰 《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具，而制亦不傳。魏氏所作，音靡節平，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逮及晉世，則有傅玄、張華之徒，曉暢音律，故其所作，多有可觀。然荀勗改杜夔之調，聲節哀急，見譏阮箴，不足多也。梁陳及隋，新聲日繁; 唐宋以來，制作甚富。然較諸古辭，則相去遠矣。(徐師曾 《文體明辨序說》)

《三百篇》薦郊廟，被弦管，詩即樂府，樂府即詩，猶兵寓于農，未嘗二也。詩亡樂廢，屈、宋代興，《九歌》等篇以侑樂，《九章》 等作以抒情，途轍漸兆。至漢 《郊祀》十九章、《古詩十九首》，不相為用，詩與樂府，門類始分，然厥體未甚遠也。如“青青園中葵”，曷異古風?“盈盈樓上女”，靡非樂府。魏文兄弟，崛起建安，擬則前規，多從樂府，唱酬新什，更創五言，節奏既殊，格調敻別，自是有專工古詩者，有偏長樂府者。梁陳而下，樂府、古詩變而律、絕。唐人李、杜、高、岑，名為樂府，實則歌行。張籍、王建，卑賤相矜;長吉、庭筠，怪麗不典。唐末五代，復變詩余。宋人之詞，元人之曲，制作紛紛，皆曰樂府，不知古樂其亡久矣。(胡應麟 《詩藪》 內編卷一)

漢樂府多于古詩，六朝相半，盛唐前尚三之一; 中、晚而下至于宋元，律詩日盛，古體且寥寥矣，況樂府哉! (同上)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 漢魏古詞，一變也; 唐人絕句，一變也; 宋元詞曲，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余，變宋之漸乎? (同上)

古人詩即是樂。其后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又其后樂府是詩，樂曲方是樂府。詩即是樂，《三百篇》是也。詩自詩，樂府自樂府，謂如漢人詩，同一五言，而“行行重行行”為詩，“青青河畔草”則為樂府者是也。樂府是詩，樂曲方是樂府者，如六朝而言，諸家擬作樂府鐃歌《朱鷺》、《艾如張》，橫吹《隴頭》、《出塞》 等，只是詩; 而吳聲 《子夜》 等曲方入樂，方為樂府者是也。至唐人，始則摘取詩句譜樂，既則排比聲譜填詞。其入樂之辭，截然與詩兩途。而樂府古題，作者以其唱和重復沿襲可厭，于是又改六朝擬題之舊，別創時事新題，杜甫始之，元、白繼之。杜如 《哀王孫》、《哀江頭》、《兵車》、《麗人》等，白如 《七德舞》、《海漫漫》、《華原磬》、《上陽白發人》、《諷諫》等，元如《田家》、《捉捕》、《紫躑躅》、《山枇杷》諸作，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諷刺之指，于朝政民風，多所關切，言者不為罪，而聞者可以戒。嗣后曹鄴、劉駕、聶夷中、蘇拯、皮、陸之徒，相繼有作，風流益盛。其辭旨之含郁委宛，雖不必盡如杜陵之盡善無疵，然其得詩人詭諷之義則均焉。即未嘗譜之于樂，同乎先朝入樂詩曲，然以比之諸填詞曲子僅佐頌酒賡色之用者，自復霄壤有殊。郭茂倩云：“自風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后世之審音者。儻采歌謠，以被聲樂，則新樂府其庶幾焉。”斯論為得之，惜無人行用之爾。(胡震亨 《唐音癸簽》 卷一五)

古詩皆樂也，文士為之辭曰詩，樂工協之于鐘呂為樂。自后世文士或不閑樂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于樂者，故詩與樂畫境。文士所造樂府，如陳思王、陸士衡，于是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為“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則是文人樂府，亦有不諧鐘呂，直自為詩者矣。樂府題目，有可以賦詠者，文士為之詞，如《鐃歌》諸篇是矣。樂府之詞，有詞體可愛，文士擬之，如《東飛伯勞》、《相逢行》、“青青河畔草”之類，皆樂府之別支也。……杜子美作新題樂府，此是樂府之變。蓋漢人歌謠，后樂工采以入樂府，其詞多歌當時事，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是也。子美自詠唐時事，以俟采詩者，異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后，此體紛紛而作。總而言之，制詩以協于樂，一也; 采詩入樂，二也; 古有此曲，倚其聲為詩，三也; 自制新曲，四也; 擬古，五也; 詠古題，六也; 并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七者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則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余也。(馮班《鈍吟文稿·古今樂府論》)

樂府之名，其來尚矣。世謂始于漢武，非也。按《史記》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為 《房中之歌》，《西京雜記》 又謂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曲》，則樂府始于漢初。武帝時，增《天馬》、《赤蛟》、《白麟》 等十九章，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集五經之士，相與次第其聲，通知其意，而樂府始盛。其云始武帝者，托始焉爾。東漢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為樂府，悲壯奧崛，頗有漢之遺風。降及江左，古意寖微，而清商繼作，于是楚調、吳聲、西曲、南弄，雜然興焉。逮于有唐，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輩，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若考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為絕句耳。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艷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眾，好事者至譜為《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一)

樂府之名，始于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郊祀》類《頌》，《鐃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唯韓之《琴操》，最為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止得《風》之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郎廷槐《師友詩傳錄》述王士禛語)

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初唐人擬《梅花落》、《關山月》等古題，大概五律耳。盛唐如杜子美之《新婚》、《無家》諸別，《潼關》、《石壕》諸吏，李太白之《遠別離》、《蜀道難》，則樂府之變也。中唐如韓退之《琴操》，直溯兩周;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為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若元楊維楨、明李東陽各為新樂府，古意寖遠，乃皆不相蹈襲。至于唐人王昌齡、王之渙，下逮張祜諸絕句，《楊柳枝》、《水調》、《伊州》、《石州》等辭，皆可歌也。(劉大勤《師友詩傳續錄》述王士禛語)

漢惠帝時，夏侯寬為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詔司馬相如等賦詩合樂，因有樂府之名。自漢以迄唐五代，凡樂皆詩也。……唐世樂皆用詩，然已稍變其格，如今體二韻四韻詩，皆葉宮商，此前代所未有也。至于擬古之作，其文往往與古辭異同，意當時詩人即未必能歌，而皆諳音節，故但用其題，諧其聲，而不必效其式。五代以后，樂不用詩，樂府音節，舉世失傳，其名僅存，其聲蓋不可考。自宋迄今，詩人所為樂府，但以章句體裁仿佛古人，未敢信其可被管弦也。有明之世，李茶陵以詠史詩為樂府，文極奇而體則謬。李于鱗以割截字句為擬樂府，幾于有辭而無義。鐘伯敬謂樂府某篇似詩，詩某句似樂府，判然分而為二，自誤誤人，使后學茫然莫知所向，良可慨也。(錢良擇《唐音審體》)

古樂府自《雅》《頌》而后，惟《安世房中》諸歌，雄深古質，猶有《商頌》遺音。六朝以來，漸趨纖麗。唐興，修定雅樂，作者間出。雖雄厚不逮古人，而端莊和易，亦自遠勝齊梁也。(李因培《唐詩觀瀾集》卷一)

漢孝武創為樂府，命官掌之，于是始有 《郊祀》、《房中》、《鐃歌》、《橫吹》諸曲，燕享軍興兼用。一時興懷感觸，上好下甚，凡街陌謳謠，節奏鏗鏘，皆中宮羽焉。……六代依仿，皆有樂府，……或就題賦形，或斷題取義，或與題渺不相涉而各出臆解，或另造新題而點綴今事，種種不一，然猶未變其調也。至唐虞世南《從軍行》、高適《飛龍曲》，五言排也。楊烱《梅花落》、盧照鄰《隴頭水》，五言律也。沈佺期《盧家少婦》、王摩詰“居延城外”，七言律也。如此者不可悉數。是樂府也，直詩之而已，豈非詩與樂府分而仍合之驗與?高廷禮《品匯》，于樂府不另標目，概附之古今體詩，豈無見哉!要之，漢唐迄今，幾二千年，樂府與詩，其分也以聲而分，其合也以義而合，分合盛衰之際，正變源委具在，非深心此道者，鮮可與微言也。(葉矯然 《龍性堂詩話》初集)

漢立樂府，蓋以樂從詩，文成而聲協焉。唐立俗部樂，古音漸失。宋詞元曲，遞變新聲，遂先定聲譜，以文從之。于是詩人有古樂府之稱，競相擬作，以意揣度，而其所以歌詠節拍，弗能酌見而確指之。郭茂倩作《樂府解題》，亦不能考訂其聲律。少陵紀事詩自立樂府之名，元、白、張、王繼其后，雖音響不可知，而《國風》、《小雅》之旨存焉。(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 《沈生擬古樂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