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的內容·清代詩文批評·重史的立場

從現存數量可觀的清代詩文批評材料來看，如上所述，記載文人交游、創作、乃至生活起居的詩話、文話等數量最多。這種側重于記事的著述形式的頻繁使用，表現出清人的一種偏重于“史”的較為質實的趣味。它所記錄下的詩文壇坫的大量具體事實，也十分有助于更為具體地從中見出清代詩文批評的歷史面目。

仍以詩話為例，清朝一代一代的壇坫耆宿們，均已習慣于運用這一種北宋便已有之的體例，記錄其所身歷的一代詩史材料，從而建立起了從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幾乎無有間斷的史料長編。這也是前代所無的一個可觀的現象。如吳偉業的《梅村詩話》記述了明末清初鼎革之際作者與陳子龍、龔鼎孳等操守迥異的大詩人的交往;王士禛《漁洋詩話》3卷，記述生平經歷及與兄弟友朋輩交游諧談之狀，勾勒出康熙年間其人主盟詩壇、神韻說風靡海內的一時盛況，其自述記錄動機云：“古今來詩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當代文柄者表而出之，與煙草同腐者何限? ”一代詩宗為詩存史的責任之心與自覺意識溢于言表;袁枚《隨園詩話》16卷補遺10卷，錄存本人及同時詩人之詩事詩作更為廣泛，入錄之乾、嘉年間人物竟有千余之眾，詩作更數倍之，宜為有清一代壇坫之“廣大教化主”;周春《耄余詩話》10卷、李調元《雨村詩話》(話今編)16卷補遺4卷、法式善《梧門詩話》16卷等，亦為乾隆、嘉慶時期的記錄詳備之作;林昌彝《射鷹樓詩話》24卷、《海天琴思錄》8卷，記錄道光及咸豐、同治年間的詩壇風云，頗能反映當時抗御外侮的時代情緒，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亦同此旨;王闿運《湘綺樓說詩》8卷，系其弟子王簡輯成，因其師不用唐后語，故題“說詩”，實以廣泛記錄同治、光緒時人之吟事為主;陳衍《石遺室詩話》32卷，廣為輯評晚清時期的詩人詩作，而尤詳于道、咸以來漸成顯宗的學宋詩派，此派并因之而有了“同光體”之雅稱;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則以晚清“詩界革命”運動之參與者為對象，贊頌黃遵憲等人“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的努力，傳達出傳統詩歌向新時代、新詩體轉變的具體信息……僅上述十余種，記錄下的有清一代之詩壇中心的聲容音貌，便已幾乎達到了逐年不間斷的程度。詩話的從本人視角出發記錄當代詩壇事跡這一主要功能，在清人手上體現得最為純熟充分。

清人在傾力撰述本朝詩史之外，對歷代詩史、詩學文獻的系統整理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同樣成績斐然。學者們十分聰敏地接過南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與舊題尤袤《全唐詩話》兩種體例，編纂齊全了唐以后歷朝詩歌的《紀事》和《詩話》，表現出為詩歌“修史”的異乎尋常的熱情。有清一代，這一類著述按所撰朝代依次有：

續補唐代詩話者先有清初沈炳巽的《續全唐詩話》100卷，全書分卷首15卷、正文80卷、卷尾5卷，錄唐詩人七百八十余家，然書未定稿;乾隆年間又有孫濤的《全唐詩話續編》2卷，卷上53人為尤輯原有而補其軼事，卷下51人則為人與事俱未及載者。

《五代詩話》前后經由王士禛、黃叔琳、宋弼、鄭方坤等多人之手：先由王士禛草成于其晚年，復由黃叔琳、宋弼整理編次，訂為12卷;而鄭方坤則對王氏原稿加以增刪，列述五代詩人四百余位，原稿在補本中僅占三分之一，故歷來視之為鄭氏新著。

宋代的詩歌資料，先有乾隆十一年(1746)厲鶚編成《宋詩記事》100卷，收入宋代詩人約三千六百家，雖因錄詩的比重大于輯話而類如總集，但“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海”(《四庫提要》語);后光緒年間陸心源作《宋詩記事補遺》100卷，復得詩人三千余家，詩八千余首;道光、咸豐年間尚有羅以智《宋詩記事補遺》，補得厲書之闕165人，稿未刊，僅有抄本藏南京圖書館^①。《全宋詩話》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成書的孫濤之輯與嘉慶二十二年(1817)成書的鐘廷瑛之輯。孫輯12卷，收宋人近六百位，以錄詩為主，與此體偏重記事之旨不合，有稿本藏上海圖書館，又有馮登府抄本藏清華大學。鐘輯現存13卷，僅止于北宋仁宗朝，錄約一百五十余人，亦未刊^②。《全宋詩話》據聞尚有沈炳巽所撰100卷，然書久佚未見。

與宋先后并峙的遼、金及繼宋而起的元等少數民族主政中原的朝代，其詩歌資料亦被納入《紀事》與《詩話》的體制之中：乾隆年間周春《遼詩話》2卷，為數十位詩人及與詩有關的人物立傳紀事;光緒中期陳衍《元詩紀事》45卷，收錄者達八百余家，匯集了一代詩歌資料;入民國后陳衍又編成《遼詩紀事》12卷和《金詩紀事》16卷，前書收詩人65家，包括西夏、高麗詩人16家，后書收金代詩人189家。

關于明代的詩歌資料的整理，清初即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這樣的系統之著。前書系《歷朝詩集》中的各家小傳單輯而成，收有明一代詩人兩千余位，后書系由附于《明詩綜》中的評論各家之語單輯而成，于錢著多有錄取，又多所增訂，得人達三千四百余家之眾。兩家之著后，晚清又有蘇之琨《明詩話》4卷和陳田《明詩紀事》10集二百余卷。前書以輯事為主，傳本甚罕，僅見于福建師大;后書以錄詩為主，自序稱收詩人近四千家，因尊明初而薄前后七子，又極致意于晚明諸家，故全書各部分的詳略比重不盡客觀。此書實際刊行8集187卷，末2集20卷，方外、閨秀、番邦等未出，略欠完整。

至于清朝的詩歌資料，雖然如上所述，數百之眾的記事體詩話在當時就已出版，然而這些資料竟不及待到清朝的終結，亦已被按照“紀事”之體加以整理了。如嘉慶初年王昶《湖海詩傳》中附于各家之下的詩人資料稱《蒲褐山房詩話》，起于康熙末年，訖于嘉慶初年，得600家，可見乾隆一朝詩人之大概。而同時之吳嵩梁《石溪舫詩話》2卷，又對王著進行續補，得104家。又如道光年間張維屏的《藝談錄》收順治朝以下詩人五百五十余位，不及其另一部大型詩話匯編《國朝詩人征略》。《征略》初編60卷，收詩人近千家;二編64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行過一部分，但一直未曾刊全。此外咸豐年間符葆森《國朝正雅集》中的“寄心庵詩話”，起訖約相當于乾隆、嘉慶、道光三朝，亦曾為人抄出單輯，現藏首都圖書館的一種最為完整，然尚未刊出。道光以后詩人資料的專輯，則有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中的小傳與詩話，陳衍附于其《近代詩鈔》后的《石遺室詩話》，汪辟疆先生的《近代詩人小傳稿》《光宣以來詩壇旁記》，以及錢仲聯先生《近代詩鈔》中的各家小傳等，不過都已是入民國后的著作了。

斷代紀事體詩話在清人手上表現得如此發達，這一現象除了繼續有力地體現出清代詩學集大成的一般特點之外，還有其自身的更為重要的特殊含義，即凸現出中國傳統詩學中的“事”的觀念，使之庶幾能與“言志”說、“緣情”說鼎足而三。明人孔天胤序《唐詩紀事》的重刻本，“善其紀事之意”，就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

夫詩以道情，疇弗恒言之哉。然而必有事焉，則情之所繇起也，辭之所為綜也。故觀于其詩者，得事則可以識情，得情則可以達辭。譬諸水木，事其原委本末乎，辭其津涉林叢乎，情其為流為鬯者乎，是故可以觀已。故君子曰：在事為詩。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夫謂詩為事，以史為詩，其義哉。

這段話頗為難得地從“事”出發，視之為“情”的發生之源，為“辭”的表達素材，三者成為一個互不排斥的統一體，揭示出中國傳統詩歌抒情背后的敘事性質。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具有理論意義的立場，較之計有功與厲鶚對于他們的著作都還只是說到了網羅散佚、俾知人論事之用的程度，理論成分已大為增加，認識亦大為自覺深入。而清代隨著紀事體詩話寫作進入高峰，又進一步被確立了“史著”的性質，所謂“詩與史相為終始者也”;“詩，史也;詩話，亦史也，則是書(按指《靜志居詩話》)其為詠歌之史之史也夫”(趙慎畛《靜志居詩話序》)。記“事”的“詩話”即“史”，這是一個較之傳統的“知人論事”更為正規的表述。因此，對于上述清人的這一大批紀事體詩話，不應只是如通常那樣僅用作歷代詩歌的資料而已，而應當作一種重要的詩觀之反映來予以認識、研究。

注釋

① 今人孔凡禮又有《宋詩紀事續補》(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近錢鍾書《宋詩紀事補正》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出版。② 《全宋詩話》現存最善者當為今人張宗祥所輯之100卷,收錄一千七百余家詩人之遺聞逸事,以直接取諸宋人資料為主,編成于1958年,唯迄今無緣付梓,稿本仍蒙塵于浙江省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