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區域學術精神與詩文風貌·中期江西:圣賢氣象與盛世文風

元代初期，江西學術與詩文經歷了大的改造，詩風文風受浙江詩文風氣的影響，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元代中期，江西學術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而元代代表性的詩風文風則在江西形成。就詩文而論，元中期的中心在江西，而江西學術和詩文的中心在撫州。宋代，這里出現了王安石、陸九淵等文化名人，鄰郡的黃庭堅對這里也有很大影響。元代江西學術，從吳澄到虞集，也都是撫州人。

元中期江西之學必須從元初的吳澄說起。吳澄是有元一代儒學宗師，從學術史說，一般認為，他的學術特點是“和會朱陸”。他既以接續朱學自任，又以闡揚陸學自任。就師承說，吳澄從程若庸得饒魯之學，又受學于程紹開。饒氏宗朱融陸，程氏以陸合朱，如此說吳澄“和會朱陸”當是沒問題了。應該說，在宋元之際的江西，學術上出現和會朱陸之勢是正常的，這是在陸學故鄉之地，天下共尊朱學之時學術的自然走勢。但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吳澄之學就是“和會朱陸”。

吳澄曾說：“余少亦好雜學。”^①在理學各派中，他是雜取各家。他的宇宙觀有取于張載又不同于張載，其人性論與張、程、朱同中有異，其認識論標舉陸學的“本心”論而不同于陸氏。另外，他又推尊邵雍，說：“先生之學，窮理盡性至命者也，孔子以來，一人而已。”^②他對鄉前輩王安石備極推崇。其他如韓愈、歐陽修等人，他也都各有所取。他對各家的批判是十分尖刻的，《吳文正集》卷四○《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批判朱學，深刻驚人，直指“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此文被王守仁《傳習錄》附《朱子晚年定論》作為附錄引去，成為反朱學的武器。吳澄直接批朱熹的言論也不少。對于陸學，他也有所批判。對于兩家門人相互攻擊，更是深惡痛絕，吳澄是以“天生豪杰之士”(《臨川先生吳公行狀》)自許的，他的愿望和追求是融會各家，開宗立派。他聲明自己對于往圣前賢之說，決不盲從，“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吳文正集》卷一《三禮敘說》)。他自認為其學問規模是可以廣納眾說的：“彼之與予同者，予固服其簡且嚴矣;其不與予同者，予敢是己之是而必人之同乎己哉!亦將因其不同而致思焉。則其同也，其不同也，皆我師也。”^③他在學問上當仁不讓的氣度，青年時代就已表現出來。據他自述：“予少時讀經書，疑其有誤字錯簡處，必博考詳訂而是正之。一日有先生長者見其一二，叱責曰：‘圣經如在天之日月，千古不易，何可改耶?汝何物小子，而僭妄如此!’”吳澄據理反駁：“先生長者不領予說，予亦不能從其言而遂止。”^④正因為如此，才形成了自有特點的草廬之學。應該說，吳澄之學，既能融會各家，又敢標新立異。

吳澄學術繼承了江西學術追求個性、敢于標新的傳統，又能融會各家，廣納百川，在融通中形成自我。這兩點優良的學術精神，對元代江西學術與詩文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他的弟子虞集正是繼承了這一精神，才在元中期文壇上，成為新文風的開創者，成為元代詩文的一代宗主。

吳澄論詩文，尚表現出江西立場，他在許多文章中批四靈、江湖而維護江西詩派，如《吳文正集》卷九《皮昭德詩序》高度贊揚了黃庭堅以后又說：“近年乃或清圓倜倘之為尚，而極詆涪翁。噫!群兒之愚爾……”虞集論文就與此不同，他提倡學唐，提倡學習陶淵明、柳宗元、韋應物，都與浙派詩人聲氣相通。

虞集在學術上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復合體：他從吳澄受朱熹、陸九淵以及張載之學，從其原籍仁壽之鄉先生及其外家學得傳統儒學和蜀中蘇氏之學，又深受道教影響。他的文學主張和文風追求，都可以在他復雜的學源中找到根據。如他主張為文應“理以命氣”，就與他對朱熹理學、張載氣學的接受有關，和他對哲學中“理”、“氣”關系的理解、認識有關;他論詩主“清”，就與道教的影響有關;他倡導“盛世之文”、“治世之音”就與他從傳統儒學中接受來的“經世致用”思想有關。而平易正大文風的形、成，“中和”詩風的形成，都與他追求“圣賢氣象”有著直接的關系。在詩學上，他接受了浙派詩歌主張和詩風追求，只是由于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在虞集等人的詩中，消去了元初浙派(如趙孟��等人)詩歌中深沉的家國身世之感，而換上了更多的雍容與平和。在散文上，虞集學蘇，與虞集同道的歐陽玄學歐，歐蘇之文復興，改變了江西文派險厲的風氣。當然，他們復興的歐蘇文風，只能是對歐蘇之文某些方面的繼承，此時所謂的歐蘇之文，其實是一種和緩平易、雍容正大的盛世之文，歐陽修文章中深刻的意蘊，蘇軾文章的意氣風發，以及社會批判精神，在他們的文章中是找不到的。當時就曾有人尖銳地指出了這一點，如劉詵在《與揭曼碩學士》一文中就說：“其為文則欲氣平辭緩，以比韓歐，不知韓歐有長江大河之壯，而觀者特見其安流; 有高山喬岳之重，而觀者不覺其聳拔。何嘗以委怯為和平，迂撓為舂容，束澀無生意、短澀無議論為收斂哉! ”可見是歐蘇文風的片面發揮。

虞集是有元一代的文宗，前人以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所謂的“元詩四大家”為元代詩文的代表，而虞集又是“四大家”的代表。今天看來，“四大家”代表不了元代詩文的最高成就，但作為元中期“盛世文風”的代表則是無可懷疑的。而這種文風突出的倡導者和代表性的實踐者則是虞集。

前人概括這種盛世文風為平易正大、紆徐雍容、涵淳茹和等，這是一種以理學為精神底蘊的文風。這種文風的追求和理學中人對 “圣賢氣象” 的追求在文化精神上是一致的。這所謂的“圣賢氣象”，表現于為人是一種精神面貌，表現于為文則成一種文章風格。可以說，虞集等人倡導并實踐的 “盛世文風”，從特定角度說，就是理學家對 “圣賢氣象” 的人格追求在文風追求中的體現。完成這一文風追求的，是元代中期江西人虞集。

人們感到了虞集為代表的元中期詩文主張，與元初北方盧摯等主平易一派的詩文主張有許多接近處，甚至有前后遙相呼應之感。其實，這種近似的原因在于，兩者之間有著學術上的同源關系。盧摯等人從舊金承接了蘇學和傳統儒學，虞集則從蜀中傳承而得蘇學和傳統儒學。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五《送趙茂元序》中，敘述了他這方面的學術淵源。

元中期江西詩文作家群體的主要人物還有揭傒斯、范梈等人，他們的詩歌主張和創作實踐與虞集接近。歐陽玄祖籍江西，生在湖南，但他既為歐陽修裔孫，以發揚歐陽修文風自任，又在江西有許多活動，與虞集為摯友，因而他在江西文風的改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也應該把他看作江西文派中的重要代表。

注釋

① 《吳文正集》卷七七《故月巖居士袁君墓碣銘》。② 《吳文正集》卷一《邵子敘錄》,又見卷一七《石晉卿易說序》。③ 《吳文正集》卷二○《周易說本序》。④ 《吳文正集》卷二一《經傳考異序》。