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史學·兩漢時期文學與史學的高度結合

以先秦史傳文學為基礎，在史學與文學的結合上又做出重大貢獻的是司馬遷的偉大的巨著——《史記》。《史記》是文學與史學的高度完美結合，集中地反映了漢代文化民族特色與成就。

《史記》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獨立的、成系統的歷史學從此誕生。翦伯贊在其《中國史綱》第二卷中指出：“在漢以前，中國早有記錄歷史的文獻，如《尚書》《春秋》《國語》《戰國策》《世本》《楚漢春秋》等。唯此等史籍，無論記言記事，皆簡略散漫，斷爛成書。一直到漢初，中國尚沒有一部有系統的史書，因而歷史學還沒有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時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薄妒酚洝烽_創了紀傳體通史體例，基本確定了我國后世正史紀傳的體例。班固《漢書》易通史為斷代，自《漢書》之后，各朝都著有斷代史，如《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所謂十七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等正史，都把《史記》列于其他正史之首。中國的正史體例大同小異，都以《漢書》為典范，實際最終都取法于《史記》，《史記》是我國正史之宗。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一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泵魅撕螁绦略凇逗挝拿C公文集》卷二中說：“今觀其書，本紀者天下之統，世家者一國之紀，列傳者一人之事，書著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著興亡理亂之大略，此其大法也?！焙鷳朐凇渡偈疑椒抗P叢》卷一三中也說：“史之體制，遷實創之，而其義例纖悉，班始備也?！薄妒酚洝返谝淮尉邆淞藝栏竦臍v史學意圖和相應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史記》是我國第一部正式的、科學的歷史著作。

從《史記》問世后，中國才算真正具有了傳記文學。它不僅代表了漢代文學的最高成就，而且標志著中國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v觀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就會發現《史記》在文學發展史上的開創意義與其在史學史上的開創意義一樣偉大。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其文學貢獻超過了史學上的貢獻。如胡懷琛等人選注本《史記·序言》中認為：用真正史學眼光看，《史記》存在著不少缺點，但《史記》在文學上有三個特點：即富于感情，善于描寫，趨于自然。“《史記》既有了這三種特色，就可以知道它在文學界上的位置，比在史學界上的位置要高”。清人吳興祚在《史記論文·序》 中甚至說：“遷史即非古今之信史，其文實為古今之至文?！?/p>

要生動地反映從黃帝到漢代武帝時期幾千年中華民族的發展史，首先是要找到一個適當的載體，即合適的組織結構與藝術表現形式。尋找和創造適應一定思想內容的藝術形式是一件十分艱巨的工作，有時需要多少代人的長期積累和共同探索。傳記文學的創始人司馬遷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作為自己寫作《史記》的宗旨，通過展現中華民族在歷史時空中的發展過程，求得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他在對先秦史傳舊藝術形式加以吸收、改造的基礎上，在對中國歷史社會變革特點的深刻認識和全面把握中，創造了本紀、世家、列傳的形式，首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傳記新體制，代替了以往史著以事為綱的舊體制，以人物形象來反映中國歷史的演變，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表現出豐富的文學藝術創造性?！妒酚洝穫饔浳膶W藝術的成功，就在于表現傳記的思想內容時藝術形式達到了恰當、充分和自如的程度。

《史記》傳記文學藝術形式表現得恰當，是指傳記人物形象及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現得真實、準確而有分寸。在《史記》傳記中人物有適當的夸張，甚至某方面還進行了虛構，作者的思想感情有時也主觀偏激，但它大多不違背歷史生活的基本真實，在這一前提下，作者適度的藝術夸張、虛構以及感情的偏激，是為了更加鮮明有力地突出人物形象的本質特征和作者的思想傾向，增強藝術的感人魅力。

《史記》傳記文學藝術形式表現得充分，是指作者創造和運用了各種有效的藝術技巧與方法，把人物性格刻劃得飽滿豐厚，把感情揭示得淋漓盡致，把人物社會生活環境描述得逼真具體。如《史記》傳記注重故事情節，以人物的行動帶動情節的發展，情節脈絡清楚，環環相扣，以某人物生平為主線，用奇妙的穿插，不斷地轉換人物和場景，使情節跌宕曲折，關合自然，錯綜交織成龐大的傳記結構。傳記往往首尾相顧，卒章顯志，以“太史公曰”作結，記敘中穿插論、贊之辭，散文中偶爾雜有排偶甚至韻文。在人物形象刻畫上，重在以簡潔明快的筆觸描寫一系列事件，使人物性格在這些事件中逐步展示。人物肖象描寫一般只是粗線條白描勾勒，沒有西方文學那種冗長的靜態描述，常用點睛之筆，以小見大，突出人物的精神，使傳記人物氣韻生動，形神兼備而重于傳神。

《史記》傳記文學藝術形式表現得自如，是指作者對藝術技巧運用得比較嫻熟和得心應手，達到了一種比較自由的藝術高度。能突破編年、記言等體例的限制，從多方面、多層次來展示社會生活，比較熟練地通過人物社會背景、場面氣氛、人物之間的關系，通過人物自身的語言、表情、行為、姿態等來表現人物形象。當然，《史記》傳記文學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還受到時代藝術水平的限制，加上史著這一形式本身的限制，不能直接運用人物心理剖析的表現藝術。盡管如此，《史記》傳記文學還是能根據需要靈活運用各種藝術手法，表現不同的人物形象采取不同的藝術技法，又不拘于常法。就是同一人物的不同時期、不同場合的描述，藝術方法也常有變化，創作方法、藝術思維、形象刻畫、語言表達等方面都隨著傳記人物的變化而各有獨到之處。

《史記》更重大的文學開創意義還不在于傳記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所體現的文學與史學高度結合的文學實質。它既可以塑造一系列歷史人物形象，又可以表現中國歷史演變的過程;還可以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僅為我國開創了傳記文學體例，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次比較自覺、完整地運用典型化藝術方法塑造了各種典型性人物，為我國文學提供了塑造典型人物的成功經驗，把中國散體敘事寫人文學推向一個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