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民族關系·宋蒙關系與宋末文學中的民族意識

南宋王朝在其最后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蒙古族成為它最主要的外敵。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在南宋軍隊的支持下，江南漢族政權“不共戴天”的宿敵——金朝，終于被新崛起的另一個更為強悍的北方民族——蒙古滅亡了。然而歷史竟是驚人的相似，如同當年北宋聯金滅遼一樣，南宋與蒙古人的攜手使它從此踏上了不歸之路，四十多年后(1279)在南粵的厓山海岸，南宋王朝走完了它最后一步。滅金之后，已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便毫不猶豫地撲向了國力孱弱的南宋王朝。蒙軍的南侵又一次將漢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關口。盡管這時南宋政權已十分腐敗，但在民族矛盾激化時，朝野上下的民族求生意識也再一次被喚起，與強悍無敵的對手展開了艱苦卓絕的血戰，僅一座小小的釣魚城在驍勇善戰的十萬蒙軍圍攻下竟固守了36年! 就這樣南宋的滅亡被推遲了近半個世紀。在南宋掙扎求存的最后歲月里，其文學也被迫發出了它“最后的吼聲”，愛國精神再一次引人注目地成為文學的靈魂。南宋王朝無可挽回地滅亡了，但這一靈魂并沒有死去，它仍然在異族鐵蹄下悲吟著心底的哀痛。這時期文壇上最突出的是兩類作品：一類是英雄壯歌，一類是遺民哀音。二者形式雖有別，但其愛國御侮的精神則無異，代表了民族敗亡之際人民的意志和情感。這兩類作品為宋代文學的殿堂抹上了最后一縷血紅的云霞。

英雄壯歌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然曲高和寡，所作數量并不多。在這類作品中獨擎大纛的是狀元宰相文天祥。作為“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的人格典范，其詩詞文賦表現了漢民族在遭遇外侮時特有的凜然正氣和英雄氣概。此前，失地茍和讓志士仁人蒙羞含憤，但心里總存有一份“恢復”的自信和希望。而文天祥則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抱定的信念是“化作啼鵑帶血歸”(《金陵驛》)，這已不同于辛稼軒那種“洗胡沙”、“補天裂”的民族理想，而更多地含有了殉道的性質。慘重的民族災難，將宋代文學的愛國主義推向了它的最高境界——殉道精神。在中國文學史上文天祥是自屈原以來達到這一極境的第二人。對杜詩“詩史”精神的自覺認同，改變了文天祥早期創作中多學江西詩法的傾向，在詩歌藝術形式的創新上他也做出了可貴的努力。比如出于記史言志的需要，他寫作了大量的連篇接續的紀行詩，其紀行敘事之詳以及內容形式的豐富多彩為前人所未有。他一生兩集杜詩，賦予一般作為文字游戲的集句詩以嚴肅的內容和言志寫懷的功能。宋末文壇上的英雄壯歌，我們還可舉出另一位身殉國難的抗元將帥李庭芝和只存有兩句詩的民族英雄陳仲微。一些元初遺民詩人在宋亡之前也多有表現其英雄壯懷的詩篇，如謝翱(1249—1296)的詩《結客行》等。

與抗元英雄的悲壯戰歌一樣，南宋遺民文學的亡國之音也是宋代文壇上一道閃亮的異光。這些遺民雖然人已入元，但其文脈無疑與前朝相承，就其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情感和創作風格而言，也當視為宋代文學的遺音余響。遺民是一個悠久的歷史現象，從有文字記載的伯夷、叔齊以來，每一次改朝換代的時候都會遺留下來一批“不食周粟”的忠臣義士為故國守節，這些人中也不乏飽學之士，但以文學著稱的并不多。而南宋亡后的情況就不同了，方季野《宋季忠義錄》^①收錄南宋遺民544人，劉壎《宋遺民錄》^②記遺民佚事，涉及鄭思肖等11人。據多種文獻統計，這些南宋遺民中有詩作傳世的就達三百六十余人之多。如此人數眾多的遺民作家群體的出現，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

宋之前之所以沒有出現這種大規模的遺民作家群體，主要是朝代的更替多在漢族內部進行，文人士大夫對于新朝的接受在“治統”上不存在夏夷之別這樣的文化心理障礙。而那些“夷狄進于中國”的朝代更替，似乎也沒有出現宋亡后的情況，究其原因在于這些“夷狄”新朝比較好地解決了其統治鏈條中的“道統”問題。在中國文化中的“夏夷”之分主要基于文化而非血緣。入主中原的異族統治者如果在文化上主動地盡快地皈依漢文化，實行“漢法”，重用儒士，推行民族和解政策，這樣漢族士人不合作的心理底線將會逐漸崩潰，統治者歸化遺民的成本將大為降低，比如女真族統治者摧毀北宋政權后的情況。而元初蒙古族統治者所為則并非如此。元代宋興，民族關系的格局為之大變，曾長期并峙對抗各自為政的蒙古、契丹、女真、漢族及西域各民族——色目人被統一在一個大帝國之中，蒙古統治者實行民族分化政策，按民族將國人分為四等，江南漢族人地位最低下。南宋漢人這時已成了這個多民族帝國中的一員，但是許多人在思想感情上的身份認同仍無法隨著朝代的更替而轉變。特別是文人士大夫階層，作為民族精英，他們從前宋的“四民之首”地位一下子跌入到了社會的最底層，最深切地嘗到了祖國淪亡和民族歧視的苦果。作為下等民族的屈辱和社會地位的淪喪、功業幻夢的破滅、人格形象的扭曲所引起的極度悲憤，使他們不得不努力掙扎起來，尋求患難知己，相濡以沫，并借助文學以抒寫其共通的遺民情懷，于是形成了這樣一個龐大的遺民作家群體^①。這批遺民文人主要活動于吳越一帶，以杭州、會稽為中心，形成了連接浙東、浙西并輻射至臺州、浦江、嚴州等地甚至蘇南、皖南的文學創作群落。他們往往以詩社的形式組織在一起，吟詩填詞，以抒亡國之痛與抑郁之懷。

宋元之際民族關系變化和重組決定了遺民作家群體的形成，也直接關系到這些作家創作中的思想傾向和情感歸宿。在其作品里，故國之思，黍離之悲，始終是一個無法消解的感情固結;殘暴殺戮，生靈涂炭，永遠是一場撕裂心肺的噩夢;而對于抗元英雄以死報國的忠貞志節，給予熱情的歌頌;對于南宋君臣的昏庸無能，特別是那些貪生怕死變節事敵分子，他們予以嚴厲的抨擊和辛辣的諷刺; 許多作品對南宋滅亡的緣由進行了沉痛的反思，以期總結出歷史的慘痛教訓;此外，相當數量的作品表現的是他們痛感回天乏術，無力抗爭，而遁入山林江湖之間的避世情懷。不管作品的主題側重哪個方面，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對氣節操守的崇尚，是這些遺民文學一個共同的特征，如謝翱的《登西臺慟哭記》、劉辰翁的《古心文山贊》《文山先生像贊》、謝枋得的《宋辛稼軒先生墓記》《卻聘書》、鄭思肖的《心史》等。元初宋遺民詞的創作成就比較突出，由當時的詞壇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矛盾對創作的影響。江南遺民詞人的創作活動，當以《樂府補題》唱和最為著名。盡管其是否隱指楊璉真加發南宋諸帝后陵事，還不能肯定，但作為南宋遺民心理的集中流露和遺民詞人的群體活動，則是無疑的。詞這種“低徊要眇”之體最適于表現人們的“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詠物的形式又使這種情感得到更為隱微蘊藉的寄托，這對于身處異族高壓統治下的遺民文人表達亡國之哀怨自然是再合適不過了。遺民詞人的創作把詠物詞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也促進了詞學批評中寄托說的成熟。

遺民的存在畢竟是一種一定歷史時期內的短暫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外部環境的變化，遺民的思想、心理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蒙古統治者意識到江南士人合作的重要性時，忽必烈開始了大批征召原南宋儒士的活動，在強大的外部攻勢之下，遺民內部逐漸失去了均衡。許多人出任元廷高官，一些堅辭不仕的名士最后也被辟為學官，當然也有許多不為威逼利誘所動而堅守志節者，如不屈而死的謝枋得，不過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前后，作為整體意義上的遺民作家群體便不復存在。由此，宋代文學的最后一道回光在民族融合的進程中消失了。

注釋

① 萬斯同輯,四部叢刊本。② 程敏政輯,中華書局排印本。① 參見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的形成與解體過程》,漳州師院學報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