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先秦兩漢文學的歷史背景與階段劃分

(一)先秦兩漢文學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

作為一個時間概念，先秦兩漢是指東漢末年以前漫長的歷史時期。要了解這一漫長時期的中國文學，首先要對這一階段的歷史文化有一個大概的認識。

考古研究證明，早在200萬年至170萬年以前，在中華大地上已經有了巫山(重慶巫山)人、元謀(云南元謀)人的足跡。到了距今大約一百萬年到五十萬年左右，陜西藍田人已經會使用石器并且會用火^①。到了距今約七十萬至二十萬年左右生活在中國北方的北京人，除了可以制造石器之外，還能把獸骨拿來用簡單磨制等方法制作骨器。在距今大約兩萬年前生活的山頂洞人，已經能夠把石珠、貝殼、鳥獸的骨頭等經過磨制、打孔、染色等方法制成裝飾品，把死者埋葬在地下室并在其周圍撒上赤鐵礦粉，這說明山頂洞人已經具有了審美意識和原始的宗教信仰。在距今大約七千到五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階段，中國人不僅可以制作精美的彩陶，建設村落，而且還發明了用符號記事的方法，這些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漢字”或者是漢字的前身。在與仰韶文化同時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里，發現了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從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考古學界一般把這段時間稱之為中國新石器時代，這一時期可能包括傳說中的軒轅、神農、堯、舜時期，從社會形態上講則屬于原始氏族社會后期，包括母權制和父權制兩個時期。在這個時期里，原始農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飼養家畜家禽已經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制陶工藝不斷進步。其中，代表著山東龍山文化的雙層鏤孔蛋殼黑陶杯，其制作工藝讓人嘆為觀止;制玉工藝已經興起，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琮、玉璧制作精美;早期青銅器已經問世;建筑技術日趨提高，橫洞穴式、半地穴式、地面營造和空中居住等各種建筑形式都已產生，并出現了像河南登封王城那樣的小型城堡。隨著社會產品的積累，已經出現了貧富分化，預示著私有制和階級已經誕生。到了距今大約四千年時期，中國已經進入了階級社會。隨著夏商周等國家的交替產生，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和四百年大漢帝國的建立，中華民族已經跨入了當時世界最先進最發達國家的行列，最終奠定了無愧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稱號的中華文明，并且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

中國有著廣闊的國土。早在距今上萬年的新石器時期，中華大地就體現出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態勢。黃河流域在早期有新鄭裴李崗文化、河北武安磁山文化和甘肅秦安大地灣文化，在中后期黃河中游有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在黃河下游有青蓮崗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在黃河上游有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在長江中游有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湖北龍山文化，在長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在華南地區有山背文化、石峽文化，在西南地區有云南賓川的白羊村遺址和藏東的卡若遺址，在北方地區有沈陽新樂文化、內蒙古赤峰為代表的紅山文化，等等。與夏商周同時，在中華大地上也同樣活躍著各種不同的文化與文明。例如，在四川有與夏商周約略同期的三星堆文化，在內蒙古赤峰有夏家店文化，在吉林有西團山文化，在甘肅臨洮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在江蘇有湖熟文化，等等，其中在四川三星堆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人像雕塑之精美，可以說是世界文明的奇跡。所有這些，不僅說明中華民族歷史的悠久，而且說明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彩^①。

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它是刻畫在獸骨和龜甲上用于占卜的一種特殊文字，并不能代表中國文字的最初形態。實際上，中國文字的產生應該比這更早。上引仰韶文化中的刻畫符號，有人就認為是中國早期文字的開始。無獨有偶，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中，也出土了與之相類的中國早期文字。這說明中國人早期的文字記事應該遠在甲骨文字之前。《尚書·多士》曰：“唯殷先人有冊有典。”“典”和“冊”都是象形字，意即用筆把字寫在竹簡或木條上，然后用繩把它們連接起來，也就是以繩編簡的象形。這說明商代除了有甲骨文之外，還存在著記事的典冊。而現存《尚書》中的《盤庚》諸篇，學術界公認是殷商時代的文獻，這文獻自然是當時用甲骨文之外的另一種書寫文字記錄下來的。在甲骨文考古中人們發現，其中有些甲骨文不是直接用刀刻上去的，而是先用筆寫在甲骨之上，然后用刀刻畫的，這說明那時已經有了書寫的方法和相應的工具。《尚書·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周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左傳·昭公十二年》記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以上說法雖然帶有傳說的性質，但是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證明中國的文字產生當在殷商以前，中國人很早就用文字來記載歷史。在《史記》里所記殷商帝王世系與出土的甲骨文記載基本相符，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司馬遷可能看過早期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歷史資料。除了用文字記錄的歷史之外，神話與傳說在上古社會也一直起著傳播歷史的重要作用。在中國早期的文獻中記載下來的諸多上古神話與傳說，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成是上古文化的歷史記錄。這說明，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明傳統，是被后人一代一代地不斷地繼承下來了。所以，對于殷商文化的高度發達，特別是青銅器的制造和傳說中音樂歌舞的精美，我們不應該感到吃驚。

在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姬發率領諸侯攻滅了商紂王，建立了西周王朝。周王朝不但建立了遠較前代更為先進的社會制度，而且還建立以禮樂文明為標志的先進文化。周代社會是典型的宗法制社會，它繼承了原始氏族社會傳承下來的社會制度，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來建構政治關系，決定土地占有的形式，確定社會的等級秩序，這就是所謂的“親親”和“尊尊”。武王克商后，大封同姓兄弟、異姓親戚為諸侯，幫助周王室鎮撫各地，以保護王室的安全，“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同時，周人還確立了立子立嫡制、同姓不婚制等與之相配。“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異姓之勢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術，而自國以至天下合為一家……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別嚴。且異姓之國非宗法之所能統者，以婚媾甥舅之誼通之。于是天下之國，大都王之兄弟甥舅，亦皆有兄弟甥舅之親。周人一統之策實存于是”^①。也就是說，周人是靠宗法關系建構起一個政治網絡，靠親親與尊尊的道德樞機來強化了其政治功能的正常運行。這種分封制同時又是周代社會的經濟占有形式。按此制度，周王是天下所有財產的當然占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他的權力是上天賦予他的，因此他就是天子。從宗法制角度來講，他就是天的長子，是天下大宗。凡同姓諸侯都要尊奉他為大宗子。以次而降，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也各具有其上下宗屬關系。天下的土地和財產也就依次而下分^②。這種新型的宗法關系和土地占有關系的結合，成為周代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使周代社會成為中國古代典型的宗法制的封建領主社會。這種社會和殷商社會相比，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表現出相當大的進步。

周人不僅在政治制度上遠較商代為先進，同時還建立了先進的理論思想體系。周人在其滅商建國之際，對于前代的歷史經驗進行了認真總結，首先建立了新的天命觀。殷人相信天命，他們認為在人世之上有個冥冥之天統治著一切，人只有被動地去接受天的安排，需要靠問神、占卜的方式去征求天的意見，以此來決定自己的行動。而周人相信天命，卻看到了天命和人事相關的本質。在周人看來，天固然決定人的命運，但“天命”并不僅僅是上天的一種主觀意志，它同樣需要參驗人事來進行決斷。“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同上)。基于這一認識，他們確定了“敬德保民”的治國綱領，它的要義包括兩端：一是自我方面的完善，二是施恩惠于民。自我完善就是“敬德”，它要使統治者保持良好的自我道德素質，從積極方面說是“誠敬”、“孝友”、“勤勞”;從消極方面說，是“無逸”、“戒酒”。施惠于民就是“保民”，要“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要禁止“亂罰無罪，殺無辜”(《尚書·無逸》)，要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左傳·定公十一年》)。我們看現存周人文獻論及治國大要之處，莫不冠之以“敬德保民”的基本精神。以后儒家在經典著作《禮記·大學》開宗明義所講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實在是周人這種政治思想精神的最好概括。與這種“敬德保民” 的治國綱領相配，周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禮樂文化制度，“禮”既強化了社會等級(尊尊)，又靠血緣關系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親親)，而這一切又可以通過“樂”的教化由外在的規范而變成內在的行為自覺。周人的這種先進制度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后數千年中國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基礎。王國維曾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其意義不在于一家一姓的滅亡和都邑之轉移，而在于“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①。中華民族的文化經典——《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都是在周代文化的影響下整理完成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中國從此又進入了大動蕩大分化的春秋時期，社會也開始一場新的變革。在春秋二百多年的時間里，天子衰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強侵弱，眾暴寡，大國爭戰，小國結盟，在不斷的變亂中，逐漸沖決了周王朝建立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開始尋找新的社會體制。這時期，“世卿世祿”式的宗法制度被破壞了，以往的舊貴族淪落了，一個新型的地主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由于脫離了宗法制度的束縛，大量的農奴變成了自由民，他們之中的杰出人才脫穎而出，積極參與社會的變革和政治斗爭，也開始參與文化建設。到了公元前475年前后，中國歷史進入了戰國時期，周王朝徹底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齊、楚、燕、韓、趙、魏、秦等七個國家逐漸強盛，加緊了兼并和統一的歷史進程。在從春秋到戰國共五百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社會政治制度逐漸演化、逐漸走向新的成熟，最終由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式的封建地主制國家。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的大分化、大變革時期，自然更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最為輝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人們從社會、政治、哲學、歷史、文化等各個方面進行學術的思考與總結，探索中國的未來之路，紛紛提出自己的主張，出現了儒、墨、道、法、名、陰陽、縱橫、雜、農、小說以及兵家等各種學派，出現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商鞅、韓非子、田駢、慎到、騶衍、惠施、公孫龍子等著名學者。特別是以儒、墨、道、法、陰陽為主的五家學說，從不同程度上為秦漢社會的建立提供了文化上、政治上、哲學上和思想上的基礎，并為中國后世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這在中國歷史上又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秦王朝雖然短命，但是繼之而建立的大漢帝國卻基本上繼承了秦人創設的社會制度，并在百家爭鳴的基礎上進行了思想文化整合，確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后世社會的主導地位。大漢帝國的建立約略與西方的古羅馬帝國同時，這兩個東西方的大國在當時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最高水平。大漢帝國的疆域之廣大，人口之眾多，生活之富庶，文化之發達，也遠遠超出了以往的夏商周各代，它是在經過了幾百年的歷史大變革、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的新的社會，它的偉大氣魄讓后人嘆為觀止。

(二)先秦兩漢文學的階段劃分

先秦兩漢文學在如此廣闊的歷史文化時空下產生，自然也具有同樣恢弘的氣度，它是先秦兩漢歷史和文化的藝術總結和詩意的升華。作為具有奠基意義的先秦兩漢文學，又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其中先秦文學是中國文學輝煌的起點，兩漢文學則是中國文學走向獨立的階段。

廣義的先秦文學應該指從原始文學的產生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全部內容，但是由于在文字沒有產生之前的口頭文學難以得到保存，所以我們的研究只能從有文字記載開始。不過，在人類發明了文字以后，無疑可以把以前口傳的文學記錄下來一部分，使得我們對于中國早在夏商以前的中國文學并非一無所知。這樣，依時間的線索，我們大體可以把先秦文學分成以下幾個階段：(1)文字產生以前的文學;(2)商周文學;(3)春秋戰國文學。

我們這里所說的文字產生以前的文學，大體上可以定在商王朝以前。在傳說中的夏王朝或者更早，從理論上說雖然有文字產生的可能，并以相關的刻畫符號和傳說為證，但是因為沒有可資證明的實物或文獻史料，我們只能把它看成是傳說時代。傳說時代的文學應該包括上古神話、原始歌謠和口傳史詩等幾個方面。以上內容大都記載在《尚書》《詩經》《周易》《左傳》《國語》《竹書紀年》《山海經》《禮記》《呂氏春秋》《楚辭》《史記》《淮南子》等先秦兩漢的文獻典籍里，材料雖然十分有限，可是并不影響它的豐富性。在上古神話里，我們可以看到先民們如何戰勝各種自然災害，如何進行生產，如何進行取火、蓋房、養蠶、織布、畜牧、漁獵、種植等生活活動，如何進行藝術的創造。在歷史文獻中保存的上古歌謠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古人的情感世界和娛樂生活，看到了后世詩歌與前代詩歌所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研究文學藝術的起源和中國文學的民族傳統時，這一時期的文學有著特殊重要的地位。

殷周時期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中國文學，其內容包括甲骨文、金文中具有文學內容的記述文字，《周易》卦爻辭中的部分殷周歌謠，《尚書》中的《商書》《周書》部分，以及保存了殷周兩代詩歌的《詩經》等內容。甲骨文和金文雖然都過于簡略，文學性不強，但是它們已經具有了中國敘事文學的基本模式，可以看成是中國后世敘事文學和散文文學的前身。《周易》中的卦爻辭本是殷商時期用于卜筮的文字，但有些地方卻以歌謠的方式出現，其中有些爻辭與《詩經》的詩歌極其相似，無疑是中國早期詩歌的遺存。《尚書》中有五篇《商書》，是殷商歷史的真實記錄，其中《盤庚》上中下三篇是殷王盤庚遷都時的演說辭，全篇以說理為主，但同時曉之以情，語言、口氣等都符合人物身份，形象和個性在字里行間也有著較好的體現，文字簡潔而生動，這說明那時人已經較好地掌握了記述和敘事的技巧。《尚書》中的《周書》大都是西周時的作品，其體制比《商書》更為完整，結構嚴謹，手法嫻熟，敘事有條不紊，記言形象生動。它們既是周代早期政治家思想的完整記錄，同時也標志著中國古代文學散文基本上已經成熟。

商周時期最偉大的文學作品是《詩經》，其中的《商頌》五篇是商代作品，記錄的是殷商歷史的祭祀性史詩^①。其余均為周代作品，其中《周頌》和《大雅》全部、《小雅》的大部分和《國風》的小部分都為西周作品，《小雅》的小部分和《國風》的大部分以及《魯頌》為東周和春秋前期的作品。《詩經》的編輯和成書，奠定了中國抒情詩的傳統并確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從《詩經》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抒情詩歌創作一開始就具有普及性，是群眾性的藝術。它的創作隊伍是相當廣泛的。這里既有上層統治者，如周王、執政大臣、公卿大夫，也有下層貴族和平民百姓、農夫、奴隸;既有各階層的男人，也有各階層的女子。從《詩經》中還可以看出，中國詩歌創作一開始就是直接面向生活的，是現實的世俗的藝術。詩人們面對自己的現實生活，“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漢書·藝文志》)，“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莫不把詩歌作為抒發情感、表達思想的最好工具。這里有君王的懺悔，如《周頌·小毖》;有公卿對時政的關心，如《大雅·民勞》;有失意貴族的哀怨，如《小雅·小弁》;有征人對家鄉的懷念，如《豳風·東山》;有女子對戀人的癡情，如《鄭風·狡童》;有對農業生活的敘述，如《豳風·七月》;有宗教禮儀上的歌唱，如《周頌·豐年》;有民間風俗中的男女互答，如《鄭風·溱洧》……正是這些從現實生活中捕捉到的詩歌題材，組成了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從世俗里看社會，從個體中看群體，從際遇中看人生，從生活中看歷史，這就是《詩經》所奠定的中國詩歌的文化傳統。它是以小溪匯成的巨流，以繁花簇成的錦繡，是以個體的平凡所構成的偉大的群體藝術。正是這種抒情詩的民族文化傳統，昭示著后代各階層進行廣泛的詩歌創作，使詩歌成為中國人最為喜愛、最為普及、也最具表現力的文學形式，使中國成為一個詩的國度。

中國文學發展到第三個階段是春秋戰國文學。這時期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是歷史散文的發展。其中《春秋》是當時眾多史書中的一部。它是魯國的大事記，是孔子根據魯國歷史資料編寫而成的。它是中國現存第一部編年體史書，以年月紀事，筆法極為簡練，在敘事文字中自然寓有褒貶。《左傳》是一部與《春秋》體例大致相同的紀年體史書，也有一種說法說它是為《春秋》所作的傳。其起始與《春秋》同為魯隱公元年(前722)，而結束則為公元前468年，比《春秋》多記了14年。此書用了將近二十萬字的篇幅，詳述254年間發生的歷史大事。內容豐富，包羅萬象，其敘事詳細生動，寫人生動傳神，描摹人物語言畢肖，其結構布局之嚴整，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標志著中國歷史散文的成熟。《國語》是現存中國第一部國別史，其紀事起于西周穆王到戰國初年的魯悼公，分為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尤以晉國歷史記述最詳。《國語》以記言為主，記事為輔。在記言中往往側重于人物對事件的判斷，有重要的思想史價值。同時部分地方的敘事也極為生動，如晉公子重耳出亡一段甚至有小說色彩，也是十分值得重視的一部作品。到了戰國時期，縱橫家和策士們出于游說人主的需要，記錄了無數戰國縱橫家言行史料，有的叫《國策》，有的叫《事語》、有的叫《修書》等不同名稱。這些史料中的一部分被西漢劉向編在一起，依國別匯為東周、西周、秦、齊等十二策，定名為《戰國策》。《戰國策》以辯麗恣肆見長，又有豐富多彩的修辭手段和傳神細膩的描寫技巧，書中又多用寓言故事，可謂文采飛揚，備極生動。除了上述四種歷史著作之外，該時期還出現了具有傳奇野史性質的《穆天子傳》、以寫人物傳聞故事為主的《晏子春秋》等著作，顯示了這一時期歷史散文的多方面成就。此外，如《逸周書》《竹書紀年》等史學著作，和近年來考古新發現的《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等著作，也屬于這一時代的歷史散文，同樣具有一定的文學色彩。

春秋戰國時期文學第二個顯著特征是諸子散文的大量涌現。諸子散文開始于春秋后期的《老子》《孫子兵法》和《論語》。其中《老子》五千言是以韻語寫成的哲學著作，《論語》是孔子的門人及其后學輯錄的孔子的言行，《孫子兵法》講的是用兵之道。這三部書的篇幅雖然都不長，但是內容卻非常豐富，語言極其精練，在只言片語中蘊含了深刻的道理，是真正的具有原創意義的人類文化經典，有無限的闡釋空間。進入戰國，諸子百家著述迭出，《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是其中的代表。《墨子》以說理樸素明白見長，并長于邏輯思辨;《孟子》一書由孟軻及其門人所著，以飽滿的熱情宣傳孟子的“仁政”主張，其文多譬善辯，而孟子其人對其主張的自信，“說大人則藐之”的氣概和充滿感情的言說尤其為人所擊賞。《莊子》一書也是莊周與其后學所著，其文之汪洋恣肆，其想象之超乎尋常，其風格之詭譎怪異，其思想之深刻無涯，使其書成為先秦諸子中最具文學色彩的著作，也可以說是用詩化的語言寫成的最富有情采的哲學。《荀子》之文的博大雍容，謹嚴綿密，《韓非子》之文的析理透辟，冷峻峭刻，也足可以為后世文章之法。《呂氏春秋》是戰國后期秦丞相呂不韋匯集門客所編，雖出于眾人之手，卻建構了一個最為系統的文章結構模式，全書分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中每紀分為五篇，八覽中每覽分為八篇，六論中每論分為六篇，顯見全書是精心結撰之作，其匯總百家之說的用心可謂良苦。除上述諸家之外，如《商君書》《公孫龍子》《申子》《慎子》《文子》《尉繚子》《鹖冠子》《尹文子》等等，也各以其獨到的思想見解而流傳于后世。此外，如《禮記》《儀禮》《周禮》等禮學著作，也都產生于戰國時期。近年來考古發現的山東銀雀山漢墓《孫臏兵法》、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郭店出土的楚簡《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五行》《忠信之道》《成之聞之》《性自命出》《尊德義》《六德》《語叢》(一、二、三、四)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的《孔子詩論》《性情論》《緇衣》《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甲、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等著作，不僅證明了前人所懷疑的一些著作如《禮記》《尹文子》等的確是戰國人所作，而且再一次證明了春秋戰國之際諸子百家之說的騰涌。這不僅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黃金時期，也是中國古代論說散文的空前期。春秋戰國時期諸子散文博大豐富的內容和高超的藝術表現，無論從思想史還是從文學史方面都為后人所稱道。

春秋戰國時期文學第三個顯著特征是楚辭的產生。它是戰國后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以楚文化為背景而創造的一種新詩體。屈原出身于楚國貴族，是一位貴族政治家。他生當社會大變革的戰國后期，企圖以自己的“美政”理想來拯救楚國，但卻遭到楚王和一伙掌權的貴族舊勢力的迫害。屈原又是一位追求個體人格完美的圣者，他不愿意拋棄高尚的個人節操而與他人同流合污。屈原又是一位哲人，在個體理想和社會理想都得不到實現的時候，對自然、歷史和人生進行了深刻的思考。他把所有的這一切付諸詩章，寫出了驚天動天的偉大詩篇《離騷》，以及《九歌》《九章》《天問》《招魂》等一系列作品，抒發自己的崇高理想，表達了對人生價值的高尚追求和對歷史文化的反思拷問。屈原把豐富的情感和強烈的理性精神相結合，把美妙的神話與瑰麗的語言相結合，把中國詩歌創作推向了浪漫主義的新高峰。其后，宋玉在刻意學習《離騷》的基礎上又創造了抒寫文人懷才不遇為主題的《九辯》，并創造了《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風賦》《對楚王問》等一系列作品，開中國賦體文學之先河。

先秦文學到春秋戰國時代達到了高峰，并奠定了中國文學的民族文化傳統。繼之而來的是兩漢文學。在400年的兩漢盛世里，諸子散文得到了新的發展，在西漢，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桓寬的《鹽鐵論》、劉向的《戰國策敘錄》等著作，東漢王充的《論衡》、崔寔的《政論》、王符的《潛夫論》、仲長統的《昌言》等著作，把中國古代說理性散文逐漸引向獨立發展之路。

相比較而言，兩漢史傳文學因為有了司馬遷的《史記》而大放異彩。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史家氣度，不僅寫出了中國人的第一部通史，創造了一種新的史學體例，而且創造性地開辟了傳記文學這一文學新形式。它通過寫人來寫歷史，不僅寫出了人在歷史事件發展中的核心作用，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寫出了形形色色的中國人，寫出了中國人的性格，寫出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同時，《史記》在傳記文學篇章的結構、人物形象的塑造、語言的生動傳神、故事的委婉曲折等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并對后世戲曲、小說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史記》之后的《漢書》，在敘事記人方面也有其獨到之處，其語言之文雅，敘事之綿密，堪為典范。

兩漢文學中最典型的文學樣式是漢賦。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又曰：“不歌而誦謂之賦。”這就從文化傳承和文體形式兩個方面對賦這種文學樣式做了準確的界定。說賦是古詩之流，是因為漢賦的確是從古詩中流變出來，不僅是文體的形式，而且還包括體現在漢賦中的文化精神。它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漢賦繼承了《詩經》到楚辭的頌美諷諫精神，并把它作為漢賦創作的主導思想; 第二是它把抒寫文人士子的個人哀怨作為重要的內容之一，這同樣是從《詩經·小雅》到楚辭中的重要內容。說賦“不歌而誦”，是因為賦這種文體不再可以歌唱，它是從文人士大夫在春秋時期的賦詩言志逐漸演變而成的一種只可以誦讀的文體。賦這種文體在漢代的發展，又可以再分為散體大賦和騷體賦兩種主要形式。大體來講，以頌美諷諫為主的，是散體大賦;以抒寫個人哀怨離愁為主的，是騷體賦。它從兩個方面表現了漢代文人的文化心態。一方面是借助于賦這種文體對漢代社會的空前繁榮給予了熱情的歌頌，同時也表現了漢代文人們對于國家政治的關心。強盛的國運，豐饒的物產，奢侈的生活，征服者的心態，都在漢代散體大賦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最大程度地張揚了兩漢浪漫主義精神，其代表作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等人的大賦作品，都可以看成是兩漢社會文化精神的藝術表現與象征。而騷體賦則從另一個方面表現了漢代文人個體精神的失落，他們在一個強盛的國度里雖然可以從政做官，可以過比較平穩的生活，但是在封建集權制下卻永遠失去了像戰國時代的士人那樣可以盡情地張揚自己個性的條件。于是，感嘆士之不遇，生不逢時，就成為騷體賦的基本情調，董仲舒、司馬遷、班彪、劉歆等人的賦作以及王褒、劉向等人的擬楚辭是這方面的典型作品。到了東漢后期，隨著漢帝國的由盛到衰，漢大賦漸漸失去了它的活力，騷體賦也不再繁榮，一個由抒情小賦和抒情詩為主流的文學時代逐漸到來。

與賦這種文體更多地繼承了《詩經》楚辭的頌美諷諫和抒情傳統不同，詩歌在漢代則更多地繼承了自戰國以來以享樂為主的新聲傳統。從大的方面，可分為樂府詩和文人詩。“樂府詩”，顧名思義，就是由樂府官署搜集、演奏、保存下來的詩歌。這些詩歌，有一部分是由帝王、貴族、官僚、文人們制作的，還有一大部分是從各地民間采集來的。班固在《漢書·禮樂志》中說：“至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他在《漢書·藝文志》中又說：“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以此，知漢武帝立樂府采集民間詩歌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用于宗廟祭祀的“采詩夜誦”，目的之二則是效仿周代“采風”制度來觀察民俗風情。其實在這兩者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統治者的娛樂觀賞，但是在客觀上則起到了搜集、整理、保存、流傳民間詩歌的作用，在文學史上有重大意義。據《漢書·藝文志》所輯，當時收入樂府中的歌詩起碼有以下幾類：(1)皇帝貴族及王室近臣宮妾等所作歌詩，(2)宗廟祭祀歌詩，(3)帝王出行巡狩和軍旅歌詩，(4)歌舞藝人和一般文人所作歌詩，(5)各地方歌詩。從時間順序上，我們也可以把漢樂府詩大致分為西漢樂府和東漢樂府。一般來說，西漢樂府詩主要包括以下作品：(1)《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和《郊祀歌》十九章;(2)《鼓吹鐃歌》十八曲;(3)從有關文獻記載和詩歌本身可以或大體可以定為西漢的作品，如《大風歌》《秋風辭》《薤露》《蒿里》《雞鳴》《東光》《江南》等，其余詩篇大體上可以歸之于東漢。漢樂府詩歌從音樂上講是一種新樂調，從語言上看也是一種新形式。它不是對詩騷體的繼承，而是一種新創造。從章法上看它很少像《詩經》那樣重章疊唱，大多是一章到底。即便是分章分節的作品，也很少有句子的重復;形式上多變化，如大曲多分為“解”，前面有“艷”，后面有“趨”和“亂”。從句式上看除少數詩篇采用四言和騷體句式外，大都以雜言和五言為主，還有些七言句。從用詞上看它也不再有詩騷體那樣多的虛詞和單音詞，而是以復合詞和雙音詞為主。這一切都說明，漢代不但是中國詩歌傳統從上古到中古轉變的新階段，也是中國詩歌形式從上古到中古發展變化的一個新階段。反映這種轉變的詩歌主要就是樂府詩。它不但從詩歌形式上開創了漢以后一種中國詩歌的新詩體——樂府詩體，并孕育了五言詩和七言詩。正是這三者，成為從漢到唐的中國詩歌的主要形式。漢代樂府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從文學形式的創造方面看得最清楚。

漢代也是文人五言詩的大發展時期。文人五言詩的代表是《古詩十九首》和傳說中的蘇李詩，其產生時代應該在東漢中早期^①。文人五言詩本從樂府詩中脫胎而來，它與散體大賦、騷體賦同為文人所作，但是在情感的抒發上卻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散體大賦主要抒發的是文人們對于漢代社會的頌美與諷諫之情，騷體賦抒發的是文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悲士不遇、生不逢時的感情，那么，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文人五言詩所寫的則是他們的世俗之情，是游子思婦的相思與傷別，是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抒懷，是世態炎涼、懷才不遇的感嘆。它生動地反映了漢代文人士子游學求仕的艱辛生活，真實地袒露了漢代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懷，深刻地表現了漢代文人的生命意識。《古詩十九首》取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其真摯自然的抒情風格尤為人所注重。前人評價《古詩十九首》，多用“真”和“自然”等語，如元人陳繹曾在《詩譜》中說它“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謝榛在《四溟詩話》中說它“自然過人”。這正是《古詩十九首》的最主要特點。它們沒有標題，如隨口吟唱，只是憑外界景物對靈感的偶然觸發，突然把蘊藏在自己心底多年的人生經驗和生活感受傾吐出來，毫無矯飾地向人們袒露了他們那真實的內心世界，因而讀起來特別親切感人。《古詩十九首》具有整體渾然天成的藝術境界。胡應麟在《詩藪》中評價《古詩十九首》，說它“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費錫璜在《漢詩總說》中則說它“不可句摘，章法渾成，句意聯屬，通篇高妙”，都是指它的這一特點。《古詩十九首》的出現意味著中國詩歌到東漢以后出現了新的轉型，它在世俗的樂府抒情詩基礎上逐漸融會了漢代騷體賦中的文化精神，并成為魏晉六朝以后文人詩發展的主要方向。這對中國后世詩歌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兩漢也是中國古代戲曲和小說進一步發展的時代。從理論上講，先秦文學中詩、歌、舞三位一體的綜合形態，就已經蘊含著后世戲劇的萌芽，但是卻沒有完整的具有戲劇形式的作品流傳下來。而漢代不僅有了更為具體的相關記述，而且在漢樂府中還保留了我國最早的一篇歌舞劇本《巾舞歌辭》。“巾舞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我國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節、有科白的歌舞劇。盡管劇情比較簡單，但它卻是我國戲劇的祖型。在中國戲劇發展史上，它具有重要價值”^①。同時，在先秦具有小說萌芽的《穆天子傳》等著作的基礎上，漢代的小說向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子史類的小說，如劉向的《說苑》《新序》《列女傳》、袁康與吳平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應劭的《風俗通義》以及無名氏的《燕丹子》和傳為劉歆作的《西京雜記》(又一說為西晉葛洪所作); 二是神怪故事類小說，如《列仙傳》《神仙傳》《洞冥記》《十洲記》《括地圖》《神異經》《漢武帝故事》《蜀王本紀》《徐偃王志》《漢武帝內傳》等等。這些小說類作品，實開六朝小說之先河，并從故事原型和文化內容方面對后世中國的小說以及戲劇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注釋

① 藍田人可分為公王嶺和陳家窩兩地,其中公王嶺人距今約一百萬年,一說約八十至七十五萬年;陳家窩人距今約六十五萬年,一說約五十萬年。①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①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王國維遺書》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② 參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第76-77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①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王國維遺書》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① 關于《商頌》,向來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是殷商時期的作品,一種說法認為是春秋時宋國的作品。我們認為前者更為可靠。有關這方面的考證,可參見楊公驥《商頌考》,載楊公驥著《中國文學》第464-489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① 關于《古詩十九首》的產生年代,歷來有很多爭論,有的人說它產生于西漢早期,其中有枚乘的作品;有的人說它只能產生在東漢末年,或者建安中曹、王所制;還有其他說法,各能講出自己的道理,但又難以完全說服持不同意見者。結合下文對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創作情況分析,特別是結合對班固《詠史詩》和秦嘉《贈婦詩》的分析,我們把這些詩篇的產生年代定為東漢的中早期,也許是比較恰當的。此處可參看趙敏俐《論班固的〈詠史詩〉和文人五言詩的發展成熟問題——兼評當代五言詩研究中流行的一種錯誤觀點》,載《北方論叢》1994年第1期。① 楊公驥《西漢歌舞劇巾舞〈公莫舞〉的句讀和研究》,原載1950年7月19日《光明日報》,增訂后又刊發于《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