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詞·第三、第四代詞人群的新變與輝煌

第三代詞人群，是以葉夢得(1077—1148)、朱敦儒(1081—1159)、李綱(1083—1140)、李清照(1084—1155?)、張元幹(1091—1161)等為代表的南渡詞人群。其他比較著名的還有陳克(1081—1137?)、周紫芝(1082—1155)、趙鼎(1085—1147)、向子(1085—1152)、李彌遜(1089—1153)、陳與義(1090—1138)、岳飛(1103—1141)等詞人。

這代詞人主要生活在12世紀上半葉徽宗、欽宗、高宗三朝(1100—1162)社會由和平轉向戰亂的時代。由于時代的巨變，他們的創作環境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他們的前半生，即靖康之難以前，是在徽宗朝(1101—1125)畸形的和平環境中度過，生活比較安定愜意，大多數詞人是在綺羅叢中吟風弄月，創作上并沒有形成自己的個性風格和新的時代特色。而此時周邦彥、賀鑄等老詞人仍占領著詞壇。因此，嚴格說來，第三代詞人此時只是做著創作“前期”的藝術準備。

宣和七年(1125)冬，金人在與北宋聯手滅遼之后揮師南下侵宋，年底即逼近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兵圍攻汴京，在以李綱為首的守城將士的頑強抵抗下，被迫退師。同年底，金兵再度進攻奪取了汴京，俘虜了北宋徽、欽二帝。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難”。建炎元年(1127)，高宗趙構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可這位乘亂登基的皇帝，不思抵抗，在金人步步進逼之下，渡江南逃，一直被金兵趕到東南的大海上。直到建炎四年(1130)春天，金兵才退出江南，占據著淮河中流以北的中原領土。從此，宋金分疆而治，但戰火并未停歇。南渡詞人的后半生就生活在這個戰亂時代。戰火硝煙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命運和創作傾向。他們在建炎南渡以后(1127—1161)的詞作，主要是表現戰亂時代民族、社會的苦難憂患和個人理想失落的壓抑苦悶。動亂的歲月，苦難的生活，悲劇的時代，鑄就了新的詞風和詞境。

這代詞人群人數眾多，有詞集傳世的就有四十多人，超過了前兩代詞人有詞集傳世者的總和(不到三十人)。從詞人的角色身份和創作傾向來看，這代詞人群可分為三個創作陣營或三種創作類型。

一是憤世與救世的志士詞人群。這主要有葉夢得、陳克、朱敦儒、向子、李彌遜、陳與義、王以寧(1090?—1147?)、張元幹、岳飛和“南宋四名臣”——李綱、李光(1078—1159)、趙鼎、胡銓(1102—1180)等人。他們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直接或間接地投身過抗擊金兵的戰斗，如李綱指揮過靖康元年的 “汴京保衛戰”;張元幹為其幕下參謀，也親冒矢雨指揮殺敵;王以寧在李綱率兵援救太原的戰斗中曾生擒敵兵數十人;向子轉戰南北，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城與金兵巷戰八日;李光、李彌遜、葉夢得先后任地方長宮，都建有守城保土之功;岳飛更是戰功赫赫的名將;趙鼎任宰相時曾親臨抗金前線指揮;具有“文武全才”的朱敦儒也做過前線軍幕的參謀官; 陳克晚年投筆從戎，在紹興七年(1137)的淮西兵變中遇難;胡銓雖未馳騁于戰場，卻用筆桿子投身于抗金的斗爭，上書力主抗戰，請斬賣國求和的秦檜，聲震朝野。他們都是堅定的抗戰派，但因朝廷的主和勢力常常占著上風，尤其是在紹興八年(1138)秦檜專權之后，一味向金人屈膝求和，這批抗戰的志士詞人更是備受打擊迫害而報國無門。創作上，他們面向激烈變化的時代現實，表現民族的苦難生活，抒發對國事的痛憤和英雄失路的苦悶，詞風悲壯慷慨，代表著南渡詞壇的主流和詞史進程的新方向。

二是遁世與玩世的隱士詞人群。這有周紫芝(1082—1155)、呂渭老、楊無咎(1097—1177)等人。他們雖然也歷經戰亂，但時代風云、戰爭亂離、國家破亡似乎并沒有激起他們心底的波瀾。他們只是封閉在個人生活的圈子里吟誦著林泉風月中的逍遙自在，詞作缺乏鮮明的時代感和現實感。志士詞人群在遭受打擊、被迫隱退之后，也寫了大量的隱逸詞。“隱逸”避世成為當時文人士大夫一種普遍心態和行為方式，也是當時詞作的熱門題材。不過，志士詞人群的“隱逸詞”，并未真正忘懷現實人生，而蘊涵著壓抑與不平之氣。隱士詞人的隱逸詞，則多幾分寧靜與閑適自得，他們的詞風在南渡前后也沒有太大的變化，戰爭離亂似乎既沒有改變他們的人生命運，也沒有改變他們的創作態度和創作風格。

三是頌世和諛世的宮廷詞人群。這有康與之、曹勛(1098—1174)、史浩(1106—1194)、曾覿(1109—1180)、張掄等人。他們或是嬖客，或是內廷寵臣，專門在宮廷里遵命創作，或歌功頌德，或應制獻諛，以討得主子皇上的歡心。這批詞人年壽較高，登上詞壇的時間也比前兩群詞人稍晚，他們的創作活動主要是在高宗朝的后期，并延續到孝宗朝，而與下一代詞人辛棄疾等人的創作時代交叉重疊。

此期間詞壇的發展走向，可以從詞人對待蘇軾詞風的冷熱變化上看出。南渡前徽宗朝二十多年的詞壇，蘇軾頗受冷落。當時的“少年”譏諷蘇軾是“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永)，則學曹元寵(組)”(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不少詞人都是走“花間”的老路，或是跟著周邦彥等人隨聲附和。直到靖康之難爆發以后，南渡志士詞人群才重新發現蘇軾，而沿著蘇詞的“詩化”方向前進，把詞當作詩來寫，其詞可歌卻不追求入樂歌唱，重在發揮詞的抒情言志功能，從而把一度冷落了的蘇軾開創的抒情范式經過充實提高后直接傳給后來的辛派詞人。

就詞史的進程來觀察，這個時期是詞史的新變期。說其“新變”，是因為南渡詞人在南渡以后空前地將詞的抒情取向貼近了激烈變化的社會現實生活，詞人的視野不再是局限于個體化的情感世界或普泛化的超時代的情感思緒，而擴大到社會化的民族心理、社會心聲，加強了詞的現實感和時代感，并進一步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

南渡詞壇，是以群體的力量和優勢推動著宋詞的發展，尚未產生像蘇軾、周邦彥那樣開宗立派、領袖一代的“大家”，但此時出現的杰出女詞人李清照，也足以使南渡詞壇放出異彩。

李清照流傳下來的詞作雖然不到五十首，但幾乎首首是“精品”。這種“精品”現象在中國詩歌史上是頗為少見的。她具有天才的藝術表現能力，能用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最平常的語言準確地表現復雜微妙的情感心態，用一兩個日常動作細節的勾勒就能傳達出人物內心情緒的波動變化。她的語言，具有“清水出芙蓉”般的天然純凈之美，自成一種風格。約略與李清照同時的女詞人朱淑真，以其獨特的悲劇性體驗，充實和豐富了這個時期詞的藝術世界。

第四代詞人群(1163—1207)，是以辛棄疾(1140—1207)、陸游(1125—1210)、張孝祥(1132—1169)、陳亮(1143—1194)、劉過(1154—1206)和姜夔(1155?—1209)等為代表的“中興詞人群”。另有袁去華、劉仙倫、楊炎正(1145—1216)、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和張輯等詞人。

這代詞人，都是在靖康之難后出生，對國家的苦難、民族的屈辱有著切身的體驗和感受。他們生活的時代，主要是在孝宗、光宗二朝，是一個號稱“中興”，給人希望最終又令人失望的時代。孝宗剛登基時(1162)，擺出一副與金人決斗的架勢，朝野上下，人心大振，給收復失地、一統河山帶來了希望。可不久因戰敗兵潰，孝宗喪失了收復中原的信心，長期堅持固守講和的戰略。“隆興和議”之后，宋金長期處于“冷戰”對峙狀態，孝宗及其子孫據守著半壁河山，安心做著向金朝屈膝稱臣、半是主子半是奴仆的皇帝。然而，時代的要求、民族的愿望是要恢復失地，奪回中原。應運而生的辛棄疾等一代文武通人，期待著橫戈躍馬，登壇拜將，收復中原，一統江山，然而希望漸成泡影，理想最終幻滅。一代英雄豪杰只能虛度青春，消磨歲月。南渡以來已經與時代脈搏一起跳動的詞作，自然要表現英雄志士們的情懷和個性。因而，此期的詞作，主要是表現英雄們的壯懷理想和壯懷成空后的壓抑苦悶。

他們是在南渡詞人相繼辭世后登上詞壇的。他們的創作年代，主要是在12世紀下半葉。寧宗開禧三年(1207)，詞壇主帥辛棄疾含恨去世，標志著這一階段詞史的結束。這個時期的詞壇，創作隊伍陣營強大，有詞集傳世的知名詞人就有五十多位，而且大家輩出，名作紛呈，多元化的藝術風格和審美規范并存共競，是兩宋詞史上最輝煌的高峰期。

從詞人的社會角色和身份來看，這代詞人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像辛棄疾、陸游、陳亮這樣有救國壯志且具方略、勇于進取而未獲重用、無法施展其文經武略的英雄志士;一類是像姜夔那樣的才高名盛而毫無政治地位的江湖名士。劉過雖屬江湖名士，詞風卻與辛、陳相近。

創作傾向上也壁壘分明。以辛棄疾為領袖的英雄詞人秉承蘇軾的抒情范式，沿著南渡志士詞人的創作方向，寫“豪氣”詞、“詩化詞”。他們把詞的表現功能發揮到最大限度，詞不僅可以抒情言志，也可以同詩文一樣議論說理。從此，詞作與社會現實生活、詞人的人生命運和人格個性更緊密相連，詞人的藝術個性日益鮮明突出。一人之詞，就是一個獨特完整的生命世界。詞的創作手法，不僅是借鑒詩歌的藝術經驗，“以詩為詞”，而且吸取了散文的創作技法，“以文為詞”。詞的語言在保持自身特有的音樂節奏感的前提下，也大量融入了詩文中的語匯。雖然詞的“詩化”和“散文化”，有時不免損害了詞的美感特質，但此期詞人以一種開放性的創作態勢，在詞中容納一切可以容納的對人生、自然、社會、歷史的觀察、思考和感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創作手段和蘊藏在生活中、歷史中的語言，則空前地解放了詞體，增強了詞作的藝術表現力，最終確立并鞏固了詞體與五七言詩歌分庭抗禮的獨立的文學地位。

姜夔則遠承周邦彥寫“雅詞”、“樂化詞”，而自樹一幟，與其追隨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張輯等人別成一派，而與辛派形成雙峰對峙之勢。

中興詞壇，藝術成就最高、創造力最強勁并雄踞詞史藝術峰巔的詞人，無疑是辛棄疾。辛棄疾原是出身行伍的英雄豪杰，本無意于做舞文弄墨的詞人。由于歷史的顛倒錯位，他無法使用刀槍去戰場上建立豐功偉業，只得拿起筆桿在詞壇上創造輝煌。詞史上，他是唯一的一位把自己的全人格、全生命融注在詞作中的詞人。他的詞作，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獨特完整的、豐富闊大的英雄的詞世界，在詞境上有著多方面的拓展，在詞藝上也有多方面的創造和提高^①。

辛派詞人是遠承東坡而近學稼軒，而從東坡到稼軒，其間直接的橋梁則是張孝祥。張孝祥比辛棄疾年長幾歲，是南渡詞人群與中興詞人群之間的過渡人物。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前后，南渡詞壇的李清照、朱敦儒和張元幹等著名詞人已先后辭世，而辛棄疾到孝宗乾道四年(1168)后才逐步在詞壇嶄露頭角^②。從紹興末到乾道中(1161—1168)，詞壇上最著名的詞人，就首推張孝祥。

張孝祥與蘇軾的氣質有些相似，都是天才型的詩人，他作詩填詞也以東坡為典范。他的名作《六州歌頭》，把抒情、描寫、議論融為一體，聲情激越頓挫，風格慷慨沉雄。其指陳時事的縱橫開闔和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都直接成為稼軒詞的先導。比辛棄疾年長15歲而創作基本同時的陸游，雖然平生專注于詩歌創作，作詞只是“業余”愛好，但其詞作也頗具個性，表現了他獨特的精神風貌和人生體驗。他的《放翁詞》，表現了集文士、戰士、隱士于一身的放翁形象，展現了英雄戰士漸變為落魄文士、“無聊”隱士的悲劇命運和悲劇情懷，豐富充實了詞的情感世界。

陳亮也是豪俠，“喜談兵”，“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宋史·陳亮傳》)，終生致力于中興、復仇的大業，51歲狀元及第時自稱“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發蒼”(陳亮《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他與辛棄疾是志同道合的密友，“詞亦相似”(劉熙載《藝概》卷四)。他常常用詞來表達他的政治軍事主張，強烈的現實針對性、鮮明的政治功利性和縱橫開闔的議論性是其詞最突出的特點。

劉過是終生流浪江湖的布衣、游士，既有俠客的豪縱，又有游士的清狂。他詞作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自傲自負又自卑自棄、狂放不羈又落魄寒酸的江湖狂士。劉過的《龍洲詞》，第一次展現了南宋中后期特殊的文士群體——江湖游士的精神風度、生活命運和復雜心態，具有獨特的生命情調和個性風格。

同期的姜夔也是江湖游士，但比劉過少幾分清狂而多幾分雅韻。他的詞，題材取徑較窄，主要是寫戀情與詠物，在詞境上并無多大拓展，但藝術上卻另創新機。姜夔作詞，師法周邦彥。與周相比，姜夔的戀情詞又別開生面。他往往過濾省略掉當初纏綿溫馨的愛戀細節，而只表現離別后精神上的追求苦戀，賦予柔思艷情以高雅的情趣;又不用艷麗的字面來裝飾，熱烈的戀情出之以冷峻清雅的筆調，即所謂健筆寫柔情，從而形成清剛峭拔的神韻。周邦彥的詠物詞，已初步將身世之感和懷人傷別滲透其中，姜夔的詠物詞由此深入，更將戀情與詠物打成一片。周詞往往是將物態與人情“聯合”寫之，詞中人與物是雙向交流;姜詞則是把物態與人情“融合”寫之，詞中人與物同化合一，更顯精妙。詠物而別有寄托，是姜詞的又一特點，也是對宋末詠物詞影響最大的一點。白石詞的語言也獨具個性。與周邦彥詞相較，周詞的語言色澤艷麗，如春日牡丹;姜詞的語言色調清幽，似雪中寒梅。周詞多融化前人詩句，用的是江西詩派“點鐵成金”的方法;姜詞則是自鑄新辭，吸取的是江西詩派清剛峭拔的精神，改變了歷來“婉約”詞語言軟媚柔弱的原質。

姜詞因語雅、調雅、味雅，而被宋末詞人奉為雅詞的典范。清人汪森《〈詞綜〉序》即說：“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后。”

注釋

① 參見王兆鵬《英雄的詞世界——稼軒詞的特質及其新變》,《河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② 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1993年增訂本,辛棄疾的第一首編年詞,始于孝宗隆興元年(1163),此后四年僅有詞1首。乾道四年(1168)后詞作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