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文獻·隋唐五代文學與敦煌文獻·敦煌詩歌

詩歌是敦煌文學作品中的大宗，以唐五代詩為主體，既有傳統文人的雅正之作，也有民間通俗白話詩，總數在三千首左右。按照詩歌寫本的實際形態，可以區分為詩集詩抄寫本與零散詩篇兩類。前者除了少數見諸文獻著錄的詩歌總集、別集外，大多數屬于具有總集或別集特征的詩歌叢抄。后者則主要是見諸經頭卷尾和僧俗雜寫中的零篇斷章。

敦煌唐五代詩歌總集，已知的有初唐崔融編《珠英集》(S.2717、P.3771)和晚唐蔡省風編《瑤池新詠》(Dx.6722+6654+3861+3872+3874+11050)二種，均為唐宋書志著錄但久已失傳的“唐人選唐詩”專集。《珠英集》兩個寫本，殘存卷四、卷五的部分內容，共存詩55首，其中《全唐詩》等未載之佚詩30首。大部分佚詩已見于王重民《補全唐詩》，完整的整理本見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和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瑤池新詠》是近年從俄藏敦煌文書中發現的一個唐女詩人詩歌選集，加上最新發現的寫本殘片，計殘存李季蘭、元淳、吉中孚妻張夫人、崔仲容4位女詩人詩作23首，相當于《瑤池新詠》全書的五分之一^①。崔融《珠英集》和蔡省風《瑤池新詠》的發現，使流傳至今的“唐人選唐詩”原本增加到11種。盡管這兩個選本并非完全以藝術價值作為編選標準，但二者所涉及的初唐朝士和中晚唐女詩人兩個特殊的創作群體，無疑豐富了我們對唐代詩歌的認識。

敦煌寫本中的詩人別集，所存寫本最多的是《王梵志詩集》。王梵志詩集，日人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宋史·藝文志·七》著錄，均不傳。唯《詩式》《云溪友議》《鑒誡錄》等唐宋詩話筆記、禪宗語錄散存其詩二十余首。敦煌遺書中存有王梵志詩寫本三十余種，包括一卷本、三卷本(2種)、一百一十首本等多個系統。一卷本存14個寫本詩92首。“上中下”三卷本有序，卷上存4個寫本詩20首，卷中存3個寫本詩59首，卷下闕佚未見。“一二三”三卷本卷三存4個寫本詩72首，卷一、卷二闕佚未見。一百一十首本由S.4277與Φ256、Dx.485、Dx.1349綴合而成，存詩69首。卷末有抄寫者法忍題記：“大歷六年五月□日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沙門法忍寫之記。”王梵志詩內容駁雜，或以為非某個特定個人的創作。不同系統的詩集，其產生時代也先后有別。另外，現存王梵志詩中，也已發現他人作品羼入及與他人作品相混的現象^②，說明“王梵志詩”有作為眾多白話詩人作品集合體存在的可能。包括敦煌寫本和傳世文獻在內的王梵志詩共計約390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系統的寫本之間，無互見重出詩歌;寫本與傳世文獻中的王梵志詩也無互見重出現象，對此目前尚無合理的解釋。另外，今人整理本多將僅見于“上中下”三卷本系統的《王梵志詩集》原序，用作全部王梵志詩作品的總序，甚至將序中“制詩三百余首”與現存詩數相比擬，其實這是一個不經意的誤解。王梵志詩在敦煌詩歌中研究最為深入，海內外先后有多種整理本出版，較早出版的有法國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法蘭西學院高等中國學研究所1982) 和張錫厚 《王梵志詩校輯》(中華書局1983)，此后又有臺灣學者朱鳳玉的《王梵志詩研究》(學生書局1986—1987)。以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收詩最全，也最為精審。張錫厚編《王梵志詩研究匯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收錄近代以來學術界有關校勘論述成果，可供參閱。

見諸文獻著錄的其他別集類寫本還有《李嶠雜詠注》(P.3738、S.555、Dx.10298+Dx.5898+Dx.2999+Dx.3058+Dx.11210)、趙嘏 《讀史編年詩》(S.619)兩種。《李嶠雜詠注》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唐人注本唐人詩集，英法所藏的兩個寫本，最早由王重民發現，并撰有敘錄(《敦煌古籍敘錄》卷五)。分編五號的俄藏殘片原本同卷，近年始經比定為《李嶠雜詠注》的第三個寫本^①。李嶠《雜詠詩》原詩今存于世，但張庭芳注久佚不傳。日本有多個《李嶠雜詠注》古寫本傳世，然均非張注原貌^②。敦煌本三卷共存詩17首，注文有簡略之處，但較日本古寫本更接近張注原貌。趙嘏《讀史編年詩》存卷上序及1—28歲詩35首，為“歲譜”性質的詩學啟蒙讀物。另外，根據殘存詩篇推測可能為詩人別集的還有《高適詩集》(P.3862)存詩49首，《岑參詩集》(P.5005+Dx.1360+Dx.2974)存詩11首，《張祜詩集》(P.4878、S.4444)存詩7首，佚名詩集(S.6234+P.5007+P.2672)存詩31首。

另外三種唐人別集殘本，雖不存詩歌，也附帶介紹于此。其一是晚唐劉鄴《甘棠集》四卷(P.4093)，窄冊縫繢裝。首尾略有殘缺。王重民考證即《新唐書·藝文志》別集類著錄之劉鄴《甘棠集》。《甘棠集》專收作者所作表、狀、書、啟等往來公文，不同于一般的唐人別集，具有書儀文范性質。校錄本見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新近出版的趙和平 《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除收錄了《甘棠集》全文校注本外，并有導論《〈甘棠集〉及作者劉鄴研究》和附論五種，對此書及相關問題有詳盡的研究。其二是《故陳子昂集》(S.5971+S.5967+P.3590)，存卷八(殘)、卷九、卷一○共三卷，末附《陳氏別傳》，尾題“故陳子昂集拾卷，合成一卷”，為盧藏用原編十卷本。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第1輯，1936)最先予以考證確認，旅法學者吳其昱 《敦煌本故陳子昂集殘卷研究》(《香港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66)有全面精審的論述，近年則有英藏S.9432殘片的最新發現，可以與原有三殘卷綴接^①。其三是五卷本王績集，存賦作三篇，詳見下文“敦煌賦”的介紹。

不見于文獻著錄的敦煌詩集有佚名編《心海集》(S.3016、S.2295)和李翔《涉道詩》(P.3866)兩種，前者為唐人所編佛教義理詩集，存菩提篇、至道篇、執迷篇、解悟篇、勤苦篇等，詩155首。后者專門收錄與道家人物、典故和道教圣跡有關的詩28首(王重民《補全唐詩拾遺》卷一)，作者疑為中晚唐時唐宗室莆田尉李翔，吳其昱、林聰明有全面的研究和校釋^②。

除了上述見于文獻著錄或寫本自身有題名的總集、別集外，敦煌詩歌寫本的絕大多數是既無集名也無編者的詩歌叢抄。其中最早由羅振玉擬名為“唐寫本唐人選唐詩”的P.2567卷，經與P.2552卷綴合，所存詩作多達119首，尤以李白、高適為多。存詩最多的是Dx.3871+P.2555拼合卷，存詩210首，其中有引起學術界較多關注的陷蕃人詩72首。存詩較多的還有P.3619存詩48首，P.3812存詩62首，S.555存詩37首，S.6171宮詞39首，P.2492+Dx.3865存詩21首。此外，敦煌當地詩人的作品，也不可忽略，如P.3720、P.3886、S.4654悟真受牒及兩街大德贈答詩合抄、P.2762+S.6973+S.6161+S.3329+S.11564唐佚名詩抄、S.6234+P.5007+P.2672唐佚名詩抄、P.2641釋道真詩文抄、P.2700倫人王克茂詩抄、P.3052+Dx.105+Dx.10299敦煌僧同題詩抄、P.3676餞送達法師詩抄、P.3967周卿泰法師詩抄等，反映了當時敦煌地區詩歌創作的水平，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大量單篇抄寫流傳的零散詩篇中，韋莊《秦婦吟》(P.3381等)最早受到學術界關注。因為《浣花集》避而不收，傳誦一時的《秦婦吟》，僅有見于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的兩句傳世，但在敦煌遺書中，《秦婦吟》寫本竟有11個之多。全詩共228句，長達一千六百余字，可稱晚唐第一長篇歌行。與《秦婦吟》類似的還有女冠李季蘭上呈僭帝朱泚的獻詩(P.2492+Dx.3865)，唐趙元一《奉天錄》因其言辭悖逆，闕而不錄，終致失傳。其詩竟也在敦煌寫本中被發現并經考證確認。前人諱而不錄，卻因敦煌的發現失而復得，可謂無獨有偶。近代以來關于《秦婦吟》的整理研究，可參看顏廷亮等編《秦婦吟研究匯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敦煌詩歌的全面整理，發端于王重民《補全唐詩》，此后相繼問世的還有巴宙《敦煌韻文集》(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黃永武《敦煌的唐詩》(洪范書店1987)和《敦煌的唐詩續編》(與施淑婷合著，文史哲出版社1989)等。近十多年來，國內有不少學者集中力量從事敦煌詩歌的全面輯錄和考證，目前已經出版的有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此書將寫本敘錄和作品輯校相結合，對敦煌文獻中所有詩卷作了徹底的清理。上編考訂詩集詩抄63種，錄詩1401首，下編輯錄散見于經頭卷尾的零章斷句524首(句)，為學術界使用敦煌文獻中的詩歌作品提供了方便。關于敦煌詩歌的綜論著作，則有項楚 《敦煌詩歌導論》(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巴蜀書社2001)，對敦煌詩歌的主要內容、藝術特色及其分類都列舉大量詩例，做出了全面而精辟的闡釋。

注釋

① 參見榮新江、徐俊《唐蔡省風編〈瑤池新詠〉重研》,載《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② 參見項楚《王梵志詩中的他人作品》,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① 參見徐俊《敦煌寫本唐人詩歌存佚互見綜考》,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② 參見《日藏古抄李嶠詠物詩注》影印慶應義塾本及胡志昂所撰《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① 參見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版。② 參見吳其昱《李翔及其涉道詩》,載吉岡義豐編《道教研究》,1965年出版;林聰明《敦煌本李翔涉道詩考釋》,《敦煌學》第七輯,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