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文獻·隋唐五代文學與海外漢籍·日本現存唐抄本及古寫本典籍

唐代是中日兩國交流史上最輝煌的篇章，其間日本曾18次任命遣唐使(13次到達長安)，每次遣唐使團人數多達數百人。其中留學生最著名的有吉備真備(695—775)和阿部仲麻呂(701—770)。吉備真備于開元間入唐，研覽經史，賅涉六藝，歸國時攜回《唐禮》130卷等漢籍，晚年官至右大臣，在入唐留學生中最為顯宦。阿部仲麻呂漢名朝衡或晁衡，仕唐官至秘書監、安南都護，與李白、王維、儲光羲等交游唱和。以“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常曉、圓行、圓仁、惠運、圓珍、宗睿)為代表的求法僧，均有攜歸書目傳世，其中除了大量佛教典籍外，也有不少文學類書籍。如空海《遍照發揮性靈集》卷四所記歸獻圖書中有《劉希夷集》4卷、《朱晝詩》1卷、《朱千乘詩》1卷、《雜詩集》1卷、王昌齡《詩格》1卷等;圓仁求法目錄中有《祝元膺詩集》1卷、《杭越寄和詩集并序》1卷、徐隱秦《開元詩格》1卷、駱賓王《判一百條》1卷等;圓珍等的攜歸目錄中也有大量唐人詩文集。據藤原佐世(?—897)奉敕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共存錄漢籍1568部，17209卷，約及《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所著錄的圖書之半，足見唐時東傳漢籍數量之巨。其中“小學家”存詩文評著作45種，“別集家”存152種1619卷，“總集家”存85種2835卷^①，頗多中土不傳之書，與唐代文學關系密切。大量唐寫本傳入的同時，日人抄寫中國典籍也蔚然成風，從天皇、貴族大臣到普通經生學子，都有寫卷存留。其后的鐮倉(1192—1333)、室町(1333—1573)、江戶(1603—1867)時代，也都有可觀的寫本傳世，往往保存了古佚書的內容。

日藏漢籍的舶歸，具有廣泛影響的是清乾嘉間《佚存叢書》和《全唐詩逸》的傳入。林述齋所編《佚存叢書》，成書于1799—1810年間，收入中土久佚的古籍17種，其中有關唐代的有《臣軌》《東書要錄》《兩京新記》《李嶠雜詠》《文館詞林》《蒙求》《唐才子傳》等7種。《佚存叢書》與《全唐詩逸》引起中國學者的高度重視，前者在近代曾兩次翻刻，阮元選取其中7種刻入《宛委別藏》，后者則由鮑廷博刻入《知不足齋叢書》。道光以后，中日兩國學者都熱心于日藏漢籍的搜集研究，日人森立之等著《經籍訪古志》，著錄漢籍善本662種。中國學者如楊守敬、黎庶昌、傅云龍、董康、羅振玉、傅增湘、孫楷第等紛紛赴日訪書，其中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錄書二百四十多種，黎庶昌刊《古逸叢書》，存書26種，成績卓著。

近代以來陸續回傳的唐五代文學文獻，一些已廣為學術界所用。如“唐人選唐詩”之一韋莊《又玄集》，元代以后中國即無傳本行世。20世紀50年代，日本京都大學清水茂教授以日本享和三年(1803)江戶昌平坂學問所刊官版本贈與夏承燾教授^①。1958年1月，古典文學出版社據以影印。同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唐人選唐詩(十種)》據影印本斷句排印，廣為人知。今有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整理本(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糾正原本訛誤，最稱善本。

再如唐張所撰傳奇小說《游仙窟》，中土久佚。 《經籍訪古志》著錄此書日本抄本三種，一是昌平學藏舊抄本，有文保三年(1319)文章生英房跋;二是容安書院藏舊抄本;三為尾張真福寺藏文和二年(1353)抄本。另有醍醐寺存康永三年(1344)寫本，源出正安二年(1300)寫本，1926年山田孝雄古典保存會曾影印。和刻本則有慶安五年(1652)刻一卷本，元祿三年(1690)刻三卷本等。清末回傳中國，校刻者甚眾，但大多僅據和刻本，古抄本尚未充分利用。

又如初唐唐臨所撰佛教果報小說集《冥報記》，原書中土久佚，佚文散見于《法苑珠林》《太平廣記》等書。日本藏有《冥報記》古寫本多種，日人森立之等《經籍訪古志》卷五、清末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八著錄三緣山寺藏本;1924年，商務印書館據高山寺藏本排印，收入《涵芬樓秘笈》第六集。1945年，岑仲勉取《涵芬樓秘笈》本為綱，附以楊守敬輯目，撰成《唐唐臨〈冥報記〉之復原》^②。1992年，方詩銘輯校本由中華書局出版，方輯本以日本博文堂影印高山寺本為底本，參校楊守敬所引三緣山寺本、《大正藏》本校勘記所引知恩院本，以及《珠林》《廣記》等書，成為一個新的通行本。此外日本另有侯爵前田家藏本，抄寫于長治二年(1105)，不但所收條目較原先最為完整的高山寺本多出四條，而且文字也多有勝出之處，為最接近唐臨原本的一個古寫本。前田本有1937年《尊經閣叢刊》影印本，時值抗日戰爭爆發，傳入中國后未能及時被學者利用，近年方為學界所知^①。

以上是較早回傳中國并已正式出版的幾種日藏古寫本典籍，還有一些古寫本尚未回傳，或只有散見影印本、整理本，下面擇要予以介紹。

唐高宗時許敬宗等奉敕所編《文館詞林》，宋以后失傳。清末陸續回傳中國，《佚存叢書》收4卷，《古逸叢書》收14卷，《適園叢書》收23卷，董康影刊本收18卷。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會匯集日本所存殘卷印行，共得30卷，其中23卷直接采用弘仁十四年(823)抄本影印，極其珍貴。此書存詩5卷，多為馮惟訥、丁福保所未取，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已全部收入。所存文，可補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者多達197篇。所存唐人之作，有文無詩，可補《全唐文》者27篇。其中李百藥《竇軌碑》《劉瞻碑》《黃君漢碑》、虞世南《龐某碑》、薛收《王懷文碑》、褚亮《周孝范碑》《上官政碑》《莊元始碑》，作者皆唐初著名文臣，碑主皆隋唐之際風云人物，文學、歷史價值都很高。近有羅國威據弘仁本所作整理本，已由中華書局出版。

名古屋大須觀音寶生院所藏《翰林學士集》(日本尾張國真福寺舊藏)，首殘，尾題“集卷第二，詩一”;卷背抄德宗貞元間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編《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五，系平安中期以前的寫本。光緒間黎庶昌使日時發現，后由貴陽陳矩影寫刊布，又收入《靈峰草堂叢書》，但未盡忠實于原卷，頗有訛漏。日本有村田正博《翰林學士集本文和索引》(和泉書院1992)，國內有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本(陳尚君輯校)。唐置翰林學士在玄宗以后，舊題“翰林學士集”顯為后人妄加。此卷收唐太宗與許敬宗、鄭元、于志寧、沈叔安、張后胤、張文琮、陸搢、長孫無忌、楊師道、朱子奢、褚遂良、上官儀、高士廉、劉洎、岑文本、鄭仁軌、劉子翼以及缺名詩共60首，其中46首未見于《全唐詩》。卷中作者前各題官銜，有裨考證。卷中唐太宗署“太宗文皇帝”，知其編定在太宗死后。詩均為應令或應制之作，同題唱和一題下多者至九首，少者僅一首，但每題均有許敬宗詩，以太宗及群臣附見，目錄均以許詩立目。因此日人森立之疑為“敬宗所撰”(《經籍訪古志》卷六)，福本雅一認為應擬題作《唐太宗御制及應詔詩集》(《唐抄本》附解說)，陳尚君則推測此卷實為《許敬宗集》之殘卷(《唐人選唐詩新編》本前記)。

日本殘存《王勃集》寫本四種：(一)奈良正倉院藏本。序文一卷，有“慶云四年(707)七月廿六日”題記，1983年景刊于《正倉院展》中，存《于越州永興縣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等序文41篇，其中20篇為今本王勃集所未收。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一六著錄，并輯錄佚文13篇。(二)兵庫蘆屋市上野氏藏本。墓志一卷，首題“墓志下”，尾題“集卷第廿八”，卷首目錄凡4篇，今存《達奚公墓志》等3篇，均不見于今本王勃集。(三)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本，卷首題“集卷第廿九”，尾題“集卷第卅”。卷二九存《張公行狀》及祭文5篇，后半殘，所缺當即目錄中《祭高祖文》。卷卅前半缺，存《君沒后彭執古孟獻忠與諸弟書》《族翁承烈書》《族翁承烈致祭文》《族翁承烈領乾坤注致助書》，均為勃卒后親友有關文字，當為原集附錄。(四)京都神田氏藏本。殘片，疑從東京博物館本切出，僅存《過淮陰謁漢祖廟祭文奉命作》，當即卷第廿九目錄中之《祭高祖文》。后三種影本均見于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抄本》中，出自同一人所抄。日藏寫本不但保存了唐代三十卷本《王勃集》的部分原貌，并存錄了大量王勃遺文，其親友書札對了解王勃去世前后的情況也極重要。1923年，羅振玉曾輯寫本中王勃佚文24篇為《王勃集佚文》1卷，又《附錄》1卷、《校記》1卷。新版點校本清蔣清翊《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將《佚文》《校記》兩種作為附錄收入。國內已出的幾種王勃文集尚無收錄日藏寫本全部內容者。

《李嶠雜詠注》傳為唐天寶間張庭芳注。李嶠《雜詠》共120首，每首各以一字為題，多用常典，兼具類書性質。宋代曾題為《單題詩》，明以后存于三卷本集中，無單行本。此書在日本曾作為幼學童蒙讀物在宮廷貴族和士人中廣泛流傳，誦習時主要參據張庭芳注。李詩最早寫本為嵯峨天皇(786—842)宸翰本，存21首。二卷本古抄有建治三年(1277)抄本，《佚存叢書》據以刊入。注本在日本則有三個系統的八個抄本，第一個系統有慶應義塾大學和尊經閣分別收藏的室町時期抄本，前者有《日藏古抄本李嶠詠物詩注》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后者僅存卷上;其次為陽明文庫存室町抄本，存上卷之下，僅有30首詩注，但注文與前述抄本有很大不同;再次為延德二年(1490)抄本的五種再抄本，其中四種為私人收藏，另一種藏天理圖書館。抄寫時代均為江戶時期，即19世紀中葉。據旅日學者胡志昂研究，諸本雖均出張庭芳原注，但因日人研讀之需，已作了不少增補改寫^①。《李嶠雜詠注》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唐人注本唐人詩集，雖已非原書，也極可珍貴。另有敦煌唐寫本殘片三種，在第三章已述。

日本奈良縣天理圖書館藏《趙志集》，首題“趙志集一卷”，其下有“山階傳法供”、“十七張”兩行注記，現存全卷由六紙粘接而成，知已有缺失。存古體詩10首，可分四組。首為“張皓兄”、“劉長史”酬贈詩，次為“鄭司馬”《秋日望雨見贈》及酬詩，再次為“裴草然”、“張結”等《秋晚感時》酬寄詩，末為“徐司馬”、“司戶薩照”《閑廳晚景》唱和詩。趙志及卷中諸人均無可考，詩題、編次與唐人習慣不合。日本學者據其風格及用詞習慣，定為初唐人之作。有《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2冊影印本，日本學者齋藤茂有校注本，國內有周紹良、陳尚君兩種校錄本^①。

日本現存唐人文集古抄本最多的是《白氏文集》，除散抄詩札外，可分為三個系統。一是以神田本為中心的《新樂府》詩抄本，今存室町以前抄本近二十種，其中有自日傳大集中抄出者，也有中國單行本攜至日本者。二是金澤文庫本，原為鐮倉武將北條實時在武藏國久良郡金澤村別業文庫所藏，桃山時代散出，今僅存三十余卷。金澤本抄寫于室町后期，但所據原本為博士菅家傳本，菅家本所據則為日僧惠萼于會昌四年(844)在蘇州南禪院抄寫的白居易送藏的六十七卷本文集，其時作者尚在世。金澤本的價值在于保存了久已不傳的南禪寺本的面貌，所收詩與傳世白集有很大不同，有一些佚詩，詩題也頗有差異，還增出一些白氏自注。花房英樹《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朋友書店1960)對此本有較詳介紹，近年日本已有影印本。三是選抄本，有東大寺圖書館藏1249年和1275年東大寺僧宗性抄寫的 《白氏文集要文抄》、斯道文庫存1250年醍醐寺僧阿忍抄 《重抄文集抄》和內閣文庫藏1295年關中田中坊書的《重抄管見抄》，也保存了一些已失傳的白集古本的面貌^②。

日本文化廳藏唐寫本《新撰類林抄》，草書，卷首題二行字：“《新撰類林抄》第四，第三帙上。”“春，閑散上。”此書中日書志均未見著錄，似為某分類詩歌選本中的一卷。存殷遙、王維、李白、李頎、賀知章、朱千乘等二十余人詩40首，其中15首為《全唐詩》所遺。局部書影見于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抄本》，并附中田勇次郎解說。日本有小川環樹《〈新撰類林抄〉校讀記》整理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11冊，1959)，中譯本見南京大學《文學研究》第一輯(程章燦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除上列有題名的古寫本詩文集外，日本還有一些詩文雜抄寫本傳世。其中篇幅最大的是奈良正倉院藏天平三年(731)圣武天皇所抄《雜集》(擬題)。此卷主要內容為抄自六朝至隋唐人文集的與佛教有關的詩文作品，以唐前作品為多，與隋唐文學有關者主要有《隋大業主凈土詩》《鏡中釋靈實集》等。“隋大業主”即隋煬帝，但經考所抄《凈土詩》32首的主要內容實為隋釋彥琮之《愿往生禮贊偈》，并與初唐釋善導《往生禮贊晨朝偈》、中唐釋法照《凈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所收禮贊基本相同^①;《鏡中釋靈實集》，作者為唐越州僧靈實。《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釋靈實集》一卷，抄本當出自此集。存贊文、祭文、齋文、愿文等30篇，有景龍初為越州刺史楊祇本所作《畫彌勒像贊一首并序》，開元五年(717)為越州刺史桓臣范作《為桓都督祭禹廟文》，其余所涉人事有泉州長史辛玄同、越州戶曹敬回、山陰縣令白知節、越州倉曹寧思莊、山陰縣尉賈慎、朱守臣等。《雜集》有《書道藝術》第11卷(臺灣中央公論社1976)影印本，但所附“釋文”多有誤錄，斷句錯誤猶多。

此外較重要者還有酒井宇吉藏《唐詩卷》和《圓城寺藏唐人送別圓珍詩抄》。《唐詩卷》(擬題)，存陳羽、李嘉祐、武三思、張棲貞、王漸、孟浩然、郎士元等13人詩27首(其中重出1首，題存詩殘1首)，均為詠僧寺之作，其中13首不見于《全唐詩》。影印本見于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抄本》，卷背為《白氏長慶集》卷二二。《圓城寺藏唐人送別圓珍詩抄》(擬題)，存詩歌、書札二十余篇，日本有小野勝年《入唐求法行歷の研究》 (法藏館1982) 所附校錄本，中國有白化文據日僧敬光編《唐房行履錄》卷下《風藻餞言集》所作的校注本^②。近年，日藏唐詩古寫本又有新的發現，即伏見宮舊藏平安后期寫本《雜抄》。原卷首題“雜抄卷第十四，曲下”，錄唐人詩35首(部分詩為節抄)，文1篇(岑參《蜀道招北客吟》，即《招北客文》)。其中18首不見于《全唐詩》，作者李南、屈晏、鄭遂、劉瓊四人為新見詩人。有住吉朋彥《伏見宮舊藏〈雜抄〉卷十四》整理本(《書陵部紀要》第51號，2000)。王勇《佚存日本的唐人詩集〈雜抄〉考釋》(《文學遺產》2003年第1期)是新近發表的對《雜抄》的最新研究。又日本金澤文庫藏《香嚴頌七十六首》抄本(《金澤文庫資料全書·佛典》第一卷《禪籍篇》)，智閑詩偈見存于《祖堂集》《景德傳燈錄》等文獻的約三十余首，日藏抄本絕大多數不見于已知的香嚴詩偈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抄本所存76首詩偈不都是香嚴和尚的作品，如第21首“三十年前曾此游”為唐人王播《題木蘭院二首》之一，第64首即S.373《諸山圣跡題詠詩叢鈔》(擬題)末首《題中岳山七言》。《香嚴頌》抄本存在著釋氏歌偈通常采用的托名及改作現象，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①。

日本古寫本中還有唐人文論著作兩種，即唐杜正倫撰《文筆要訣》和唐佚名撰《賦譜》，日本五島慶太郎藏平安末期寫本，前者《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后者為唯一傳世的唐人賦格類著作。1943年影印行世，今有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整理本。

注釋

① 關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典籍的種數、卷數,統計結果不一,此處依據嚴紹據室生寺本所作的統計。① 參見夏承燾《又玄集后記》,載《唐人選唐詩(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本。②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又見《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① 參見李銘敬《冥報記的古抄本與傳承》,《文獻》2000年第3期;徐俊《日本侯爵前田家藏本〈冥報記〉校研》,《文史》2003年第1輯。① 參見胡志昂《日本現存一百二十詠詩注考》,《和漢比較文學》第6號,1996年;胡志昂《日藏古抄本李嶠詠物詩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① 前者見于山西人民出版社《藝文志》第1輯;后者見于《全唐詩續拾》卷五五,中華書局1992年版。② 參見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① 參見池田溫《關于圣武天皇宸翰〈雜集〉》,《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九期(臺北),1998年。② 參見白化文《睿山新月冷,臺嶠古風清——讀〈風藻餞言集〉》,《東南文化》1994年第2期。最新整理本有石曉軍《日本園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詩文尺牘校證》,《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白化文《風藻餞言集校注》,收入《行歷抄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① 錄文參見羅時進《唐詩演進論》附錄一《日本唐詩學研究資料兩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