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詩·清中葉詩歌

清中葉(乾隆、嘉慶時代)是清王朝穩定發展的時期，學術上形成“乾嘉學派”，在考訂、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小說創作上出現了偉大的小說《紅樓夢》。詩歌創作也有不小的成績，是詩人輩出的時代。

這里應該提一筆乾隆皇帝，因為他喜歡到處題詩，所謂“乾隆遺風”大家都熟悉。他曾說“平生結習最于詩”，最推崇杜甫，是個熱烈的詩歌愛好者。晚年自稱平生賦詩四萬多首，僅就數量說，他可能是中國“第一”詩人。他的許多詩擺皇帝架子，無甚特色，因此文學史上從沒有人提到他。其實，他有一部分詩是寫得挺不錯的。我們從他的《過蒙古諸部落》中選幾首讀一下。其一：

識路牛羊不用牽，下來群飲碧溪邊。

兒童騎馬尋亡牯，只在東溝西谷邊。

這是一幅黃昏牧歸圖，熟悉牧區生活的人都知道兒童騎馬尋牛是常事，并且憑經驗總能把牛找回來。其二：

小兒五歲會騎駝，乳餅為糧樂則那。

忽落輕莎翻得意，揶揄學父舞天魔。

小兒騎駱駝，嘴里吃著乳餅，高興得不得了。有時偶而掉下來落在軟草上，他就勢頑皮地學著父親跳起天魔舞(蒙古舞名)來。寫得活潑可愛，恰似一幅牧民風俗畫。其三：

獵罷歸來父子圍，露沾秋草鹿初肥。

折楊共炙傾渾脫，醉趁孤鴻馬上飛。

獵罷歸來，升起篝火烤鮮肥的鹿肉，拿出皮制酒囊(渾脫)盡情一醉，然后翻身上馬追逐孤鴻飛馳而去。這就把勇壯剽悍的蒙古民族性格和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活畫出來了。詩中散發出濃郁的草原氣息，這是那些文弱書生寫不出來的。

沈德潛(公元1673—1769年)是乾隆年間影響較大的詩人。他字確士，號歸愚，蘇州人。他主張寫古詩要以漢魏為準，寫近體詩要以唐詩為準。他倡導“格調說”，即詩的內容要“溫柔敦厚”，作詩要講求格律、聲調。按他的標準，他曾編選過《古詩源》、《唐詩別裁》等幾部書，直到今天仍在印行。他在朝做官時和乾隆皇帝關系密切，是詩友。退休后，乾隆路過蘇州時還召見過他。沈德潛有些小詩寫得很新巧，如《過許州》：

到處陂塘決決流，垂楊百里罨[yan掩]平疇。

行人便覺須眉綠，一路蟬聲過許州。

許州即今河南許昌。這樣的夏景常見：池塘里流著清水(決決，流水聲)，垂柳罨覆著平野。到處一片翠綠，滿眼都是生機，使人覺得仿佛胡須眉毛都被染綠了，一路蟬聲伴你走過許州。這下聯想象新奇，不落陳套，令人覺得新鮮而又貼切。他的五絕《晚晴》也頗有新意：

云開逗夕陽，水落穿淺土。

時見叱牛翁，一犁帶殘雨。

烏云拉開空隙透出夕陽，仍有稀稀落落的雨點落在地上，可見是一場小雨。老農仍在喝牛耕田，犁鏵上仍帶著殘留的雨滴。這一首也是下聯寫得形象。沈德潛影響大的是他的詩說和他編的歷代詩別裁集，自己沒有特別有名的詩傳世。

提起鄭板橋幾乎人人皆知，他以繪畫和書法聞名于世，其實他還是一名詩人。他名燮，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他從不標榜什么派別，寫詩從不裝模作樣，有話就說，直抒胸臆，憎愛分明，人們很愛讀。我們先讀他一首題畫詩：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這是他在山東濰縣做知縣時題在一幅畫上的詩。他出身貧苦，做官不忘民間疾苦，也是難能可貴的。他的另一首《題竹石畫》詩也被人們喜愛：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這是用勁竹頑強的生命力比喻人的頑強精神，既是勉勵世人，也是勉勵自己。他曾自稱“不仙不佛不圣賢，筆墨之外有主張”。他的畫怪，字怪，詩也別具一格，怪得可愛。

袁枚、蔣士銓、趙翼并稱“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年輕時中過進士，入過翰林，當過縣令，33歲便辭官歸家，終其一生都以詩文自娛，是個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潛提倡格調說的同時，袁枚提倡“性靈說”。所謂性靈，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說是“赤子之心”。他反對模仿，認為模仿的作品虛假，只有真實才有生命。他曾說：“蛟龍生氣盡，不如鼠橫行。”這些見解無疑是正確的，只是他沒有認識到豐富的生活閱歷的重要，使他的理論瘸了一條腿。他的七古《獨秀峰》寫得很有意味：

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獨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級登其巔，一城煙水來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傷焉?

前六句描摹獨秀峰的孤立狀態，平淡無奇，突然筆鋒一轉由山峰說到做人：為人正直有時可能會被孤立，這也同獨秀峰一樣，有獨秀之美，不必為此煩惱。由于有這最后兩句全詩就耐人尋味了。再看他的《馬嵬》詩之一首：

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

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人們讀過白居易的《長恨歌》之后，都為唐明皇和楊貴妃的生離死別嘆惋不止。袁枚認為社會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寫的那種家破人亡的悲劇無時無地不有，那要比李、楊的悲劇凄慘得多。這個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詩人和一般人唱反調，一細想，這個反調唱得有理，啟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內容就是寫詩作文，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愛好由來下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

阿婆還似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

他作詩態度極為認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輕女孩梳妝打扮一樣，自己未修改滿意之前從不示人。這是對讀者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有人吹噓自己寫詩作文文不加點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讀了袁枚這首詩應該感到慚愧。袁枚詩佳作不少，但沒有歷史上一流詩人那類大作，這是為什么?他說：“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所謂“靈犀”，就是他說的“性靈”，或者說是靈感，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廣闊的社會生活，因而寫不出大作。他寫的《隨園詩話》有許多很好的見解，至今廣為流傳，相比之下他的詩作就遜色了。

和袁枚同時又有翁方綱提出新理論——“肌理說”。他所說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辭，也就是學問。這種主張導致后來形式主義詩風的發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現一位著名詩人黃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則，江蘇武進人。家貧好學，懷才不遇，35歲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詩在其生前就廣被傳誦。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詩至今仍常被人們引用：

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

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漏，是古代的計時器。除夕之夜，在千家萬戶歡聲笑語中時間慢慢逝去。詩人孤獨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橋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見的現實之外，似乎醞釀著某種危機正在暗暗向社會襲來，而沉浸在節日歡樂中的人們尚未覺察。這首詩作于1773年，當時正是所謂“乾隆盛世”，過了這個“盛世”，清王朝就急劇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這正是我們文化傳統中可貴的“憂患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