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與地域文化·北方文化與文學傳統對遼金元文學的滋養

如上節所述，北方地域文化在遼金元時期被注入了許多新的質素，但作為一種地域文化類型，其本身并非一個時代的產物，而是經過漫長歷史積淀才形成的。因此，我們論地域文化對文學影響時，必須注意特定地域內文化及文學傳統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遼金元文學的基本風貌和審美品質，實際上也是北方文化與文學傳統滋養的結果。

遼金元時期的北方文化是在以中原為中心的傳統北方地域文化基礎之上形成的，從價值體系來看，尚禮樂、重人倫、重實用為其基本特征。自周秦以來，北方一直是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與南方相比，自然條件相對惡劣，因此社會穩定、人際和諧和追求功利也就成了社會的價值目標，集中地體現為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此后歷代，傳統儒學在北方地區一直被普遍推崇和奉行。如南北朝時期，南朝玄學盛行，而北朝正統保守的經學仍是士人的必修之課。被士人看作處世良軌的《顏氏家訓》立論平實，正是北方文化的典型體現。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并影響到遼金元社會。三朝統治者雖系少數民族，但他們無法依靠本民族的原始文化來建國立教，只有襲用漢族禮制與儒家思想以建立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由于統治者明確的功利目的和北方儒學重實用的傳統，所以三朝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價值趨向明顯地不同于南宋。遼金元文化對北方文化傳統的承襲，也包括了對于北方文學傳統的接受。文化價值體系對于傳統的取向直接影響到文學對于傳統體認和選擇。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楚辭和《詩經》分別代表了南北文學風格的源頭;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壇隨著政治上的南北對峙而又一次南北分流，南北風格差異由此而再度顯性化，從而造成了“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北史》卷八三，中華書局排印本)這樣鮮明的南北區別; 宋遼金元時期，我國又一次處于南北分裂狀態，由此而出現了文學史上第三次南北地域特色的分化和凸顯。就遼金元文學而言，它實質上是對《詩經》以來包括建安文學、北朝文學以及北宋文學中北方文學傳統的承繼和發展。

在三朝中，較之于金元，遼的疆域界線最靠北方，其統轄地區偏離中原，與江南隔絕，相當地區為游牧民族聚居地，各少數民族的族源十分復雜，各個民族的文化形態也不盡相同，但由于統治者立國后多用漢士，推崇儒學，主動吸收漢文化，由此形成了崇實尚武的社會風氣，其文學也呈現出純樸質野、豪曠雄健的北方地域特色。從源頭來看，遼代文學與以“北歌”為代表的北方文學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從地緣關系上看，遼朝文學直接承繼的是北朝文學和唐朝文學，與北宋無涉。契丹八部在北魏時已經有了確實的記載，當時契丹已成為北方一個重要民族，“北歌”中許多作品就是契丹人的創作。《舊唐書·音樂志》云：“北狄樂，其可知者鮮卑、吐谷渾、部落稽三國，皆馬上樂也……后魏樂府始有北歌。”當時的“北歌”一部分直接以鮮卑語吟唱，一部分以漢語寫成。其中許多作品當為契丹民族所作。作為“北歌”歌詞的北朝樂府詩質樸雄莽，迥異于南方樂府的清綺柔婉，由著名契丹女詩人蕭觀音《伏虎林待制》所展現的那種雄健剛烈之氣上，我們不難領會到遼詩的這種“北歌”精神。628年(唐貞觀二年)，契丹酋長大賀氏摩會率領各部落，依附于唐朝。648年，唐朝又在契丹住地設置松漠都督府，契丹八部分設九州，各部落長稱刺史。契丹與唐朝的這種淵源關系，決定了其文學直接受到唐代文學，特別是唐詩的濡溉。尤其是唐詩中的歌行體和描寫邊塞題材的作品，如《燕歌行》《白雪歌》《丹青引》《長恨歌》等，對遼朝文學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白居易的作品在遼代很受推崇，如遼圣宗耶律隆緒雅好詞翰，自稱“樂天詩集是吾師”^①，并親自用契丹大字翻譯白居易的《諷諫集》。這其中的一個重要緣由當是白居易“辭質而徑”、“言直而切”^①的追求與北方民族的藝術觀頗有相契合之處。此外，北宋蘇軾等人的創作對當時遼代文學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當時蘇轍出使契丹時曾寫道：“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②遼代文學對唐、宋文學繼承和借鑒，其視角仍然在其與北方文化精神相吻合的方面。就現在文獻看，與金元兩朝比，遼代文學尚未得到充分的發展，顯得較為粗糙樸陋，但也更充分地體現了北方地域文化的原始本色。這大概與遼代文學在文化淵源上與傳統的北方文學聯系更直接、更密切有很大關系^③。

金源文化的基礎首先是來自于立國于北方的遼朝文化——這部分自然為地道的北方文化，金文學一代“宗匠”元好問的觀點和創作頗可說明問題。他特別注意從北方民族的文學藝術中汲取創作的營養。在《論詩三十首》中他對于北朝民族《敕勒歌》格外賞識，以“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之句極力推崇。這里包含了金朝文學對于我國北方民族尚質抑淫觀念的積極吸收，在這一點，金代文學與遼金文學又是一脈相承的。金朝文化基礎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北宋文化遺產。金朝文化得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借才異代”的政策，這些異代之才除了一部分舊遼人士之外，多為北宋文人。北宋是一個地域上橫跨南北的中原政權，其文化系統也包括了體現著南北不同地域色彩的內涵，金朝所繼承的主要是其中體現著北方文化精神的成分。當時，儒學——特別是宋代崛起的各大儒學派別的學說，如荊公新學、二程洛學、蘇氏蜀學等儒學流派都在北方得以傳播，但其中蘇氏蜀學則獨領風騷、盛行一時。文壇宗主趙秉文、史學大家王若虛都十分推崇蘇軾。金人破汴，搜索書籍，尤喜唐代元、白及北宋元祐諸儒之作，“褒崇元祐諸正人”^①，影響所及，蔚然成風。正如袁桷《樂侍郎詩集序》所云：“方南北分裂，兩帝所尚，唯眉山蘇氏學。”^②“蘇學北行”實質上是一種文化選擇的結果，因為蘇學上承柳宗元、劉禹錫等以儒為主，吸攝道、釋，統合三教精神，長于經濟，講求實用，較之長于“性理”、“名數”的洛學、臨川之學，更適合于統治者建國立教的需要，也更接近于北方文化質樸務實的特質。金源文人對于東坡的仰慕，包括了對其政治主張、哲學理論乃至整個人格理想的欣賞與推尊，更體現為對其詩詞、文章、書法等藝術創作的崇拜與追摹。尤其是詞的創作，金人直接秉承蘇軾所創立的言志之體及其所特有的剛健之氣，形成了鮮明的北宗風范。對于蘇軾為數不多的“豪放”詞，人們多注意其藝術風格上的創新，如果從地域文化的視角來看，我們便會發現其中包含著典型的北方文化質素。如作于山東密州的《江城子·密州出獵》，作者曾“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歌之”^③，《念奴嬌·赤壁懷古》被認為“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④。“東州壯士”和“關西大漢”作為一種象征，所代表的正是一種北方地域文化精神。詞中本來就存在的北方文化質素在北宋時還十分微弱，在南北統一的條件下尚難以進一步分化并從總體上改變詞體的“南方文學”特色，而隨著政治上的南北分治和地理上的南北隔絕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南北文化差異的強化，詞壇上代表北方文化特質的“東坡體”便在北方得以發揚光大，最終形成了一個具有北方地域文化意義的“北宗”詞派^⑤。詞壇上的情形在整個金代文壇上有著普遍的意義，在傳統的繼承方面，金朝的詩歌、散文也都選擇了不同于南宋的方向，如金詩一方面承繼了遼詩任情真率的一面，另一方面著重從以蘇軾為代表的宋詩中汲取營養，但他們仿效的主要是崇尚自然的風范，而宋詩尖新奇險的傾向，特別是江西詩派則受到批評。

元是一個由北方而走向統一的王朝，其文化根基也深植于北方的沃土上，元朝政權的北方民族性質和社會的北方文化底蘊直接影響到統一后對南宋文化的接受。蒙古族由草原進入中原之初，其文化形態還相當落后，活躍在其文壇上的作家主要是由金入元的文人。如元好問、李俊民、郝經、劉因等。蒙古滅金以后，在與南宋對峙的近半個世紀里，北方文壇主要受金代風氣的影響。元好問被奉為文壇宗師，“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系而不絕”^①，元氏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影響到整個元初文壇的走向。如劉因《跋遺山墨跡》中說：“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詩歌必慨然。”其論詩見解基本上也承于遺山之說。在蒙古王朝統一北方后的四十多年間，文學創作大體仍沿著金末文學方向繼續發展。傳統的詩詞之外，元代文壇最有特色的文體——曲，更是在北方文化和文學滋養下發展興盛起來的。元、明人曾以北人喜食的“蛤蜊”、“蒜酪”風味來形象地指稱北曲的文學特點，以此來表明其作品的民間特色和辛辣直率之風格。元實現天下 “混一”后，南宋文學又成為元代文壇的一份重要遺產，文壇“南風之熏兮”，風氣為之而漸變。比如詞壇在南宋遺民詞人的推動下，復雅思潮漸盛，南宋姜張一派為代表的 “南宗” 詞成為創作主流，但這一派詞人的創作并非南宋詞的簡單重制，其中已融入了北宗的某種質素，實為南北詞風融合的產物，如張翥等人的創作。 詩壇上由戴表元、 趙孟��等由南宋入元的詩人所倡導的“宗唐得古”之說和創作實踐，實與北方詩人的“宗唐”主旨相一致，這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原因則在于天下一統的大勢使他們開拓了視野，能夠廣泛汲取南北文化的營養。戴表元很多文章都表現了他對蘇軾的崇敬，如《題蜀蘇氏族譜后》等文對蘇軾表示了衷心的景仰，認為“百世之下，他人亦為之驚嗟喜”(《剡源集》卷八，《四庫全書》本)。 趙孟��的北上經歷對其文學觀及詩風變化也有著關鍵的作用。蘇軾對于元代文壇的影響仍然十分明顯，正如《元詩選》初集乙集云：“北方之學變于元初，自遺山以風雅開宗，蘇門以理學探本。”對蘇軾的推崇很大程度是對其所體現的北方文化特質的認同。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元代文學雖有一統后南方風氣的熏染，但認為北方文化奠定了其文化底蘊和基本走向則大致無差。

注釋

① 《古今詩話》,見《詩話總龜》卷一七。① 《新樂府序》,《白香山詩集》卷三,《四庫全書》本。②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欒城集》卷一六,《四庫全書》本。③ 參見張晶《遼金元詩歌史論》第一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① 《歸潛志》卷一二,中華書局1983年版。② 《清容居士集》卷二一,《四庫全書》本。③ 蘇軾《與鮮于子駿書》,《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排印本。④ 俞文豹《吹劍續錄》,《說郛》卷二四引,清陶氏刊本。⑤ 參見趙維江《金元詞論稿》第三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①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陵川集》卷三五,《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