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隋唐五代文學與科舉制度·近年研究述略

近年來，對“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問題給予關注和研究者仍復不少，其中陳飛所做的探索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研究體現(xiàn)在《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精神品質(zhì)》《唐代文學的文化規(guī)定》《唐詩與科舉》《唐代試策研究》等論著^①中，其主要觀點如下。

中國古代的文人文學，說到底是政治的文人文學。研究“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不僅不能僅僅局限于“文學”，而且也不能僅僅局限于“制度”，必須向著更為廣闊、更為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追尋。而唐代的政治實為儒家文化的實為不二之一體：儒家文化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儒家化。因此，唐代制度在淵源上是“承隋”，或如陳寅恪所說有“三源”，但在精神實質(zhì)上則是以三代之治為理想目標，以漢魏為取法榜樣，廣泛借鑒前代而以我為主融合為一套成熟的“文德”政治。這種政治的設計要求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知-行”或“體-用”系統(tǒng)，簡單地說，它是通過道德倫理和禮樂的相互配合作用，使社會成員的人格境界得到提高和完善：使之具有“真”的心地、“善”的德行和“美”的形容，從而構成安定有序的社會關系，并展開富于情味的人間生活，這就是經(jīng)典儒家所謂的“教化”、“移風易俗”等的基本方式和理想效果。其起點和終極都要求有“文學”的參與、配合，并且文學同時又是它的內(nèi)容和材料。因此教育制度、科舉制度和文官制度都是這個政治的組成部分，既受其規(guī)定、要求，并為之服務，文學亦如此。這就是唐代科舉制度、“以文取士”得以成立并盛行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們認識“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的特定背景和深層根據(jù)。在為文德政治服務的目標和前提要求之下，唐代科舉制度的意圖所向首先并不是“文學”制作，甚至也不是“官員”選拔，而是通過這個制度(包括文學)造就“文質(zhì)斌斌”的社會成員人格并展開和維持“文質(zhì)斌斌”的政治文化生活。在此意義上，每年及第舉子多少，省試佳作幾何，這都實在無礙大局與宏旨。

唐人李肇云：“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①這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關系很有啟示意義。實際的情形應該是：擁有文德政治素質(zhì)和理想的統(tǒng)治集團選擇和確立了文德政治，然后通過科舉制度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儒家化(亦即政治化)了的文學共同作用于社會，從而造就大量的符合要求的“文人”人格，然后由具備這種人格的文人投身文學化了的政治文化生活，制作文學作品，從而造成“文質(zhì)斌斌”的局面，維護和推動文德政治及其制度、文學的存在與發(fā)展。其簡化的表示就是：

文德政治←→科舉制度+儒家文學←→文人人格←→文學←→文德政治

大抵呈一種交互作用、往復循環(huán)的運動過程。由于文德政治、科舉制度和儒家文學皆具有相對明確而有力的規(guī)定性，因而所造就的文人人格相對而言，也就品質(zhì)突出、狀態(tài)穩(wěn)定，往往達到心理基礎、生活方式、精神旨歸、行為表現(xiàn)等人格要素的互相適合和統(tǒng)一，這樣的人格個體或群體可以稱作“文人型態(tài)”。與文人型態(tài)相對應的便是“文學型態(tài)”，它實質(zhì)上不過是前者的文學呈現(xiàn)，是情意構成、品位確定、精神旨趣和表現(xiàn)形式等要素的相互適合和統(tǒng)一。可見，如果一定要回答“唐代科舉制度”對“唐代文學”的影響如何，只能簡單地說：唐代科舉制度作為主要力量和關鍵因素，直接參與造就了唐代的文人型態(tài)和文學型態(tài)。當然，唐代文人型態(tài)和文學型態(tài)自身乃至各構成要素之間，都是內(nèi)涵復雜表現(xiàn)豐富的系統(tǒng)，它們與科舉制度的關系或者說它們的“型態(tài)”，幾乎涉及到政治、經(jīng)濟、歷史、文化、社會、心理以及文學的各個方面，很難一概而論、簡單處理。

在進行整體把握的同時，對一些具體切實的問題，仍須作進一步深入細致的探討，特別是關于“科舉文學”本身，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將“唐代科舉制度”獨立或游離于“文學”之外，實際上科舉制度本身就包含著文學，或者說這種文學本身就帶有制度性，因此須將二者一體考察。比如，唐代科舉中經(jīng)常使用的文體如策、詩、賦等，它們與科舉以外的日常文體有著明顯不同。如策這種文體，科舉以外幾乎很少寫作和運用，甚至可以說是科舉的專用文學，所以應該稱之為“試策”。在科舉中它首先是一種作為考試制度的“試策”，其次才是作為考試文體的“試策”。所謂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實際就是試策制度。但對這個制度，以往的研究卻幾乎是空白。通過對唐代取士各科試策制度的考釋，可以獲得一系列值得重視的結論。比如：唐代的科舉中明經(jīng)、進士、制舉都不是單純的科目，而是系列。各個系列都包含為數(shù)不等的“科”和“目”，幾乎所有的科目都將試策作為最為重要和穩(wěn)定的試項。因此，通常所謂唐代“以詩取士”并不準確。如果一定要這樣表述的話，則應該說是“以策取士”，而且往往是“唯策取士”。與此相關的是，試策是最能同時充分反映應試者“理”與“文”綜合素養(yǎng)和發(fā)展趨向的試項。唐代科舉的“文學”功能主要是由“試策”來承擔的，而不是一般所謂的“詩賦”。試策不僅對舉子的是否及第和及第后的等第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而且對于理解他們的其他文學創(chuàng)作也具有關鍵性意義;試策不僅在科舉制度中地位突出，而且在國家的政治和文學生活中也具有特別地位。通過對唐代試策制度的研究，我們還發(fā)現(xiàn)通常關于唐代科舉制度的敘述存在著諸多不夠細致、不夠準確、被忽略甚至是被誤解的地方。比如明經(jīng)、進士，唐初“止試策”的“策”究竟何種模樣?加試“雜文”是否系劉思立的建言?試策的淵源與體制如何?唐策在唐代文學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何論定?等等。可見，試策研究，不僅可以補唐代文學研究之空白，還可以補唐史尤其是科舉制度研究之不足。

試策如此，試詩、試賦等也都須要進行這樣的“文學制度”研究。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考試制度直接作用下的文學固然屬于“科舉文學”，那些并未受到直接作用但與考試制度仍有各種各樣聯(lián)系的文學，也可以納入“科舉文學”予以考慮。比如平時為應考所作的“習作”，舉子間所進行的“私試”(白居易和元稹所揣摩的《策林》就題為“準備制科”)，以及反映個人或群體圍繞“舉業(yè)”所展開的科舉生活及其相關思想感情的作品等等，都是“科舉文學”應該關注的對象。當我們對所有的“文學制度”或“科舉文學”都有所研究之后，相信在“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問題上會達到一個更加全面、深刻而切實的新的認識境界。

以上可以說是“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問題研究的三個主要方面。可以看出，第一個方面比較注重從“文學”著眼來研究問題，將“科舉”和“文學”聯(lián)系起來的意識比較強，或許是“聯(lián)系”的意識太過強烈，反覺二者有些生分;在具體聯(lián)系時，也顯得有些勉強和生硬。雖然提出了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并努力作出解答，但是由于在“文學”、“繁榮”等概念理解上的古今差異以及其他一些觀念和方法上的原因，使得研究進展不是很順利，存在著矛盾和局限。第二個方面比較注重從“史學”著眼來研究問題，在科舉文獻的收集梳理以及“史實”考述等方面成績較大;且還不同程度地深入到社會風習、士子行為、文化心理等層面，既擴大了研究視界，也深化了研究主題。但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是以“文學”為主題，也沒有很強的“聯(lián)系”意識，或者即使提及“文學”，也多是為了說明某種歷史(或科舉)問題，對“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問題的整體解決仍顯得不夠。第三個方面的研究注意吸收前兩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盡量避免重復其局限，在同時關注“科舉制度”與“文學”的同時，更加自覺進行多重背景的參照、多種因素的探究，并努力尋求理論方法上的解決;尤其是“科舉文學”和“文學制度”的提出，意味著“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問題真正回到其“本身”，并成為“一體”。從研究的觀念和方法上看，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和進步;從研究的對象和內(nèi)容上看，這是一個新的開拓和充實;從研究成果看來，不論是在整體問題的把握上還是在具體問題的認識上，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由于問題本身的厚重和復雜，以及各種研究局限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問題的完全解決，仍有待于學者們的不斷探索和努力。

注釋

① 《唐詩與科舉》,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唐代試策研究》(博士論文),2000年通過答辯,其上卷《唐代試策考述》已由中華書局2002年出版。① 此據(jù)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下篇》引述,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所言與此略同,唯“在”作“集”,“文人”作“聞人”,“故”上有“爭名常切,故為俗亦弊”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